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潮、客族群转换中，较多情况是客家人转化为潮汕人，但调查也发现潮汕人转化为客家人的情况，饶平新丰陂墩村余氏提供了潮汕人客家化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潮汕人和客家人分属两个不同的族群，历史上曾有一定对立情绪，并且潮汕人和客家人均比较认可自身族群身份，这导致潮、客族群转换并不十分容易；另一方面，潮汕人占据潮汕平原地区，靠近海洋，较具地理优势，立足于经济因素，客家人更易被潮汕人同化。潮汕人变成客家人的例子较少，潮汕人必需深入到客家人真正强势地区——或者说“核心聚集地”，才有可能客家化。
关键词：潮客关系；客家人；潮汕人；族群转换
韩江三河坝
潮客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注意的问题之一，客家学者和潮汕学者均关注到潮汕地区的“半山客”族群，即受潮汕人影响的客家人。针对潮客关系的族群转换问题，学者们更多注意到客家人的潮汕化，而潮汕人转化为客家人却较少注意。诚如宋德剑指出的，“华南汉族三大族群——客家、潮汕与广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历史学、人为学等多学科的关注，并取得不小的成就，然而检阅以往的研究，不难发现，对华南族群的研究似乎存在这样一个缺陷：注重研究族群的历史源流、文化习俗、宗教、语言等等，而对于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则重视不够。”[1]本文先叙述相关学术史，接着探讨转化为客家人的原潮汕人的移入地区，以及原潮汕人的移出区域，在此基础上，对于迁移原因及族群转换等因素进行分析。
一、潮汕人客家化的相关学术史
饶宗颐作为客家祖的潮汕人，很早就注意到潮汕人的客家化，他有一段十分精彩论述：
客家、福老同为中原遗族，因迁入路线不同，故成为二系。然客语、福老语中其属于通语者，则雷同极伙，虽因同来自中州，且经赣、闽多所接触故也。福老、客家以语言、礼俗为区别。其原操福老语者，移入客区则为客家；反之，客家人入居福老语地区，其受同化亦然。百侯萧氏与潮阳同祖萧洵，今则纯为客家矣。松口饶氏、大埔杨氏迁往海阳不五、六代，而子孙不复操客语，亦为福老矣。大埔氏族中，其原为福老迁入者亦不少，如大麻何氏、古源郭氏自潮安来，三河蒲氏自潮安塘湖来，高陂谢氏自潮安隆都来，三河戴氏自归湖来（其详见《大埔志》氏族）。[①]
韩师黄挺注意到潮汕人的客家化，该文“重点以潮汕地区的例子，从民间信仰、饮食习俗、建筑文化等方面，探讨两个族群文化混融的现象。”［2］1但有关于潮汕人的客家化，他举出例子却是在台湾：
清代移居台湾的潮州人，多聚居在今天的高雄一带，其中不乏原籍海阳、潮阳、揭阳者。高雄的地名，也因此“多存潮惠名号”，例如潮州厝、潮州寮、潮州庄、揭阳庄、揭阳溪、寓潮埔等。但是，50多的前，当饶宗颐教授亲莅台湾考察时，发现“高雄潮州（镇）一带居民，几纯操客语，而操‘汕头’话者极少”。原来移民一这里的讲潮州话（汕头话）的族群，由于政治的原因，大约多数已经融入“客家人”群体中了。[2]2—3
客家民居
中大周大鸣重点考察了丰顺县的潮客族群，提出潮客族群认同三种模式，其一是潮汕族群客家化：
留隍镇富足村的魏姓，从潮州迁至留隍后井，据《潮州魏氏家谱》记载，留隍后井魏姓始祖新可公因明末涉及魏忠贤案故“与兄弟新和公携眷属身背十一世祖德盛公神主从潮安江东逃至后井他乡定居。”后来因为魏姓有公尝田在富足村，于是派了两兄弟来此管理、耕种。在此开基约有9代，120左右，因为周围全为刘姓客家人，长期与其通婚，于是逐渐从潮州人演变为客家人。［3] 17
客家学者谢重光较多注意到福建福佬人的客家化，包括潮汕人的福佬化：
至于福佬人融入客家人中，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存在。……再如抗日战争期间，不少潮汕人流落到闽西，定居下来，至今也早已融入客家人中了。当年笔者父母就收养了一位来自广东潮安的女孩，是闽西土话说谓的“福佬嬷”，后来嫁到武平县中堡乡，现已年近七十，只会讲客家话，不会讲福佬话，不管是自我认同还是社会认同，都完完全全是客家人了。这是当代福佬人融为客家人的事例。[4]
