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月报君采访了海飞、斯继东、房伟、黄咏梅、文清丽、王威廉、朱辉、李凤群、秦岭、老藤、甫跃辉、卢一萍十二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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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请您介绍一下最近读过的某本书。
老藤：最近在重读《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前读过，有点囫囵吞枣，这次是细读慢读，读出了一点滋味。我在《刀兵过》里也写了类似的故事，有人做了比较，我便又从书架里抽出这部经典之作来重读。
秦岭：重读美国学者戴维·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在我看来，文学的思考与判断多半来自对社会心理的拿捏。缺此一项，纵然生活万般，也是雾里看花。
李凤群：《邻人之妻》，“新新闻主义”之父盖伊·特立斯历经九年完成。这本书是多个叙事角度交错的环形结构，以性爱视角极为震憾却又相当严肃地展现美国性解放的进程。作家沉迷于细节，洞若观火，保持精妙的若即若离，以此描摹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变迁，使我感受到非虚构的强大感染力。
朱辉：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杨玲译），这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长篇小说。主题相对集中，关于爱与死亡；篇幅不长，但历史的光亮照进了致密的生活，令人感佩。
王威廉：刚刚读完两本前辈师长的书。余华的随笔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用小说描写的细节来思考人性，而不是从某种假定的人性来思考文学细节。还有李敬泽的散文集《会饮记》，当身体只能给空间留下一些点状痕迹，是出窍的灵魂南征北战，完成了对空间的统一大业。
文清丽：最近重读《脂砚斋全评石头记》，发现了过去从未注意到的许多神妙之处，方悟曹雪芹是如何把事件或人物提升到好小说高度的。由此，又读了《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真真好书，只恨读得太晚。
房伟：最近在读史景迁的《大汗之国》。这本书类似让-诺埃尔•罗伯特的《从罗马到中国》，都是讲述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人遭遇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体验”。史景迁将文学的想象力与史学的严谨相结合，展示了历史独特的魅力。
海飞：《海上警察百年印象（1843—1949）》，上海市公安局史志办编。上海第一部记述近代警察历史的专著，时间跨度为上海开埠至新中国成立，涉及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租界巡捕房、清政府巡警总局、民国警察机构、日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直至新中国人民公安机关创建。这样的专著读来别有一种小说不能给予的快感，它让我深吸那个历史时期的气息，见识那个历史时期的人世。近段时间对警察生出浓厚兴趣，觉得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有许多故事，更主要的，是我可能会写一部警察题材的小说。
斯继东：今年计划好好读的书是《金瓶梅》，因为去年读了《红楼梦》，上半身和下半身嘛。读至三十多回却被打断，然后整个就乱了。期间看了不少与方言有关的书，从《简明吴方言词典》到《越谚》，到《嵊州方言词典》。Kindle上点开的是鲁迅的《故事新编》，床头放的是《知堂文集》，奈保尔去世翻出了《米格尔大街》重读，去意大利带的是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买一堆新书，又翻看起了讲花木栽培的《花经》，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甚至还有《潘金莲的饺子》什么的。不时有出版社或朋友赠书，大多是翻一翻，也有不小心从头读至尾的，像王咸的《去海拉尔》、张忌的《出家》。一个作家一本书一年都看不完，怎么辩解都像笑话。当然，也可以将这视作现代人生存状态的一个隐喻。
