君王乃社稷之本，他一旦被俘或者被杀，往往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溃败。好比当年永嘉之乱，晋怀帝司马炽被刘聪所俘后，晋朝贵族开始衣冠南渡，司马睿又于建康重建王朝，史称东晋；靖康之变中，徽钦二帝被金国所俘，康王赵构南遁，于临安重整旗鼓，史称南宋。
其实明朝也有一位皇帝曾被俘虏，他就是明英宗朱祁镇。他八岁继位，以成祖皇帝为榜样，誓要荡平草原，重现大明荣光。然而英宗没有带兵打仗经验且过于听信王振等宦官的谗言，最终在土木堡被擒获。
也先携英宗趁机围攻北京，危难之际，于谦力挺郕王朱祁钰上位，率领群臣抵御外侮。原本与皇位无缘的朱祁钰，竟阴差阳错地当了八年皇帝。
客观而言，明英宗朱祁镇并非无道昏君，他自幼听着太爷爷成祖皇帝的故事长大，也想和他一样引得万国来朝。朱祁镇早年间曾三次北伐，还欲再下西洋，欲有一番作为，青史留名。可他错就错在过于信赖那帮太监，也太过于相信自己。
我们经常吹嘘明代万国来朝的盛景，但盛景背后却是“赔本赚吆喝”。各国使节前来进贡之时，往往只拿很少的贡品，但回去时都装得盆满钵满。也先是瓦剌部落的太师，他就经常以进贡的名义，诓骗大明财物。
每次只拿几十头牛羊或者一些皮毛，就从大明换回去很多金银财宝。而且，要面子的明朝，在回贡时按人头计算，来的人越多，得到的东西也就越多。也先变本加厉，最多的时候，竟然一次派了三千人来北京。
也先的算盘打得很响，如果明朝继续放纵自己，那么就能从大明国库中源源不断地攫取物资，以充实自己；若明朝减少给自己的赏赐，那也先就能以明朝无礼之名，出兵南下，袭扰明朝边境。
王振是朝中的权宦，英宗对其言听计从，很多朝中大员也都给他送过礼。王振见瓦剌得寸进尺，便劝谏英宗减少给瓦剌的赏赐。
也先率领大军逼近大明北境，劫掠边民财物，搅扰的民不聊生。彼时的英宗可谓年少万兜鍪，他刚亲政不久，那些辅政大臣们大都离世，正是其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英宗决定灭灭也先的嚣张气焰，而王振趁机拱火，让英宗御驾亲征。
王振劝英宗，古往今来有成就的帝王都是冲锋在前，比如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还有明朝太祖和成祖皇帝，若英宗想青史留名则应亲自领兵。何况，英宗亲政后一直没有建立功绩，在朝臣中没有太高的威望，正好借此机会奠定根基。
当时的英宗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血气方刚，再加上王振的“循循善诱”，他极为动心。想想自己的父亲，再想想太祖，成祖，这更加坚定了英宗的决心。
于是，英宗不顾众人劝阻，坚决要出兵北伐。
为保万全之策，英宗立了自己两岁的儿子为太子，又立了小自己一岁的弟弟郕王，也就是朱祁钰为监国。一众大臣见皇帝如此执著，便不再多说什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朱祁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他不知该如何在茫茫草原上寻找瓦剌部落的踪迹，也不知能集结多少兵力。可一腔热血的他，匆匆集结了二十万兵马，打着五十万大军的名义浩浩荡荡地往北方开去。
不论是朱祁镇还是他的心腹王振，两人都没有带兵的经验，且也不听那些将军们的劝阻。待大军行至大同附近，天降大雨，马车陷落，无法继续前进，也不能保证粮草供应。且当地尸横遍野，军心很是动摇。
此时班师还朝，而后谎称大破瓦剌军队，这是最为明智的举动。但好高骛远的王振，担心就此回京有辱皇家尊严，于是便建议绕道至蔚州，暂且休整。
蔚州是王振的老家，若让家乡父老看着皇帝陪自己回家，这是何等的风光。王振想到这里，心中不自觉地乐开了花。
但走到一半之时，王振又害怕大军过境，会踩踏父老的庄稼。待行至怀来时，王振提议原路折返。由于粮草未曾跟上，王振遂提议原地休息。
这二十万人就像猴子一般，被王振戏耍。
王振丝毫没有大局意识，他不曾想过就这样驻扎，会被瓦剌军队追上。
果不其然，未至夜半，瓦剌大军骑着高头骏马把英宗等人围困在了土木堡。明军本就士气不高，如此一来军心动摇，逃的逃，跑得跑。也先为了避免己方伤亡，假意提出议和。
也先趁明军不备，发起总攻，在土木堡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当英宗被带到他面前时，也先本想着处之而后快，他的弟弟却认为，可以利用明朝皇帝与之做交易。
于是，大明皇帝成了瓦剌部落的阶下囚。
当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北京，京城内一时间人人自危。官员、商人，纷纷将自己的财产和子女送到南京，仿佛衣冠南渡即将重现。
朝堂上也掀起了“战”和“迁”的争论，徐有贞声称夜观天象，不应抵抗，而当及早往迁都南京，很多官员对此深信不疑。百姓之间，也是流言四起。
于谦挺身而出，认为有宋朝的先例在前，断然不可轻易南迁，他正以误国之罪，惩失事之臣，阻南迁之策。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军，时值动荡之际，必须选出一个人来主持大局。
英宗倒是指定了太子，可他年龄尚小，根本不能把持朝政。让他出来当皇帝，不利于稳定军心民心。于谦找上孙太后商量道：“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
希望能让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当“代理皇帝”。
孙太后刚开始很是迟疑，毕竟自己的儿子朱祁镇还活着，如果郕王登上帝位，朱祁镇对瓦剌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再者，倘若朱祁镇能完好无损地回来，届时他不仅失去了皇位，还可能面临杀身之祸。
正在此时，文武百官掀起了一场讨伐王振同党的热潮。王振当权时，嚣张跋扈，其一众下属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如今王振已在土木堡之变中被大将樊忠斩杀，他的朋党余孽自然也该得到清算。