谢重光在《福建客家》中还提及，“明中叶后，却有大批的闽、粤客家人迁入赣南及赣中、赣北、赣西各地，形成一股客家人倒迁入赣的潮流”[5]132，其中的一种情况是明郑旧部降清后被安插于兴国、赣县等处屯田：
以这种方式入迁的客家，在南赣较为典型。当然，明郑旧部也有不少闽南和潮汕的福佬人，他们到赣南屯田后，有的保持了自己的方言和习俗，赣县和兴国至今尚有若干闽南方言点，有的则与客家人融合，日久被同化为客家人了。[5]135
总体上，对于潮汕人的客家化，潮客学者均注意到，但很难发现系统研究成果。就笔者所见论文和专著，周大鸣对三种模式之一的潮汕族群客家化进行一定探讨，并提出若干个案，是较为详细的，周大鸣的研究针对丰顺和蕉岭地方，但对潮汕人客家化的论述仍然着墨有限。
客家民居
二、潮汕人客家化的相关现象
“从一个姓氏宗族的历史状况来看，族群自我认同通常包含着这样和个因素：共同的体质特征，或者说血缘特征，我们称之为文化渊源或族源；共同的语言以及共同的神明信仰与习俗等共同文化事象。”[6] 196—197对于族群而言，其特征离不开民俗、语言、文化、心理等，是否以客家话或潮汕话为主是区分客家人或潮汕人的重要标准。陈春声则提出：“只要认真研读《客家史料汇篇》引用的各种族谱的资料，自然不难发现，客家作为一个‘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7]37 以上是判断族群的根据，当然也是划分潮汕人或客家人的参考。黄挺提到一种情况：
丰顺县汤南镇罗氏家族，根据他们自己的族谱记载，罗氏的祖先是从福建莆田移居潮州，再辗转移移最后定居汤南的。这种关于祖先迁移路线的历史记忆，本身就具有“潮州人”的族群特色，而且，汤南人直到现在依然使用潮州话，也有“我是潮州人的”的自我认同。但是，在一般人甚至在学界中间，大概因为居住地域的缘故，很多人将汤南人的族群身份锁定为“客家人”。[2]3
真实情况是，丰顺汤南镇罗氏先祖确实是客家人，但后来已经福佬化，故不能当成客家人来看了。[②]本文讨论的潮汕人客家化，至少必须是讲客家话的，并且自身在心理认同客家文化。经笔者解，在潮、客交接地过渡地带如丰顺、普宁、揭东、潮阳、饶平和潮安，潮汕人不易转化成客家人。
梅州市除了丰顺县外，其他都是纯客区。丰顺县总人口约62万，居民主要操客家话，但部分地区也讲潮州话，其中汤南镇和留隍镇则主要讲潮州话。丰顺县城汤坑老城区的东门、西门、南北、北门和四市一带会说潮、客两种方言。这些村落是由原先以潮汕方言为母语的村落，在漫长的交流接触后，习得了客家方言，县潮汕方言有消退的趋势。[③]上述这种情况，可视为潮汕人客家化的过程，但还没有真正客家化。
上面举出饶宗颐的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转化为客家人的潮汕人的移出区域，包括：来自百侯萧氏与潮阳同祖萧洵，如大麻何氏、古源郭氏自潮安来，三河蒲氏自潮安塘湖来，高陂谢氏自潮安隆都来，三河戴氏自归湖来。如此看来，移入客家地区，为客家人同化的潮汕人有来自潮阳、潮安的。从地图看，除了潮阳外，上述地方属韩江流域，和韩江有较密切关系。
调查发现，潮汕人客家化的地区，往往是客家人经济、文化相对强势的地方，对移入潮汕人有较强吸力，现以大埔百侯为例说明之：
百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镇。位于广东省大埔县东部，距县城11公城，全镇以一个约20平方公里的盆地为中心，包括周围的丘陵山地共有面积97平方公里，发源于福建南靖县象湖山的韩江主要支流之一的梅潭河从盆地中间川流而过。下辖侯南、侯北、曹鲇、南山、白罗、横乾、曲滩、帽山、苏姑坪、旧寨里、软桥、新乐、武塘共14个行政村，285个村民小组，3.1万多人口。[8]
潮汕民居
事实上，潮汕人大批移入客家人聚集地并不少见，由于韩江商业性质，历史上大批潮汕商人长期居住在兴宁、梅县、大埔、丰顺和福建汀州的韩江地带。清初，“在迁界令之下，韩江下游的民众被安插到中上游山区定居，如澄海县在康熙三年（1664）奉旨裁撤，县民全都被安插到程乡县。”潮汕地区历来有“大埔无潮，澄海无客”的说法，这么多讲福佬话的人群，被安插到讲客家话人群聚居的韩江中上游山区居住，无疑对当地的族类关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7]9 《大埔县姓氏录》明确记载：大埔银江车上松柏坑陈姓来自饶平黄岗，现传至第21世，有216人；大埔西河东方田寮下陈姓，来自汕头澄海，现传至第3代，有10人。