Q：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甫跃辉：最近主要在写一部长篇。其实也不能说是最近了，应该说“最近”五六年都在写这部长篇。计划中也就十五六万字，但一直写不完，有时候我都觉得，这部我一直想写的长篇是写不完了。同时，在这磨磨蹭蹭写长篇的过程中，我还在写一组散文，是给《文汇报》“笔会”副刊上的一个专栏“云边路”写的。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写散文，每篇三四千字，现在已经写了差不多二十万字。这些短文写起来很轻松，让我在艰苦、焦灼、无望的长篇写作过程中，感觉到写作真是件挺愉快的事。这些散文写的大多是我的老家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的事。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写老家。每个人都有个老家，老家对写作者或许意味着更多。“云边路”的写作，让我意识到，老家原来有这么多值得我书写的东西。同时，也让我感觉到责任重大，那是多么壮美的土地啊，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字。
卢一萍：我正在为一部描写我故乡米仓山的长篇小说做准备，收集素材，设想其中的人物，以及我想要使用的叙述语调。
老藤：刚刚出版了一部表现乡村精准扶贫生活的长篇小说《战国红》，发表在《中国作家》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一部向脱贫攻坚一线驻村干部致敬的小说，有很多十六年前我在辽西挂职工作的体验。战国红是产自辽西的一种珍贵玛瑙，看到它会令人联想到“血化碧”的典故。书中一位马上就要退休的扶贫干部因车祸不幸牺牲，村民在安葬他的时候，意外地挖出了战国红。
秦岭：刚完成长篇“非虚构”作品《走出“心震”带》，这是一部关注中国社会心理危机、心理疾病的书，以地震、爆炸、暴恐袭击、投毒、自杀、泥石流等灾难为背景，侧重介绍心理专家对灾后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患者实施心理干预的情况。它是我的灾难题材小说集《透明的废墟》的补充，也是我又一小说领域创作的开始。
李凤群：我的手头正在创作一部中篇。我过去给人的印象是一直在写乡土小说，一直在写中国故事，这次我一改我以往的风格，尝试写在国外的中国女性之生存与蜕变。多年的储备化为素材，探索到另一种创作风格，仿佛意外之财降临。
朱辉：一年来，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岁枯荣》《紫霞湖》《如梦令》和《调笑令》。我长期书写凡俗的生活，最近，我想把短篇小说写得“虚”一点，由“贴地飞行”变为“低空飞行”。
王威廉：我刚刚写完一部小长篇，断断续续写了四五年。倒不是自己勤奋得不得了，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我写下的很多关于未来的设定，都实现了，只能不断修改。
黄咏梅：正在写一部小长篇，暂定名为《滴水观音》，主要是写都市女性的。
房伟：正在写一部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中篇小说。里面包含我的青春记忆和最沉痛的心灵感悟。
海飞：我刚刚完成小说《锦衣英雄·风尘里》。我一直钟情谍战小说，但这次构建的是一个古代谍战世界。故事发生在万历二十八年。我参考大量史料，反复推敲，力图展现其时锦衣卫、丰臣秀吉残余势力、邪教黑帮组织、明军各派系的斗争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
斯继东：写了一个老年题材的短篇，叫《禁指》，讲一个从大城市还乡的老古琴师和一个农村保姆的故事。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挺有风险，两头都是陷阱：一头是“雅”，古琴嘛，风雅，高蹈，不食人间烟火；另一头是“俗”，你横加个保姆，任谁都会起八卦心。但我以为，写小说就是走窄门，就是在刀背藏身、刀锋上历险。反媚俗还得反媚雅。雅并不是你以为的雅，俗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俗。无论如何，小说家谈自己的小说总像在吹牛。
Q：开始小说创作的动力或者灵感来源于哪里？
卢一萍：来自我自身的经历。从1998年到2008年，我曾在西部漫游；我在军队工作过二十七年，遇到和听说过不少有意思的事。这些事埋在心底，但在某一天，它会萌芽、生长，长成一篇小说。
朱辉：其实一直想写就会一直有的写。作家的心思是一个湖泊，里面有无数的鱼，钩甩出去，基本不会放空。这个钩可能是一句话、一条新闻，或者一段音乐。