大臣们跪在午门外，要求孙太后出手清除王振余党。马顺是王振的同伙之一，他出来阻止时，被气愤的百官当场打死，接着又打死了王振的外甥等一干人等。
孙太后清楚，如果再不拥立新君，恐怕大明等不到瓦剌围攻，就将灰飞烟灭。在于谦和王直等一众大臣的建议下，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孙太后最终同意立郕王朱祁钰为皇。
朱祁钰这个皇帝很不好当，首先，“太上皇”朱祁镇还在世，只要他在就有随时还朝的可能，那么群臣就不会对朱祁钰完全信服。
其次，朱祁镇的生母孙太后在朝野和后宫的影响力颇为广泛，朱祁钰说话做事必须小心翼翼。
最后，土木堡一战明军损失了二十万兵员，此战的溃败也让军心有所动摇，瓦剌也先随时可能派大军包围北京。
朱祁钰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遗臭万年。
一个月后也先的大军浩浩荡荡抵达了北京西直门外，同时，他还带着太上皇朱祁镇。朱祁钰也没有带兵经验，但他知人善任，把抗敌的指挥权，全权交给兵部尚书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于谦果然为千古忠臣，危难之际，他紧急调来了山东、河南等地的兵马，又提拔了石亨等一批将才。
于谦还很注重发动群众，在他的号召下，北京城内的木土、瓦匠、石匠组成工程兵队伍，日夜加急的操练，并加紧修筑城门。
诡计多端的也先，带着英宗前往德胜门外，要求城内所有高级军官，出城列队相迎，并且拿出金银财宝，以换得英宗平安。这是一个两难的决策，如果大开城门，意味着北京城失守；如果不开城门，于谦则会被指责为无视君上。
于谦以大局为重，既派出低级官员出城与也先讨价还价，又在内部宣扬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
于谦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他把紧急抽调的22万大军悉数摆在京城9门之外，并以重兵伏设于德胜门，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准备与瓦剌军于北京城下一决死战。
待到决战当天，于谦派出了多股骑兵部队，佯装偷袭失败，而后瓦剌军队追击之际，神机营火炮齐发，打的瓦剌军丢盔弃甲。而瓦剌的增援部队在居庸关受阻，无奈之下只能北逃。
于谦又派兵追击瓦剌，以防其在沿途抢劫百姓，石亨于清风店大败瓦剌军，脱脱不花见大势已去也顺势逃跑，自此北京保卫战以明朝的胜利告终。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朱祁钰的皇帝位置得以坐稳。他终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这种味道容易让人上瘾，只要品过一口，便终生难忘。
也先贼心不死，想让明朝内部再起纷争，提出可以把朱祁镇还给大明。但朱祁镇一回来，朱祁钰的地位必定不稳。什么兄弟情，什么君臣道，在权力面前算得了什么。
但朝中的大臣们却认为，太上皇流落在外，有辱皇家尊严。于谦更是劝朱祁钰，称既然推举了朱祁钰当皇帝，即使朱祁镇回来也不会更改。朱祁钰为了避免激起群愤，只好答应了接朱祁镇回朝。
朱祁镇回京后，被朱祁钰软禁在了南宫中，严格禁止朱祁镇和外界联系，甚至还砍掉了南宫的树木，以免有人和他接触。
尽管朱祁钰能够保证自己稳坐皇位一世，可立储仍然是他心头的一块病。原先朱祁钰上位时，孙太后拟定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可朱祁钰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朱见济，能继承大统。朱祁钰已经几近疯狂，他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为此不惜废掉了自己的皇后。
朱祁钰的雷霆手段很快奏效，朝堂上反对他改储的声音愈发微弱。最终，朱祁钰废掉原先的太子朱见深，将其降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或许朱见济就没有当皇帝的命，在他当上太子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一时间，关于重新册立朱见深为太子的言论甚嚣尘上。
尤其是在景泰八年，朱祁钰一病不起之后，拥立朱见深为太子的消息更是漫天飞舞。
石亨等大将，眼见朱祁钰即将撒手人寰，且未曾指定储君，联合徐有贞，奏请孙太后，在正月十七凌晨发动夺门之变。
朱祁镇自东宫而来，徐有贞高喊：“太上皇帝复位矣”。次日，百官们在惊诧之中，向朱祁钰行了大礼。
二月初一，朱祁镇宣布废朱祁钰为郕王，十八日后，朱祁钰离奇去世。
纵观朱祁钰的一生，沉浮变幻，他心软，却又不够软；心狠，却又不够狠。如果朱祁钰当真想让自己的后世当皇帝，就应该除掉朱祁镇，不给他再留机会。
朱祁钰落寞了，于谦等一众忠臣也跟着遭了殃。
朱祁镇重登皇位，免不了会清洗朱祁钰扶植的那些大臣。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谦和王文等一帮大臣，打入大狱，而后以谋反的罪名，将于谦杀害。
于谦的所作所为，大家皆看在眼里。或许他只忠于大明江山而不忠于某个皇帝，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大明考量。朱祁镇杀于谦，是因为他匡扶朱祁钰上位且在北京保卫战中，过于无视自己的安危。
朱祁镇当然知道于谦是为了社稷考量，但不除于谦，难解其心头之恨。最终，朱祁镇因打错一仗（土木堡），杀错一人（于谦），而被很多人认为是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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