[9]100—111饶平黄冈（有时写成“黄岗”）和汕头澄海为福佬人聚居区，移出的这批福佬人应该客家化。“又，三河西门墩陈氏族谱载，宏裕公，于南宋末年，由福州福清县迁饶平县城溪尾为一世。传至十二世大兜公迁汇城西门墩为始祖，后裔有迁大留等地。”[9]107 这一支来源可能是福佬。再以谢姓为例，大埔谢姓约7000人，其中：湖寮新寨塔上坪，由潮州市南门迁入，现传至3代，17人；新寮新寨菜组，由澄海迁入，现传至3代，12人；百侯侯南体育场，由潮州北门迁入，现传至3代，5人；三河梓里下田子，澄海迁入，现传至几世不详，1人；高陂陂寨谢屋，由潮州隆都迁入，现传至19世，130人；高陂黄塘，由澄海外砂新溪迁入，现传至3代，7人；高陂乌槎司前，由澄海外砂迁入，现传至3代，5人。[10]
而1943年潮汕发生灾荒，也有相当数量的潮汕人逃荒到梅州、汀州和赣州等客家人聚居地，至今仍有一些当年的逃荒潮汕老人生活着。可惜的是，学者们虽然注意到相当数量潮汕人移入粤东、赣南和闽西客家聚居区，却没能深入说明这批移入潮汕人的客家化问题。今天兴宁有大批潮汕人后代，主要源于抗战时期的逃荒，而兴宁被认为是纯客家县——人口绝大部分为客家人，这样看来，兴宁出现较多潮汕人的客家化，而兴宁仍是梅州人口大县，也是资源相对优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以下引自《梅州日报》：
追溯历史，进入兴宁创业、扎根落户的潮汕商人可谓是较早的“移民”。随后，便是潮汕人以亲串亲、以友相助，或三五成群或举家老少北徙兴宁，其中大量涌入是在1939年至1943年间。这一期间，正是日寇猖狂侵华、潮汕沦陷、风声鹤唳、百姓流离的岁月，不少群众惶然不知所措，扶老携幼四处逃散，挣扎在生死线上。梅州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成为不少难民的暂避之地。其中，从汕头、潮州、揭阳、潮阳、普宁等地徒步迁往兴宁的潮汕难民达5万多人，这是兴宁历史上接纳外来人口最多的一次，当时在兴城的潮汕人口占兴城人口的60%，超过了兴城本地人口。
……
战后，部分潮汕人留了下来，成为新“兴宁人”，这批移民的籍贯遍及潮汕八邑。据不完全统计，现旅居兴宁的潮汕籍人及其子女有8万多人。时至今日，逢年过节，不少潮汕民众还会来到兴宁走亲戚、到会馆朝拜，会馆至今仍是维系两地民众情感的“精神桥梁”。[11]
1949年后，潮汕人到客区的也很多。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张跃飞先生回忆：1969年底，他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父母所在的单位因为战备疏散需要，要搬迁到外地去“三支援”（城市支援农村、支援山区、支援三线建设，也有说第三项说成是支援落后边远地区）。“三支援”后来无疾而终，一些本应搬迁的单位逃过了一劫，可先后有数批多家企业搬迁到不同的地方，周边的有饶平黄冈、揭西河婆和陆丰等，远的到韶关或江西省，仅他的父母的单位所属的两家工厂就有300余员工，加上家属上千人。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来大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返回了都市，可也有很少一部分，还有他们中的有些子女，因各种原因留在了当地，成了真正的移民。[④]如上述的揭西河婆是客家人聚地，韶关和江西省也多有客家地区的。
潮汕民居
三、饶平新丰陂墩村余氏：潮汕人客家化的案例
饶平县新丰镇九村的陂墩村居民现在使用客家方言。该村只有二百人左右，据该村老人讲，他们是在明朝时期从饶平黄冈迁移至九村定居的，以前讲潮汕话，已在此居住了几百年。由于周围的村落全是讲客家话，加之该村人口少，在相互的交流之中不断受讲客家话居民的影响，原先陂墩村民所讲的潮汕话也逐渐被客家话所取代。[⑤]
笔者虽然是饶平人，却极少听说饶平县境内有潮汕人的客家化，陂墩村是笔者发现的一个特殊案例。黄冈距离海边约十公里，为是现在的县城，位于平原地带，国道三二四线和黄冈河经过，自然条件优越。这批移入陂墩村的潮汕人先祖，当年可能是避倭寇之乱。从地图上看，陂墩村经过的有X001县道，北部连接大埔县的光德镇，南部连接饶平县新丰镇，刚好在饶平、大埔两县的交界之处，又是山区深处，确实在历史上十分封闭。
