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十四字”的魔力，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14字介绍?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14字介绍
4. “十四字”的魔力
以前“学习治天下”的等级制国家体制，主要靠“十四字”的“人话”，而不是“鬼话”、“神话”支撑。二者才是让中国的智识精英无论怎么难，也一再哄着娃娃当皇帝的最强有力的现实理论依据。
“十四字”究竟具有何等“魔力”呢？
首先，它符合人人眼见为实的社会表象，令读书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治人”，劳动者只能心安理得地“治于人”。而且十年寒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闯出个官做，其中表现的心志之坚韧，毅力之强悍，节操之高洁，比浑汗如雨、劳筋脱骨的体力劳动更凸显“人类意志”的光芒四射。这就为等级制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全民信服的普遍心理基础，由此形成一系列政治、经济、宗法、教育、文化等制度，合成“大一统”的治国理政系统。
其次，它用“智识”装潢了“动物性”和“人性”的门面，隐蔽了二者的差异，同时贬低、掩盖了真实的“人的价值”及价值创造，为智识阶层合理、合法、合规，世世代代地巧取豪夺劳动者创造的成果打开了“暗门”。
人类原本就是动物，通过“心生相应”，将别的动植物及客观物体的价值融入本性，提升自己的价值。其融入价值的一方面漫长体会就是：占据“食物链”的顶端或上层，恣意夺取别人、它物的价值，据为己有，远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创造价值来得容易，还能赢得竞争优势，支持自己及后代更衣食无忧、趾高气扬地生存并发展。
两性动物都有繁殖、繁衍的本能。这在人类身上体现为“性爱”与“传承”需求。因此个人一旦赢得尊位，积累了财富，必然想方设法传给后代，以保障家族兴旺，血脉绵延，香火旺盛。
殊不知，这些都是“动物性”的延续，而非“人性”的发扬。所以我们扒拉历史，随处可见的是，越是趴在“食物链”顶端饕餮一切的人，其子孙后代堕落、退化得越快；如果再读书读傻了，“人性”没长进，“动物性”还削弱了，随即被其他“掠食者”灭门、灭族，吞噬得骨头渣子都不剩。
越往后，“庶民的胜利”越普遍，因为生产力一直进化劳动者的“人性”——其中一以贯穿的，就是“人性”进步的人及其体力劳动，改造客观事物和环境创造的价值，支撑个人、家庭、家族乃至社会的发展，而非人类“动物性”的发作与狂癫。
基于“动物性”、“人性”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互动地演化，人类的“智识”可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体力劳动衍生的，如制作、改进生产工具，原材料生产相关的农、林、牧、副、渔业知识，生产工艺、技术等。二类是协调生产关系的，如商品交换、商务合作、文化教育、生产管理知识等。两者相辅相成，都属于“人性的智识”。
服务于人杀人、人吃人、人抢人的“智识”，严格说不属于“人类智识”，而是“反人类智识”。但人类的“动物性”行为，促生防御或进攻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促进特定范围人类群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智识”。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暗暗地贯彻在前两类“人性的智识”中，服务于少部分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地夺取大部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很难区分，我们姑且把它们归于第三类“人性的智识”。
本来，各人类群体的“动物性”、“人性”混同在一起，共同与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互动发展，从而滋养出浓荫密布的“智识森林”。个人在其中野蛮抗争，文明生长。“十四个字”依照人群的不同，把这片“智识森林”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并无限抬高读书人的部分，彻底贬低劳动者的部分。
读书人的“智识”，在“动物性”的驱使下，暗暗地在双方扎根的土壤深处疏通无数条暗流，窃取劳动者的“智识营养”。长此以往，他们的森林越长越茂盛。劳动者的，越长越萎靡，最后退化成了遍地杂草，满目荒凉。若不是劳动者的“人性”顽强抗争、持续进步，加上总有一些“人性”未泯的智识精英竭力堵漏，这套系统就不是“周期律”地改朝换代，早就彻底崩溃了。
其三，它在实际实施中，逐步从贵族垄断知识，优化为不管氏、庶，都自幼启蒙，十年寒窗，终生科考。如此培养出的一茬茬知识分子，若非金榜题名，基本百无一用。无论当官、遭贬斥，致仕，或名落孙山，妻、嫂不待见，他们早在“成人”阶段，心理就丧失“独立”，彻底“依赖”家天下的政权，成为一姓家奴，甘当世袭贵族与劳动阶层社会矛盾激化的“缓冲剂”。
