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华东野战军成立,由陈毅担任总司令、粟裕担任副总司令。作为我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1923年入党的陈毅资历十分深厚,相继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等,与毛泽东、朱德等都有很深厚的革命友谊,自然在军中也是威望颇高。
然而,1927年入党的粟裕与前者相比并没有很深厚的资历,在之前的革命斗争中也不是特别出彩的人物,之所以能成为华野统帅,全凭毛泽东慧眼识才,用一句“战役指挥交由粟裕负责”奠定了其在华野的地位。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气势汹汹地大举进攻包围中原地区。对于我军来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国军层层优势兵力中突围出去,保留作战主力的同时向延安转移。在这个紧张的大背景下,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的粟裕指挥了著名的苏中战役,以少胜多、七战七捷,极大地增长了我军的作战信心。此后,华中、山东战区统一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粟裕共同指挥的莱芜战役大获全胜,进一步稳定了山东局势,再次证明了粟裕过人的指挥才能。
然而,由前新四军、八路军部队以及华中、山东野战军组成的华野中不乏许多“老资格”的存在,比如红军时期就是军长级别干部的许世友、宋时轮、王建安等,以及在抗战时期任115师参谋长的陈士榘。因此,许多人结合陈、粟密不可分,就认为粟裕之所以能镇住这些老前辈,靠的都是陈毅的威望和长久以来的支持。这其实是个错误的观点,也是对“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错误解读。
首先不可否认,陈毅对粟裕在华野中建立威信是有一定帮助的,是粟裕良师益友一般的存在。然而,这也是建立在陈毅对粟裕确实十分欣赏、中央亦对粟裕十分重用的基础之上的,更何况即便帮助粟裕十分必要,陈毅也通常只是点到为止,真正使“老资格”们心悦诚服的还是粟裕本人。
1948年豫东战役前,华东野战军为了统一军心、整顿纪律特意举行了一场干部会议。朱德、陈毅两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亲自到场,针对当时军中一些士兵将领不听指挥、骄悍待人的现象作出了严肃批评、整顿。这一系列举措无疑为粟裕树立了威望,但这只是“口服”。在战争年代,获胜才是硬道理。豫东战役作为粟裕的经典之笔,其中展现出的过人的指挥才能和大局观才是真正使得华野上下打心底里服气的开始。
豫东战役伊始,粟裕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导权:佯攻诱敌,避开敌方优势的邱兵团、出敌不意攻打开封,再次吸引蒋军调援。出于对敌军各大将领作战心理、风格习惯的出色掌控,在敌军重兵围攻的情况下粟裕一举围歼区兵团的同时,硬是没让援军邱、黄兵团越过雷池。
战役后期,蒋军六大兵团围攻的情况下,粟裕为了突出重围痛击黄百韬兵团,使其丧失斗志、放弃尾随;甚至到最后撤出战斗时,华野在这一战中迅猛彪悍的表现竟让蒋军不寒而栗、无人敢贸然行动。这种忌惮的情绪直到济南战役时还萦绕在国军心头,以至于后来围攻济南时徐州地区国军根本不敢北上援助。可以说,这场恶战大获全胜,粟裕不仅打服了敌军,更打服了华野上下。
第二点,也是最具反驳力的一点,那就是陈毅和粟裕不在一起指挥的时间远远多于在一起指挥、共事的时间。陈毅没有在华野中的时候,粟裕依然出色的完成了对各大战役的指挥,并且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战果,其中就包括了上文刚刚提到的豫东战役。
解放战争中陈毅与粟裕共事的时间只有山东和华中战区合并、华野正式成立前后大约一年的时间。1948年初,陈毅以华野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城南庄会议,此后就被安排了中原军区重建工作的新任务,实际上是与华野总司令工作告别了。