陂墩村的开基祖余瑢为余英第七世孫。余英是黄冈大姓余氏的开基祖，是螟蛉子，本不姓余，元至正年间进士，授广东封川县节度判官，后辞官归乡，居黃冈，其墓很大，在饶平县联饶镇。余英的先祖又追溯至北宋名臣余靖公，曾为工部尚书，余靖公的孙子嗣光公乃伯庄公之子，“受荫士为潮州司户”[12]91。余英在饶平地方是重要人物，但《大埔县志》也有余英人物专条，“英原为清远都人，后迁居黄冈（今饶平县黄冈镇），及两处分属大埔、饶平两县，其裔孙遂为饶平人。”[13] 坡墩村还是革命老区，在民国期间产生余登仁等一批烈士。查《饶平客家姓氏渊源》相关记载：
饶平黄冈余氏开基：
姓祖余英公字文英号节翁。生于宋保估五年，登元进士第授封州节度判官……
六世祖暄号恒斋公。娶陈氏，生子四：长禹、次琙、三珊、四瑢。
六世祖阿老号垣斋公。娶郑氏无子，以兄暄之四子名瑢为嗣。迁往饶平九村陂墩。
陂墩开祖名瑢号懒云公，改名罗十六公。子孙为纪念上代，于陂墩建立祠堂。故曰：祖德泽孔长，下邳发迹，源从江右，传发黄冈，绍节度之绩，开陂墩之乡。抚传云斋，枝叶流芳，广承产业，建立祠堂。名曰：《敦睦堂》。祠堂里面有多幅木雕匾联：
敦一本源流，行由邳郡，后衍久兴，欣祖德重辉，江右无忘江夏。
睦千年族谊，派自三饶，分来九村，卜孙枝又叠茁，强家即可强邦。[12]93—94
关于余氏从黄冈入迁九村的原因，据称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因官吏横征暴敛，黄冈六世祖被迫逃难到九村，为陂墩村余氏开基祖，迄今经历约四百多年。”[12]9
《饶平客家姓氏渊源》还载余氏敦睦堂陂墩开基祖情况：“始祖瑢号懒云公，改名罗十六公。公葬于陂墩猪咬岗尾。陈氏妈葬于箭竹窠。生子名均。”而陂墩余氏自始祖至八世祖情况情楚，其中的六世祖余敦义生了五子，其中大儿子余吉士、二儿子余美含外出台湾。[12]94
总之，饶平黄冈余氏一支移至客家人聚居区并客家化，确实是一个特殊例子。余瑢为何改名罗十六公？估计他成为客家人的养子或赘婿。但移居陂墩村的余氏分支出处仍然十分清楚，体现了潮汕人地方宗族意识的顽强。“作为社会组织形态，潮州沿海的宗族在迁海过程中迫于国家权力而解体。作为社会观念形态，宗族并没有被离析各方的宗族精英忘却。”[14]
潮汕妹子
四、视角之一：潮、客融合的困难
潮汕人和客家人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历史上曾有一定对立情绪，导致族群转换并十分不易。在潮汕地区，虽然没有近代粤西南连续近百年的“土客械斗”，但也有过类似明清鼎革之际刘公显的“九军之乱”。“九军”起事之蓝田、霖田二都，在揭阳县西部，历来为讲客家话的人群聚居之地。“九军之乱”实际上成为两个不同方言人群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规模特大的械斗。[7]7而笔者在调查潮、客族群融合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客家人对于本族群身份较潮汕人更敏感，仍坚持所谓“客家人血统的纯正性”，这些可能和历史上的创伤和冲突有关。
由于在偏僻的山区，过去客家人同犹太人一样，是禁止与异族通婚的，甚至禁止与同是汉族的其他民系通婚。这一戒律在不少大迁徙的民族中都是有的。这是长期迁徙的恶劣环境及生存状况下为了自保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戒律，约定俗成，甚至表现出异常的严酷。[15]
客家问题的出现从某种程度而言实际上也是因客家与周边族群的矛盾冲突所致，民国时期，客家人在当时各种杂志报刊上被一些非客家人士（主要是广府人）冠之以“不开化的蛮族”等蔑称。“20世纪90年代，客家学界对闽粤赣客家人的文化进行区分时也发现闽粤赣三地客家人的族群意识，以广东、福建客家为强，赣南为淡，个中原委都是客家与周边广府、潮汕等族群冲突互动的结果。”[16]
再看看潮汕人情况，司徒尚纪指出，“特别是作为一个从外地迁入族群，面对种种困难，需要团结协作，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对于外出谋生，更需要各种地缘、族缘、亲缘等关系，相互关照，才能在异地立足和发展。所以福佬人，尤其是潮汕人具有一种比广府人、客家人更坚强的凝聚力和共同对外的心态。”[17]318