海飞：我一直以为小说创作的动力首先来自于倾诉的需求。那时我会特别想要把脑袋里装着的故事表达出来。我也一直以为灵感是长期沉浸的一种结果，沉浸是一种很重要的写作驱动力。只有完全地、入魔式地沉浸到情节中，想象的花朵才能次第开放，道路才能豁然开朗。灵感无非是花开瞬间，无非是突然看到桃花源，无非是发生在专注与沉浸中的必然的化学反应。
王威廉：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我生活其中，看到了太多不能理解的事物，包括自己，我尝试着用小说去处理这种理解。
房伟：我对历史叙事感兴趣，同时，我的创作动力也来自多年在国企的生活体验。
斯继东：朋友讲的故事，现实中碰到的哪个人，某本书里的一段文字，都有可能成全一篇小说。当我对之感兴趣时，它一定是触及了我内心的某个点，但它成为一个小说还是不够的，至少现在的我会选择等待。我得养着它，让它跟我其他的念头一起在脑子里转动、翻滚。它会膨胀，会生长，还会跟别的念头发生化学反应。当他频频现身，让我忍无可忍时，我便可以动笔摆脱它了。
文清丽：我体会灵感就藏在某处，必须有个东西来点燃它。或一个人、一幅画、一句话、一个梦。有时一篇文章还没读完，就想动笔写了。
Q：到目前为止，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卢一萍：应该是长篇小说《白山》。我曾在西北边关采访半年时间，积累了很多素材，但很多年来，都没有找到使用它们的方式——也就是怎样使这些素材通过我的创作，具有文学性。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一个人如果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血红蛋白会发生变异，导致皮肤变蓝。我想，我笔下的主人公凌五斗如果成为一名蓝色的士兵，这个人物形象应该是独特的，心中顿时豁然，那些素材也就一下活了。
秦岭：短篇小说《杀威棒》。它表达了一个小意思：与其反思打扮过的历史，不如反思自己，因为今天可能被明天打扮。
王威廉：我无法说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但我可以说对自己的一些作品的某几个片段感到满意。在语境中，灵感迸发，好的片段如雪落下，给了我信心。
房伟：2018年在《收获》上发表的小说《“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
海飞：《干掉杜民》。十多年前的一部小说了。我特别喜爱主人公：一个冷静而酷的青年地主，着长衫，巡行于南方小镇的街巷和乡村的阡陌间。泥土、河流和植物的气息一直环绕在他身边。在他所居住的死气沉沉的大瓦房里，人生像黑白电影一样一格格转动，最后停留在那段旧光阴里。他斗败了乡村流氓的典型代表杜民。他无所事事，他就像我们一位脸色白净的先人。我觉得在这部小说里，我尽己所能传达了一种虚构的真实，以及像画家作画一般的美好心态，以及那种美妙的构图。
Q：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情？
甫跃辉：对作者来说，作品不仅仅是作品本身，也意味着作品外的一段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中篇小说《收获日》是有着很特殊的感情的。这是篇将近六万字的中篇，收在集子《散佚的族谱》里。写这篇小说时，我在复旦读本科，用的是和同学合买的台式机。写到两万多字时，电脑坏了，怎么弄也弄不好，我想着到复旦南区附近的电脑市场修，找了几个要好的同学，没一个有空。没找到趁手的工具，只能徒手搬了主机出门。上海的夏天真够热的，走在去电脑市场的那段路上，我在想，人总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哪怕他有很多朋友。人总会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忽然丧失掉已经得到的东西。后来，电脑修好了，数据没法恢复，我又忘了备份，小说只能从头再写。
老藤：长篇小说《刀兵过》。这是一部以辽河口绿苇红滩为背景，展现近代以来东北百年历史的小说，小说写了一对父子乡贤在一个叫九里的村庄明德弘道、彰善化俗的故事。对这部作品之所以有特殊感情，是出版社出单行本时，因为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把百年历史截去了三十年，有的读者读后感觉意犹未尽，希望接着出下部或第二卷，所以感觉总有一副担子压在肩上。
秦岭：我对收入小说集《幻想症》的短篇小说有“特殊的感情”，比如基于对乡村物质发展与文明沦陷的思考，有了《天上的后窗口》和《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基于战争裹挟下农民命运的迥异，有了《幻想症》和《寻找》；基于乡村道德、宗族、亲情的割裂与救赎，有了《吼水》和《一路同行》。生活的颜色司空见惯，但我的观察聚焦在调色板，以及色差变异的来路。
