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生活的渗透，围绕“数字劳动”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无论是大厂青年们的“996”工作制，还是网络博主们的日常生活，抑或是外卖小哥们被层层“外包”的时间，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2021年，青年传播学者姚建华的《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一书出版，该书系统分析了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前沿与历史脉络，并从在地经验切入，揭示了数字劳动与全球外包、技能变迁、情感关系等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8期发文，在梳理该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讨当下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困惑和社会意义，并结合个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反思“身在其中”的学者应如何参与相关的社会干预和社会实践等问题，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为什么要研究数字劳动数字劳动的价值想象与意义变迁?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为什么要研究数字劳动数字劳动的价值想象与意义变迁
编者按：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生活的渗透，围绕“数字劳动”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无论是大厂青年们的“996”工作制，还是网络博主们的日常生活，抑或是外卖小哥们被层层“外包”的时间，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2021年，青年传播学者姚建华的《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一书出版，该书系统分析了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前沿与历史脉络，并从在地经验切入，揭示了数字劳动与全球外包、技能变迁、情感关系等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8期发文，在梳理该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讨当下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困惑和社会意义，并结合个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反思“身在其中”的学者应如何参与相关的社会干预和社会实践等问题。
讨论劳动议题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且紧迫。人类正走在数字化劳动的十字路口，重新思考劳动的过程、结果和意义，显得尤为重要。数字化和信息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展开，也正在改变劳动的形态和围绕劳动所铺陈的社会权力关系。
在这个数字技术和个体劳动经验急速变化的时代，阐释数字劳动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出”和“入”的有效结合，或许可以成为探讨数字劳动理论和在地经验的一种方法。“入”指的是数字劳动领域的发展历史、类别特点、劳动机制等，“出”则指的是要跳脱单一的研究框架，看到个体与社会连接与改变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一种学理性的思维，也是一种生活实践的思维。青年学者姚建华新著《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于2021年付梓，恰逢其时。该书从传播学视角对现有劳动领域的重要理论观点进行了详细梳理，凝结了作者对于数字劳动深刻、细致的实证观察，是数字劳动研究领域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一、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一书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第1—4章）主要关注数字劳动的理论问题，下篇（第5—8章）则主要为实证与经验研究。在数字化、智能化的今天，作者对劳动的“媒介化”和媒介的“劳动化”的观察细致入微、切中肯綮。他认为媒介和劳动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我们要看到人类依托媒介所展开的各种劳动，也需要知晓人们对媒介的使用在更大范围上也是一种劳动。同时，该书对于全球理论与在地现象也有充分的观照。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全世界范围内的平台经济日新月异，参与国际对话对中国来说十分迫切。作者在书中描述的中国在地经验，正是我们参与国际对话的重要基础。只有对地方的、情境的数字劳动有研究、有思考，才能在理论上与国际学者有所对话，进而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建树。因此，该书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也传达了一个学者对于学术观照现实的期望。数字劳动发展到今天，正涉及越来越多的人群，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这样的语境下，探究劳动的主体性已经不再是资本压迫与否的单一化问题，而是人与技术以及人的未来生命历程的根本问题。这些探讨可能与复杂的哲学问题相关，十分必要。这本书正是在尝试做这样一种记录。
二、从“自我压迫”到“自我实现”：数字劳动研究的多元可能