以君主为代表的世袭贵族，则自始至终以全天下读书人的模范自居，出入大家风范，进退名门风度，通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悄悄表露下心迹、透出点口风、使两下眼色，自有“家奴”照他们的旨意打点一切：有功自居之，犯过下担之。皇权、贵族等级世袭制，因此具备了天经地义的现实实践依据。
5. 孟子是个“妈宝男”
不可否认，“十四字”提出，是社会发展、“人类智识”飞跃的体现。孟子在《滕文公章句上》中，驳斥许行的观点，之所以振振有词，落地有声，主要基于社会分工已经十分细化的现实。
既然有的人种地，有的人渔猎，有的人经商，有的人从事手工业，有的人不劳而获吃闲饭、享富贵，必然需要有人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治国理政。要求“贤者”务必和劳动者同耕、同工，同衣、同食，扎堆作息，已经不合时宜。
且不说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区分、生活习惯的差异、劳动方式的迥别，共同语言的隔阂，已经令社会产生了阶级、阶层、圈子等难以调和的分化，单是想象一下“滕君”与许行在一起锄地累了，躺垄头休息，被许行打呼噜震得睡不着，下午忘记了发布奖励农耕的敕令，结果隔天被许行一锄头刨在脚后跟上，仨月下不来床，就知道许行的观点已经out战国时代了。
书本知识，首先是前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经验的迭代总结。学好了它，再应用于生产与社会实践，无论自己动手，还是指挥别人干活，都能把前人的经验，聚焦在当下特定时空的节点，集中发挥出来，产生如浓缩铀裂变的效能。
但是，以上只是社会分工的合理性、进步性的依据。如果据此认为，“贤者”治国理政，只需会用人、治人，扯虎皮，画大饼，而不必亲自参与体力劳动、社会实践，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那就论据片面，论证牵强，论点失当了。
孟子在《滕文公章句上》中举例：尧帝选拔舜全面治理国家，舜派遣益火烧草木驱逐飞禽走兽，任用大禹治水，天下就太平无事、其乐融融了。但孟子没说的是，大禹治水之前，尧帝曾用鲧治水九年，劳民伤财而无功——倘若尧帝亲自参与治水，积累些相应知识，洞悉些洪水泛滥的规律，再选贤任能，就不至于犯下这等大错，耽误民生这么长时间。
后来，伟人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明：“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所以，即使“劳心”、“劳力”分工明确，治国理政也不等于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体力劳动，不仅是劳动者的专业，也是执政者的实践和必修课。
另外，如果以“十四字”加社会分工的现实为依据，认为学子的启蒙教育、成长教育，只需学好书本知识，无需参与体力劳动，那就不仅扯远，直接扯蛋了。
体力劳动创造价值，是“人性”的根本；以体力劳动创造价值，改造客观事物与环境，是“人的价值”的根本体现。无论什么时代，个人成长的什么阶段，“人性”提升，也不能把这“根”丢掉。完全脱离体力劳动的书本知识学习，培养出来的学子，只是“人性”虚伪，“动物性”疲软，徒有其表的“假道学”、“真奴才”；或者“人性”单薄，“动物性”爆棚，人面兽心的“半兽人”。
孟子原本就是一个随母亲到处搬家、只会读书的“妈宝男”。在《滕文公章句上》中，他强势批判许行的观点，武断地认定“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而把儒家标定的“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当做“人性”的根本，强加于信服并宣传许行观点的陈相，这是以己之“智识”，“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鲁颂》言，译为：攻击北方的戎狄，惩罚南方的荆舒）”式侵占别人“智识”，典型的披着“人性”外衣的“动物性”言行。
孟子没认识到的是，体力劳动不仅能生产衣、食、住、行所需，还能体现“人的价值”，为个人赢得尊重，孕生感情。体力劳动协作竞争，能加深人与人的相互理解，促进“同情”与“共情”，并进一步创造真、善、美，崇仰与博爱等——所有这些，在人们“饱食、暖衣、逸居”的物质基础之上，由执政者加以正确引导，次第提升，就能稳步实现。
“民人”之所以吃饱喝足之后，如孟子所说“逸居而无教”，主要因为三点：一是生产力不够发达，自耕农、手工业者各自劳作，缺乏协作竞争的驱动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就感。二是贵族垄断知识，实行愚民政策，不肯普及文化教育，长劳动者的“智识”。三是劳动者家无余粮，心里发慌，终日劳作，没条件“有教”……
之乎者也、舞文弄墨，峨冠博带、知书达礼，出入有序、进退有据，只是“人性”的表象。孟子把执政者“劫掠”后轻易装扮的教养优势，捧为读书人“劳心”、“治人”的天经，把百姓被“劫掠”得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无教”弱点，当成劳动者理应“劳力”、“治于人”的地义——借用半句网络流行语评判正合适：“真是醉了”！