李凤群：《大江边》。我三十二岁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差不多写了六年。小说讲述一个农民家族四代人的生生死死。这部小说用尽了我所有的故乡记忆。而且，坦诚地说，有的小说是对元气的超速度耗损。这部作品掏空了我，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没有题材可写了，但是完成这部小说之后，世界变得更加开阔，关于故乡，一层又一层真相浮出水面。仿佛山穷水尽，实则柳暗花明。
朱辉：长篇小说《白驹》。不是因为它涉及我的家族史，也不是因为它是我唯一得奖的长篇，而是突如其来的盗窃案凑了热闹。我才写了一万字，那天想开车回家，却发现车窗被砸了，车里的笔记本电脑被偷了。报案、做笔录、采指纹，一直忙到深夜。我沮丧至极，但在绝望中又生出一股“夯劲”，连夜把已写的一万字回忆了出来。两个意外：一是盗贼居然被抓到了，他们租了车子一路作案，被抓时后备箱有七八台电脑；二是回忆出的一万字，跟找回来的文本长得不像，是兄弟，而非双胞胎，自己看了都觉得好笑。
文清丽：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姑姑艳传》。小说是围绕我的家乡写的。黄土高原上的草木庄稼，风土人情，在时代变革中，渐渐凋落或消失。写作是替无法记录自己生活的人来记述，使终将消逝的生命留下痕迹。我希望用我的笔把渐渐远去的家乡永远保存下来，一件农具，听一折戏的现场，甚至院墙上一个个听戏的小脑袋，我都没忽视。因为只有这些地域特质的东西，才是滋养我主人公血肉与骨架的不可替代的景观。
黄咏梅：短篇小说《负一层》。那时刚开始写小说，还在报社上班，每天断断续续地写，写得牵肠挂肚。记得有天下午报社开例会，我心里、脑里全都是这篇小说，压根儿没心思听会，最终溜会打车回家写。因为住得远，一般下班我会坐集体班车回家，但为写这篇小说我打了好多次车。很怀念那时写作的冲动，就像跟恋人约会一样，痛苦又甜蜜，急切又深沉。
房伟：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英雄时代》，我的长篇处女作，有很多个人化的情感记忆。
海飞：《向延安》。2011年春天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影视公司给我安排的小屋里昏天黑地地写剧本，同时，《向延安》的写作时断时续着。事实上，那时《向延安》已签约，总编不停催稿。白天写剧本，夜晚写小说，两种体裁和方向，像开关一样往复揿动。头发来不及剪，胡子拉碴，犹如困兽。小说完成，我传给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徐则臣，则臣兄同时传给了李敬泽老师。李老师用一个晚上看完整部小说，红笔从头批到尾，看到回传的稿件，我震惊、感动不已。按照李老师的意见，我细细修改了一遍。这部小说几乎同步刊发和出版，获得了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我至今犹记写这部小说的累。幸好那时年轻。
Q：在您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最喜爱的主人公是哪一位？
老藤：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当时读了这部小说，安娜的立体形象就出现在脑海里，后来看了改编的同名电影，觉得银幕上的形象与我脑海里的形象相差很大，我脑海里的安娜雍容华贵、情感复杂，一颦一笑都是独一无二的。托尔斯泰不愧是大师，塑造的人物会活在读者心中。
王威廉：我难忘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一个小人物，叫萨皮纳。她是个不怎么漂亮的小寡妇，和克里斯朵夫有段恋情。因为是中学时候读的，不知道为什么，总忘不了这个人。当然，跟小
寡妇这种身份没有半点关系。
房伟：《黄金时代》的王二。
秦岭：《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政治才能与文化因子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黄咏梅：通常是，喜欢的作品里的主人公都往往令人遗憾，基于此，只挑喜爱的主人公的话，我选《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先生。
海飞：福贵。我觉得福贵就是老家丹桂房村一位村民，曾经的地主，后来颠沛流离的游民，最后归于尘土。《活着》让我无数次地思考人生和人性，思考文学所能带来的光亮和温暖。福贵赶着牛行进在田间地头，他的家珍，以及替他死去的龙二，还有他夭亡的孩子们……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福贵。