众所周知，数字劳动正在成为一个典型的跨学科议题。劳动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哲学等学科皆有与此相关的讨论。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劳动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最为丰富。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再到布洛维，劳动社会学研究以劳动过程理论为核心，有许多学理和实证的反思。但是，在全球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下，新的工作方式不断出现，数字劳动研究似乎面临着理论和实证进路的一些困境。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服务业替代了制造业，非物质生产扩大到传统行业……在这些变化面前，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的劳动社会学理论遇到了挑战。因此，当下迫切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出乎其外”，即在劳动过程理论之外寻找阐释和理解数字劳动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反思，数字劳动的研究往往过于以劳动过程为中心。不可否认，劳动过程理论对我们理解劳动与资本、控制与抵抗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信息化和技术化的语境下，讨论劳动的主体性问题依然十分重要。关于数字劳动层面的控制与抵抗问题，笔者曾与多伦多大学的陈玉洁老师一起提出“依附能动性”（contingentagency）的概念，此概念多少与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体制化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individualism）有些相似，即个人看似在灵活就业中掌握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但却也越来越依附于数字化所连接起来的媒介、平台、物流和人际关系。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数字化语境下的劳动主体性呈现出依附化的特征，集体行动在这样的劳动管理和劳动形态框架内，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这样的讨论十分重要，却也十分容易“被看穿”。所有围绕数字劳动展开的研究都落入此框架内，难免陷入单一化和复制性的学术陷阱之中。笔者的一位同事曾说：“每次看到数字劳动相关的议题，虽然所讨论的职业不同，但感觉结论都是相同的。无外乎就是劳动者受到资方的压迫，或者劳动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值得我们反思。走到今天，数字劳动的理论进路和实证案例真的只有“被控制”“被压迫”的吗？正在发生的劳动中，是否可以看到其他面向和其他可能？
在维基百科、Bilibili等UGC平台上，出现了很多热爱分享的内容创作者。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劳动似乎较少与劳动控制、资本逐利相关。他们的劳动可能是一种“自我压迫”，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他们享受过程，也保留着随时退出的自主权。可以说，数字劳动的涵义正因为数字技术和生产形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不断鼓励我们走出单一的“控制-反抗”理论路径，对其进行更加多元、综合的研究。
关注劳动控制很重要，但是今天的数字劳动场域如此丰富，也推动我们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视域。例如，当下数字劳动的实证研究往往过于关注控制结果，而忽略个体参与劳动的过程。换句话说，劳动的日常性和重复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们被当作一种应然存在，成为我们得出批判结论的途经之路。在实际的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我们也很少对日常性的劳动报以热忱、兴趣和尊重。但是，这或许是一种疏漏，因为劳动的日常正是我们获取劳动意义的根本所在。亨利·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认为重复性是我们讨论日常化（everydayness）的重要前提。对此，他提出了看待重复性的两个思路：周期性的重复和线性的重复。前者指按照事物发展的潮汐、规律，周而复始地进行某些活动，后者指过程性的、理性的重复。对于劳动问题，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今天，劳动的重复性是否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一个重复在流水线上组装零件的劳动者而言，这种日常性除了与传统的“去技能化”“重复性”等问题相关，是否还牵连着更多的社会性因素？是否可以让机器人代替？在人生存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定义个人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
三、“数字分化”抑或“数字促进”：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
数字劳动带给不同人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数字劳动与诸多社会结构性因素互嵌，包括年龄、性别、地域、种族、教育水平、职业类别等。在今天，谈论数字劳动的意义时，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数字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劳动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数字分化”还是“数字促进”？应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纵观近些年关于平台劳动的研究，不难发现：对于数字劳动的研究仍旧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对资本、控制、剥削等问题的讨论依然占据核心位置。在过去的一两年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成为影响数字劳动的重要因素。在国内，政府对互联网公司反垄断、算法管理、劳动保障等问题的监管渐趋严厉，这也使社会公众愈加关注数字劳动带来的社会影响。
首先，数字劳动带来了社会分化。这种分化可以从很多层面来阐释。当我们讨论社会分化时，往往会联想到政策、阶层等宏观层面，而忽略了劳动者群体内部的分化。实际上，数字劳动带来的分化首先发生在接触劳动、执行具体工作的劳动者群体内部。数字劳动的代际差异和代际分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劳动者群体就业和发展的重要议题。在今天的互联网社会，“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同时存在。有的人一出生便是“数字原住民”，习得数字技术、从事数字劳动对他们而言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例如，Z世代自幼接触移动网络，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积极，对数字化劳动也更加熟稔。而年龄较大的人一般更习惯“工厂制”的流水线劳动，突如其来的数字化往往令其不知所措。例如，从工厂、建筑工地、服装厂走下来的工人，往往无法拥有“数字原住民”在新型数字场域下的劳动优势。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中老年工人，如网约车司机、家政工、外卖骑手等，都面临着不会使用手机、不会系统操作的问题。