总体看，潮汕族群和客家族群均对本族群的身份比较认同，有研究者分析丰顺留隍镇西北角的溪北村后发现，以许姓为代表的福佬人与易、蔡、张、罗等姓组成的客家族群联合体，通过激烈斗争，互动较量，在有助于各自族群区分内外、促进内部团结的同时加强了对各自所属族群的认同。[18]对于本族群的认同导致族群转化的困难，在溪北村，虽然许姓是惟一福佬族群，其和其他客家族群的分界泾渭分明。解放前的蕉岭新铺镇，也出现潮汕族群和客家族群独立发展的泾渭分明情况，这和潮汕人在新铺镇的经济强势有关。［3］16
即使在称为“世界客都”的客家人大本营梅州，移入的潮汕人也不会轻易被同化，《梅州日报》曾载文当地有一个“潮人村”，移入潮汕人仍表现出强烈的潮汕族群意识，例如说潮汕话、组织潮汕会馆、建立潮式善堂、信仰大峰祖师等：
现今的梅城江北梅兴路一带，是老梅城的西郊。解放前是潮州人种菜的地方，人们俗称“潮人村”。当地有一个潮州会馆，现改为“乐善堂”……
查阅乐善堂提供的资料和梅县文史资料，西郊潮人村的历史，可上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大逃荒。1943年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适逢这年的春夏期间百日无雨，粤东赤地千里，潮汕平原闹饥荒，很多人从日寇占领区里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当时的梅县是个小山城，城区人口约4万人，一下子来了一千多户人家2万多逃难的潮汕人，占了本城人口的二分之一。为了生存，有好些潮汕小男孩只好卖给当地人做儿子，适龄姑娘嫁给当地客家人为妻。这些难民来到梅城种菜的居多，他们把潮汕种菜技术引进当地，菜品质好量大，销路也好。人在他乡，亲帮亲，穷帮穷，其时自然形成了潮汕会馆。参加会馆的潮汕人中，有工商户、菜农、工人、挑夫，全部都是穷苦的老百姓。
……
经与几位老人交谈后得知，这些居住在梅州的潮汕人，在家讲潮汕话，在外讲客家话。这些潮汕人在梅州娶客家人女子为妻，传子继孙，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在异乡建设自己的家园。[19]
客家族群和潮汕族群的接触，也是客家文化圈与福佬文化圈的接触。基于民系在岭南分布地理格局，客家文化圈与福佬文化圈接触的空间尺度和密切程度，在总体上仅次于广府文化圈的接触关系。按两者分布的特点，其文化接触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锋面接触、环形接触和切线接触。[17]377—379 潮汕地区的潮、客接触以锋面接触为主，也有环形接触。环形接触形成了所谓的方言岛，如汕头市潮阳区的雷岭、红场客家方言岛，上举的梅州“潮人村”也当属这种情况，这正是潮汕族群意识强烈，不易客家化的表现，环形接触解释为：
在广东这种接触存在两种空间关系。一是在饶丰线以北地区，福佬文化板块或小岛被客家文化包围，形成福佬文化外缘与客家文化内缘构成的环形接触，如丰顺县南部潮州话流行地区，即被客家方言区环绕，形成环形接触。二是在饶丰线以南，许多客家人聚落又被福佬人聚落包围，形成客家文化圈外缘与福佬文化圈内缘接触，这同样是一种环形接触。[17]379
客家妹子
五、视角之二：潮、客融合以福佬化为强势
以上是福佬、客家独立存在的情况，族群转化固然不易，能发生融合情况又是如何？发现两者的融合中，福佬人的客家化很少，而大量例子是客家人的福佬化。
当两个强弱不同民系经由通商交易、通婚与教育而进行长期的接触与互动后，将出现不同民系间在语言与行为方面的同质化，最后终于落入一个弱势民系被强势民系所同化的宿命，美其名为“族群融合”，实际上则是弱势族群逐渐失去其母语或母文化的资产，甚至永远消失在该社会中。[20]
清代中期之后，潮客族群的相处还是比较和谐的。尽管如此，在潮汕人和客家人的接触地区，潮汕人相对表现强势，客家人转化为潮汕人为主要趋势。以丰顺留隍九河村客家人的福佬化为例：
该地的大姓郑氏宗族的原居地布新为一典型客家地区，布新位于丰良镇的西北部，距离镇政府15公里，与梅县的水车、径义、梅南接壤，山地广布，交通十分闭塞，族人主要从事封闭的农耕生活。该村现在无论从方言、建筑、风俗、信仰等诸方面都保持着浓厚的客家文化气息，当属客家文化区。而郑姓迁到九河后，却完全改变了其固有的客家文化属性而归属于福佬文化圈，语言、建筑、风俗、信仰都福佬化了。郑氏宗族发生的这种文化变迁，主要是族群互动的结果。族群互动的原因归结为通婚圈的变化和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6] 184