Q：您是否有固定的私人写作习惯？
卢一萍：只要在家，我每天早上大多七点起床，先打开电脑，然后洗漱、吃早餐，再然后就在电脑前坐着，有时会写数百字，有时电脑屏幕会一片空白。我写了小说会放一段时间，这期间我会不时修改，给杂志社前，我会朗读一遍。默读和读出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朗读需要叙述语调的和谐与准确。
老藤：有。我喜欢凌晨早起写作，写兴奋了，正好去单位上班；晚上看完央视《新闻联播》后也写，但一般不超过十一点，怕入戏太深影响睡眠。
王威廉：我总是想写完手头这篇，就好好休息几天，一个字也不写。但总是没完没了，就像是那头笨驴，追着那束挂在眼前的青菜，不堪其扰。但对学徒来说，还得学着把屁股坐稳再说。
文清丽：没有。办公室里，家里，只要想写，我都会安静地坐下来，一气呵成。我的床头放一本笔记本，晚上睡觉前、看书时，忽然想起新近写的一部小说的某个细节或人物形象需要补充，便在本子上记下来。创作中长篇，我都会把故事列个提纲，好像盖房子先画草图，然后就可以安心精细地设计它了。如果没有这个草图，我会吃睡不香。当然，跟草图比，写成的东西大多都面目全非，可我还是每次都画这样一幅草图。
黄咏梅：习惯在午后写作，写到黄昏。喜欢轻轻地单曲循环一首歌写作，权当背景音乐。
房伟：我不喜欢写作的束缚感。有感觉就使劲写，没感觉就使劲读，去干各种事，直到感觉再来。
海飞：我的白天从中午开始。每天下午我仍会小睡片刻，然后处理杂事和阅读。每天晚上是我真正的写作时间，大概会从晚上十点持续到凌晨三点。在辽阔长夜，安心，安静，写作特有效率。我的写作习惯几乎从不更改，即便出差，即便夜间十二点在陌生的城市回到酒店，仍然会打开电脑写作。哪怕一个晚上只写两三百字，我也觉得是一种美好而庄重的仪式。它是我生活的一个首要部分。
斯继东：我特别佩服那些每天能坐下来固定写几个小时或几百几千字的同行。对写作我有洁癖，如果脑子里有鸡零狗碎的事烦着，我便无法进入状态。可凡俗之人哪逃得过鸡零狗碎啊？“绍兴班子大排场”，我的产量总是很低。
Q：您认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吗？
甫跃辉：我们会问：数学家、物理学家、画家、歌唱家可不可以培养？似乎不会问。但经常听到人们问作家能不能培养。在我看来，任何“家”都不能培养，但各种技术是可以教授的，可以让习练者少走一些弯路。这几年很多高校开设了文学写作专业，也是为了教授一些基本的写作技艺。至于能不能成“作家”，那得看自己了，正如那句古话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秦岭：因人而异。在拥有同等才华、阅历的条件下，有足够社会敏感性的作者容易被点石成金，否则只能对牛弹琴。
王威廉：是可以培养的。如果我们把作家这个行当当作一个广义的职业，培养反而是极为必要的。一个会写作的人，不仅仅是善于修辞，他代表一种对于世界和自我的观察和理解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人们从事任何事情。但如果是狭义的作家，尤其是一等一的顶尖作家，那肯定是无法培养的，也是不需要培养的。因为那样的作家在十几亿人口里边最多也不会超过一百人。
黄咏梅：会写作的作家是可以培养的，但能写出优秀作品的作家是不太可能培养出的。
房伟：作家可以训练和激发，但不能培养。培养出来的作家，缺乏野生的元气和力量。每个成功作家都是自我心灵与时代的遇合，又都是时代的逆子。
海飞：作家可以培养，好作家不可以。
斯继东：每个人的一生写出来都是一部长篇小说。因为个体的唯一性，谁都有成为作家的潜质。就像卡夫卡说的，“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人都有表达的天性，恋爱的时候谁不是诗人？也许你也曾是文学青年，只是不自知而已，而我们的记忆都有选择性屏蔽。当然，把写作当作一种志业，这个过程则要复杂得多。时间就像个筛子，在一遍遍的考量甄别中，越来越多的人离局了。许多个偶然叠加在一起就成了貌似的必然。
Q：在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甫跃辉：最重要的是对现实和人性复杂性的认知吧。比如不会动辄笼统地说，现在的农村都很萧条，只剩下老人小孩；比如不会草率地评价身边的某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卢一萍：对世界怀有悲悯，对文本能进行持续地、勇敢地探索。
老藤：责任。我可能是一个保守型的作家，很看重作家的责任感，所以我不会玩文学，只能敬畏文学。曹丕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有点拔高，但也不无道理。有人写的小说不敢给自己的太太、女儿看，说明什么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