不干活，不屑干活，不能通过体力劳动体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自以为多读了几本书，记住了几个高大上的人伦概念，便看不起体力劳动和劳动者，将之贬低至“无教”的可鄙地位，踩着他们的头发衬高自家那点儿学问；硬性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侵夺天下学子的“智识”，以捧脚执政者的香火，还无时无刻不挥舞仁、义、礼的大纛——便是孟子及其徒子徒孙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干的最不仁、不义、无礼，是非不分、羞恶不明、辞让错位的事。
其以一家之言，划定标准，侵夺天下学子“智识”的行为，尽管穿着诗书礼仪的“衣冠”，恰是人之“动物性”的直白体现。这正好迎合了执政者“动物性”劫掠劳动者身心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天择”，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试图愚弄天下人千世、万世，直到永远。
其结果，便是前面提到的，天下学子启蒙教育、成长教育的“格物，致知”，偏执于书本知识而非体力劳动，一旦学有所成，便是一姓家奴；即使为官、为相，除了少数对体力劳动深有体味和经历的，基本属于“外行领导内行”。
而且，脱离体力劳动的儒家伦理道德、修身养性的书本知识，缺失“人性”体验与经验的实质内涵，如墙上芦苇、河间竹笋，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极易被“动物性”这根“弦”拨弄，服务于“食物链”似的人抢人、人吃人、人杀人。从此，中国历史上，皇帝轮流坐，朝代如走马灯似更迭，纸上谈兵、清谈误国、假仁假义、苛政似虎、赋敛如蛇的智识官僚一代又一代层出不穷，拥塞朝堂，祸国殃民。
1991年，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奖发表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的演讲中，认为“格物，致知”的意思是“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并指出：“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
曾子被曲解，墨子被抹除，孟子入庙堂。千年以后，尽管“理学”集前代儒家思想之大成，进一步扬弃了“天人感应说”的神秘主义成分，但对于“劳心”、“劳力”阶级划分的红线，从不触碰。毕竟，曾、孟、程、朱等儒学大家，本身就是“劳心者”的典范。
直到明朝中叶，阳明先生创立“心学”，提出“知行合一”，并具体阐述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也就是“知”和“行”齐头并进，才大举扭转了天下学子的启蒙教育、成长教育先“知”后“行”的趋势——阳明先生之所以被后世推崇为可与孔子比肩的“两个半圣人”之一，应主要归功于此。
不过，“心学”的“行”，以“良知”为出发点，涵盖面很广：事君，听君父的话办事；事父，孝敬父母；信友，对朋友守信；仁民，当官为民做主——都是。据此理解，它与曾子首倡、墨子躬行的“格物”，基本相当于俩概念，与体力劳动的关联性极弱。
“心学”怎么“格物”呢？丁肇中先生在同次演讲中这样描述：“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阳明先生把“啃书”和“行良”的先后顺序打破了，像和泥、揉面似地混成一团，便把中国的人文思想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可惜，势所必然，他也没触碰“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阶级划分红线，重新定义“人的价值”。
综上所述，“十四字”涉及“人的价值”如何养成、体现并界定的根本问题。扩而大之，其阐释结论直接决定社会阶层首要划分是根据“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是所有人统统参与体力劳动、生产实践，再根据各人创造的价值、改造现实的成果来划分的问题。
自先秦至今，天下学子的启蒙教育、成长教育，偏离体力劳动越来越远。先“啃书”，再考试，中举做官后再“外行领导内行”，但普遍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中不了百无一用；搞不好便像范进那样：“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深刻指明人与普通动物本质区别的是导师马、恩；彻底颠覆“十四字”传统的是伟人领导的共产党人，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只是，时至今日，“学习治天下”的体制依然顽固，并枉顾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偏执于“智识”极端异化，深刻左右我们的行、思、念想——尽管其教学相长的内容和形式已经与时俱进，十分现代化，但是其“脱离体力劳动；先学习，再实践”的程序及“推崇脑力劳动，忽视体力劳动”的内核并未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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