当然，更加明显和尖锐的数字分化体现在劳动者与外部结构之间。除了劳资关系，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区隔也正在成为数字分化的重要表现。在以服务业为导向的数字劳动中，基于互动、社交、沟通、态度、认同等劳动情感结构是数字分化的重要体现。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艾米·汉瑟（AmyHanser）在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服装产业和女性就业时，发现高档羊毛衫店存在着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鲜明的“区隔劳动”（distinctionwork）——从空间的使用到话语的措辞，再到服装的风格，员工和消费者之间的“差异感”时时被放大，消费者的品位和优越性时时被呈现，而销售员则被要求顺从顾客、服务顾客。放眼现今的数字劳动场域，这样的区隔感似乎屡见不鲜。为了提升服务体验、扩大市场份额，数字企业对服务体验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数字劳动者所面对的挑战由以往的“强控制”转变为“强社交”，他们需要接受职业化的规训，以达到精细、专业地服务消费者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讲，当“顾客就是上帝”“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样的标语不断出现在我们周边时，数字分化程度正在不断加大。劳动者不仅要付出情感劳动，更需要付出自身的劳动尊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在阐释18、19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劳作时，认为他们虽然非常辛苦，但却强烈认同自己的社群，并随时准备在他人面前表现自身的体面。反观今天的数字劳动者，他们在日常劳作中还存有多少体面和尊严，似乎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所以，回到天平的另一端：除了数字分化，数字劳动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变成一种数字促进？如何促进数字劳动中的数字公平和数字正义？首先，需要关注流动劳动语境下的数字促进问题。虽然当下的零工劳动常常被学界和媒体所诟病，但这些劳动本身确实也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落脚之地”。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就业压力陡增，送外卖、开网约车、做线上零工等数字劳动成为很多人在职业过渡阶段的重要选择。其次，我们应该看到数字劳动者通过媒介所展现的沟通、参与和抗争等社会实践。《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中所提到的“媒介的劳动化”便是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当下的媒介化生产导致了很多“免费劳动”，但是媒介化内容生产本身也是有力量的。它可以形成社会话语力量来对抗资本、引起社会关注，并寻求政府介入和社会支持。例如，在抖音、快手、B站等UGC平台上，数字劳动者的观点和生活，正在成为重要的发声渠道和数字记忆。劳动者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成了一个与数字资本公关相抗衡的话语流量圈，其以跨平台协作的方式，增强了自身的存在感和话语力。
四、“身在其中”：数字劳动的价值想象与意义变迁
在如今这个数字技术与劳动形态飞速变革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记录者、倾听者和研究者。这不仅因为数字劳动研究正在凝结成我们如何看待现世的一个缩影，也因为数字劳动带给每个人的意义、认知和影响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数字劳动者，共同见证了这个时代有关劳动的价值想象和意义变迁。
当然，身在其中，研究者同样也充满困惑，其思考无时无刻不受到挑战。其中，最常见的质疑来自受访者。不少研究对象是“信息中下阶层”，他们包括中小互联网公司“码农”、网约车司机、一线城市快递员、新生代农民工外卖员以及数据标注员等等。在调研采访之余，笔者被问及最频繁的一句话就是：“做这些调查有什么用？”曾经，一位外卖骑手说，“你们调研了那么久，我们骑手的劳动收入涨了吗？配送时间变长了吗？好像都没有，还变得更差了！”
对学术如何照进现实的思考和困惑一直伴随着研究者。不得不承认，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劳动议题的讨论已经超越“资本控制-主体反抗”的单一逻辑，变成了对一整套机制的系统性考量和反思。通过社会实践和直接干预改变劳动者的现状固然重要，但实践和干预同样需要建立在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这正是数字劳动研究的重要之处。因此，不能忽视微小行动的长线作用。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任何一点微小的动能变化可能带动整个系统长线的、巨大的连锁反应。数字劳动的研究也同样如此。点滴的记录、观察就像是蝴蝶扇动的翅膀，引起的变化几乎不可见。但正如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所阐释的那样，这些细小的、容易被忽略的故事和观察，极有可能在某些场景、某些时间引发“转译”，从而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记录和观察本身正是保留可能性最好的尝试。
中国浩浩荡荡的数字化进程正在展开，我们需要看到它热气腾腾的一面，也需要看到个中微小而隐匿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值得记录，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载《传媒观察》2022年8月号，原文约8000字，标题为：数字劳动的价值想象与意义变迁——评《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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