秦岭：作家的本土文化立场先于才华和技术，因为审美习惯“十里不同天”。
朱辉：诚实和才华。
王威廉：独特性。好作品不是均匀的网眼筛出来的，好作品往往会拒绝通过筛孔，因为旁逸斜出的独特性让好作品变得不规则，一不留神还会刺伤触及的事物。
文清丽：创造。
黄咏梅：才华。作品里闪现的那些神来之笔，远比那些夸夸其谈、讲出一套套写作理念或技巧等道理的人，更让我珍视。
房伟：最看重一个作家的文体能力。提供新鲜的文体感，是成为一个大作家的基础。
斯继东：诚实。
Q：请描述一下您与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关系？
甫跃辉：我在上海生活十六年了，再有三年，就和我生活在老家云南保山的时间一样久了。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在上海生活的时间，会远远超过在保山生活的时间。但对上海和保山，我的情感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不是简单地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对我来说，上海和保山同样重要。保山，让我对天地人世建立起最基本的认知；上海，让我对现代文明有了切身的体会。在保山，在施甸，在汉村，我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是紧密关联的。而在上海呢，总让我感觉到一种疏离感。这“疏离感”不是坏事，会让我更清醒地观察这个世界，体察自己的内心。
卢一萍：我喜欢成都这座城市。因为在这座城市的公园里，有许多白首相牵的老人。但我落户在新疆哈密。因为我在新疆生活过二十余年，我的写作也大多是以新疆为背景的，所以我希望用这种方式与它产生一种不离不弃的关系。我每年都会回哈密小住。成都庞大繁茂，哈密偏远荒芜，它们是世界的两极。但在我心里，它们都是世界的中心。
秦岭：我生活的天津交织着近代史的回声与碎影，这让我这个西北人和它的关系更加恍惚不明。我工作的单位在原法国租界，我的独立书房“观海庐”在原意大利租界，中间是中国式的古老海河。
李凤群：我从小生活在一座小岛上，这座小岛非常封闭，只能靠种棉花和小麦度日。我十三岁就开始写作，我憎恶这座小岛，我渴望靠写诗和小说向外部世界发出呼喊——这是最初的创作动力；离开这座小岛之后，我开始不停地回想它，它成了远方和记忆，变得浪漫、亲切。最初的灵感来自于我对故乡的重新审视。后来它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文清丽：我很喜欢北京，喜欢它的庄严阔大，喜欢它的厚重和摩登。出差回来走在大街上，发现只有在这座城市我才可以左右腾挪，恣意舒展。对了，我是个出生在乡村的孩子，野惯了。
房伟：我是山东人，现供职于苏州大学，算是“北人南渡”。我喜欢古典苏州的细致优雅，也喜欢现代苏州的开放进取。我希望能将北方的慷慨任侠与阔大雄奇，融入到那些小桥流水、青石小巷的南方历史体验之中。
斯继东：我现在工作在绍兴，家还安在嵊州。嵊州是绍兴的一个县，两地车程一个小时多一点。我每周都上演双城记，周一来，周五回，这个族类被嵊州人戏称为“绍兴四夜”（方言与绍兴“绍兴师爷”同音）。嗯，我现在跟绍兴还是有点貌合神离，听着是不是又像一个隐喻？
Q：是否有一部文学作品，曾让您感叹：如果它是由我所写该有多好？
卢一萍：《红楼梦》。
李凤群：波拉尼奥的《2666》，它让我真心折服。它庞大、繁杂、波澜壮阔、泥沙俱下，野心勃勃又细致入微；它显示了史诗、荒凉、冷漠、极端的勇气及能量；它重新定义了长篇小说。
朱辉：其实有不少，但我现在想说的是金庸的《笑傲江湖》。因为小说真的不错，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卖，拍影视剧，好多俊男美女来演绎。
王威廉：经典之作往往会让我感叹：居然那样写。平庸之作又让我犯嘀咕：怎么这么写。跟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就更警惕了：不能再这么写了。所以没有这种“由我所写该多好”的感叹。
文清丽：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我读了不下五遍，爱不释手。喜欢它的精微、诗意、深情，以及作家设置的无数个迷宫般的圈套。卡思边镇的一个理发师，出场不到二百字，纳博科夫竟写了一个月，可见其深爱笔下的每个人物。细节的真实与逻辑的虚假奇特巧妙地结合在这部小说中，使它像海市蜃楼一样，极真、极幻、极美！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此生足矣。