研究者“认为九河郑氏宗族的这种族群认同异化和宗族文化变迁，其原因除了移民与当地人力量对比悬殊之外，主要在于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通婚圈的变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潮汕人口的内迁，其中又以经济因素最具决定性。” [6] 15 周大鸣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粤东丰区的族群关系体现出多种模式，然而在长期共生共长过程中，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两种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互动变迁，某些习俗逐渐发生交融混化，而且由于地缘、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原来一直占有优势的客家文化受到潮汕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而呈现出客家文化有不断萎缩，潮汕文化则日益扩大之态势。这在潮客文化混杂区的前沿地带的留隍、汤南镇等地表现得尤为明显。［3] 17
笔者曾在梅州市丰顺县汤南镇的种玊上围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当地居民为罗姓所居，其先祖理应是客家人，即属于“潮汕人客家祖”，近代太平天国名将奋王罗大纲的祖籍地也位于该村。太平天国将领多为客家人，罗大纲时代的种玊上围应还是客家人居住。但今天的种玊上围的居民已经是潮汕化了。
种玊上围所在的汤南镇新楼村地势平坦，处于汤坑平原，全村占地面积1.89公顷，繁衍裔孙近二万人。语言以潮汕话为主，兼通客家话，是著名的华侨之乡和温泉之乡。新楼村民风淳朴，风俗习惯与潮汕地区相似，有十五岁“出花园”、游神（潮汕人称“营老爷”）、看潮剧、锣鼓班、标旗队等。[⑥]
在丰顺、普宁、揭东、潮阳、饶平和潮安等潮客交界地区，基本情况是客家人不断被同化，福佬文化较占优势。如在饶平县城——三饶城郊南联村福佬人聚居地区，发现一座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的八角（八卦）形土楼黄氏“道韵楼”。现居民操潮语，同潮俗，但却认同自己的祖先是自福建宁化石壁经汀州来饶平的客家人。可见他们是被福佬同化的客家人。[21]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福建漳州的平和九峰、诏安二都等地。甚至在台湾，大量情况是客家人的福佬化：
客家人被福佬人同化，这是客、福两个族群互动的结果。在客、福族群互动中，或者由于客家人占少数，福佬人占多数，客家聚落的周围多为福佬人，或者由于福佬人经济比较发达、繁荣，在政治、文化上居于主导地位，客家人为了与福佬人打道交道（例如到福佬人主导的集市做买卖，进行物资交流等），不得不学习和采用福佬话进行交际，久而久之，在自己村落中也改用福佬话，连服饰、行事也逐步仿效福佬人，最后导致客家话流失，客家文化走样变形，于是客家人就慢慢变成半福佬人乃至全福佬人了。
这样的情况，在祖国大陆的闽客边缘地带是常见的现象。……[22]
在笔者看来，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不能简单地说谁高谁低，真正的问题是潮汕人占据平原地区，靠近海洋，较具地理优势，立足于经济因素，客家人易被福佬人同化。当然，潮汕人的客家化也往往立足于经济因素。只是潮汕人变成客家人的例子较少，潮汕人必需深入到客家人真正强势地区——或者说“核心聚集地”，才有可能客家化，但这种情况是较少的。