上文提到过的豫东战役前的干部会议,陈毅也只是作为之前的老司令亲自到场整顿纪律,但只是名义上保留了一个华野统帅的身份。至于华东野战军的司令问题,中央曾让粟裕接手陈毅原来的职位,但粟裕本着低调谦恭的为人原则坚持推辞,最终担任的是代司令兼代政委的职位,与陈毅原职还是区别开了的。但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华野在1948年就由粟裕接手了,且自此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粟裕、陈毅二人再没有共同指挥作战过。
从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粟裕都是以代双首长的身份独立指挥、管理着整个华野上下,屡建战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我军解放战争中的奇迹。因此,粟裕坐镇华野全靠陈毅支持的说法本就是荒谬、绝对而片面的,更不能解释“陈不离粟,粟不离陈”。
实际上,陈毅对粟裕才能十分欣赏的同时,也愿意让贤,将指挥的舞台交给有才能的后辈,且在必要的时候力挺声援。陈毅不仅主动向中央推荐粟裕负责军事指挥,还在一封电报中列出我党最杰出的军事家名单中他提到粟裕,可以说是对粟裕极力支持。
而对粟裕来说,他不仅尊重、感激陈毅,更是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殷切希望,成为了一代名将,威震四方。陈、粟二人,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华野的成就和辉煌,必然离不开粟裕决胜千里的指挥才能,但也离不开陈毅的支持和帮助,是两人共同的荣耀。
第三点,无论是管理军队还是指挥作战,针对领导干部提出争论和不同意见都是十分常见的。如果人人都对自己的意见藏着掖着,那反而会使得最后的作战计划不全面,同时各种问题堆积,也容易发展成大矛盾。因此,有话直说实在正常。然而,这种不同的声音却被许多人误解为“镇不住”“没威信”,其实是错误地放大了在军队领导管理过程中的正常问题,甚至是有心地进行歪曲。
一些人提到粟裕管理华野“镇不住”,首当其冲会想到的例子就是宋时轮、许世友在济南战役作战部署一事上公然“反对”粟裕。然而,如果一一分析来看,不仅这算不上是“不服”,粟裕也用自己的方式很好地处理了问题和矛盾。
济南战役前的一次重大作战会议上,粟裕正在作攻城打援的作战部署,一向抢当主力的十纵司令员宋时轮却公开地大声反对道:“我们十纵之前损失已经够严重了,如果不能补充弹药人员,这仗我们打不了!”
此言一出,四下哗然。粟裕当即对这番扰乱军心、不负责任的话作了严肃的批评,宋时轮却索性直接离场,火药味十足。本文开头提到过,宋时轮在红军时期就是军长级别的干部,又是黄埔军校出身,十分看重排资论辈。因此许多人猜测,宋时轮突然发这么大火是否是因为对后来居上的粟裕不服?
然而,宋时轮的火气并不无道理,至少重点不在不服粟裕上面。正如他本人所说,在豫东战役前期打援的作战中,十纵被任命在桃林岗村阻击邱清泉兵团。邱兵团作为蒋军五大主力中的王牌兵团,火力、军械都是一等一的好,十纵虽成功完成阻击任务、还获得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誉,但在轰击之下也是伤亡惨重,此次却又被任命为攻城部队。再加之先前有一次替华野指挥部“背锅”的经历,宋时轮终于爆发了自己的不满。
中央听说此事之后,毛泽东将宋时轮撤职处分,为整顿军纪也为粟裕立威。然而,粟裕却考虑到宋时轮指挥下的十纵是必不可少的作战主力,且宋时轮此时心头有火也是情有可原,便主动前去劝说他自我检讨、投入战斗。在之后的济南战役中,宋时轮果然立下大功,攻克济南城、俘虏王耀武。可以说,粟裕是十分冷静且善于用人的将领,宋时轮也不是单纯为了资历而发难的。
再来看许世友。作为抗战名将,许世友不仅战功赫赫,个性也十分鲜明,十分善打硬仗。同样是济南战役作战部署的问题,粟裕主张攻城打援并重,而许世友则主张集中兵力,一举攻下济南城,避免拖延战局。两人的意见各有道理,互不相让,最终只能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定下兼采两人主张的“攻济打援”战略,并任许世友为攻城战的指挥,粟裕则仍负责全军指挥任务。
这样一来,既能发挥许世友在攻城方面的独到见解,对阵同是悍将的敌军将领王耀武,又能让粟裕兼顾全局。因此,很多时候战略部署上的意见相左是基于对作战策略的不同考虑,我们对此应该理性看待,而非无限放大“服不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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