黄咏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因为相比马尔克斯其他小说，这部稍微接近我个人能力一些，其他只能望洋兴叹。
房伟：井上靖的小说《敦煌》。
Q：您如何看待小说与“非虚构文学”的关系？
甫跃辉：“非虚构文学”是近年的一个新说法，但非虚构文学并非新生事物，历史上一直有非虚构文学的存在，而且占据着文学版图上非常重要的位置。小说和非虚构各司其职，说不上谁高谁低。有时候，两种文体也会交叉，比如《史记》，在非虚构的大厦里，是嵌进了很多虚构的砖瓦的。
卢一萍：我的“虚构”大多来自“非虚构”，也就是我当年所写的那些报告文学。我采访了大量的人，去了很多地方，我当时在军队，那是我接触现实的途径。我有很多采访资料都没能用完，最后，它们有一部分变成了“虚构”作品。
王威廉：差别太大了。小说是虚构的，我们在虚构的情境里边让虚构的人物行动起来；但是“非虚构文学”显然是要面对实际存在的事物。所以我以散文来处理这类事物。
房伟：二者并不冲突，但也并非界限分明，关键看侧重点在哪里。
Q：您心目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各自文体的特点是什么？
老藤：我认为三种文体的区别主要在于表现人物的数量和小说的结构上，尤其是结构，是高楼大厦还是别墅平房，结构上区别很大，尤其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结构不对，即使写够了长篇的文字，其实还是个大中篇。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短篇小说应该是编辑过的短视频或微电影，中篇小说是一部小电影或纪录片，长篇小说就是部年代剧或电视连续剧。
王威廉：短篇小说要有境界，中篇小说要有好故事，长篇小说要足够驳杂。这样说完我自己都感到简单粗暴。
房伟：短篇小说要简洁，像刀子，不管是横截面，还是一种状态，要在短时间内给人最大冲击——思想的或情感的。中篇小说要舒展，像奏鸣曲，在适宜的篇幅之中隐现各种声音的协奏，表现对世界的理解和感动。长篇小说要阔大，像森林，气象万千，变化多端，难以捉摸，无论粗鄙或优雅，都隐含强大的时代氛围感。长篇小说要塑造新鲜的世界观。
Q：除了写作之外，您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老藤：画画。我从小喜欢画画，很可惜少时生活环境和条件有限，求师无门、求学无路，只好把心里要画的东西写出来，这便是最初的文学缘起。
秦岭：绘画和作曲。少时无师可承，只好野笔信涂，听雨吟曲，自得其乐。
李凤群：我少年时代认真地学习过缝纫技术。我在服装厂工作过两年，我为自己设计过服装。我现在还有一台价值三百美元的电动缝纫机，我用它改做和缝纫衣服。它带来的轻松和愉悦可以缓解写作的高度紧张和焦虑。
朱辉：破案。不是福尔摩斯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式。我对复杂巧妙的事物，包括工业产品充满好奇。
王威廉：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是在小学毕业留言册上。问我除了学习，希望拥有哪种才华。我填的应该是气功或特异功能。曾经是无知，今天是现实——别的才华即便有也没有精力使用了。
文清丽：我希望当个画家，把眼中之物全画在纸上，用绚丽的油彩来诠释眼中的世界。那定是幸福的事。可在现实中，我的画连小孩都不如。
黄咏梅：除了写作之外，我希望自己是位音乐家，因为除了阅读、写作，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希望自己会很多种乐器，会唱歌、谱曲。
Q：请向读者推荐几本您心目中的理想小说。
李凤群：《弗兰德公路》《沉默》《英国病人》《好人难寻》《长日将尽》《熊镇》《大波》《在细雨中呼喊》等。
朱辉：《百年孤独》《聊斋志异》，还有博尔赫斯和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
黄咏梅：《米格尔街》《在细雨中呼喊》《逃离》《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佩德罗·巴拉莫》《谁带回了杜伦迪娜》《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汪曾祺小说全集》《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其实还有很多。
房伟：施耐庵《水浒传》、黑塞《彼得•卡门青》、井上靖《敦煌》、舒尔茨《鳄鱼街》、格拉斯《铁皮鼓》、杜拉斯《情人》、布扎蒂《鞑靼人沙漠》、王小波《黄金时代》、福楼拜《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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