——本文同载于公众号：聆雨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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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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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历史文化书籍编纂委员会．人文百侯[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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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志环．大埔客家姓氏[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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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黄挺．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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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18] 周建新．族群视野中的宗族社会——广东丰顺潮客村落的个案分析[M] //陈志明，张小军，张展鸿编．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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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台湾]丘昌泰．台湾客家人的“福佬化”现象：族群同化理论的观察[C] //陈世松主编．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69．
[21] 黄崇岳，杨耀林．客家围屋[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39．
[22] 谢重光．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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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挺：《潮客关系简论》，《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页；转引自饶宗颐：《潮州志·民 族志》（稿本），汕头，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志，无出版时间。
[②]丰顺地区客家人的福佬化研究，可参看《第四章宗族历史与族群互动：以丰顺县汤南镇罗氏宗族为例》、《第七章宗族发展与族群的文化整合：以丰顺县留隍镇九河村为例》、《第八章宗族文化与族群认同：以丰顺县留隍镇溪北村为例》，以上载周大鸣等著：《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粤东地区闽、客方言的地理分布情况调查报告》，http://www.doc88.com/p-90122141246.html
[④]采访时间：2018年12月18日；采访地点：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采访对象：张跃飞
[⑤]《粤东地区闽、客方言的地理分布情况调查报告》，http://www.doc88.com/p-90122141246.html
[⑥]种玊上围入口的汤南镇新楼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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