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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苍苍时谁还能记得谁(青史难宽白发人)

白发苍苍时谁还能记得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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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秦曼云回了一趟中国大陆,见了她曾经背叛和出卖过的那个阵营的一位故人。

陶斯亮后来回忆随干爹王鹤寿见到的这个人,“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戴着项链和耳环。”

她是从美国回来的,她和同为叛徒的丈夫在那里开了买卖,发了点财,可能觉得有回来的底气了,也确定此时回来应无性命之忧了。

在她叛变的那个年代,中央特科对付恶劣的叛徒,是用枪杆子说话的。

与秦曼云经历十分类似的贺稚华,就领教了特科的铁腕。

两人都留过苏;第一任丈夫都是坚定的革命者,秦曼云的丈夫是关向应,贺稚华的丈夫是朱德;两人后来都与丈夫离婚再嫁,第二任丈夫各是何家兴与盛忠亮,也都留过苏;再婚后两对男女都双双叛变投敌。

贺稚华与第二任丈夫何家兴出卖害死了罗亦农,两人手里还握着更多的人名和地址,打算向敌人卖个大价钱。特科查明真相后及时出手,何家兴毙命,贺稚华受伤逃脱。

秦曼云被捕后先叛变,又劝说时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叛变。盛忠亮出卖了国际电台的程祖怡和中央电台的王有才,导致中央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全部被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区党中央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完全中断。

盛忠亮的出卖远不止于此。

秦曼云和盛忠亮却逃脱了特科的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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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镇压叛徒,下手是不是太狠了。

特科也有手软的时候。顾顺章叛变后,因为他的家人掌握大量机密并且表示要跟着顾顺章走,中央特科不得已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动手时,对顾家的两个未成年人——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和顾顺章的小舅子张长庚,不仅没有伤害,而且派人把他们送到乡下托人收养。

顾顺章后来找到张长庚,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等候认识的熟人。结果张长庚认出了特科干部王世德,王世德被捕叛变,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对孩子手下留情没有错,但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手软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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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不是惩办主义。

1932年全国总工会的一个会计携公款潜逃,下落不明。此人知晓党内不少机密,一旦被捕叛变,危害极大。

潘汉年以一家商号名义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失窃案,探长赵子柏是特科的工作关系,很快将会计缉拿归案。调查表明,此人只是贪财,并未投敌,危害可控。于是,特科决定放他一马,潘汉年让赵子柏将他遣返原籍,交家人管束。

对待叛徒,特科在认定时也极为慎重。

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有消息说他叛变投敌。特科起初并不相信,后来打通内线抄出李竹声的口供,发现他把每个同志的相貌、嗜好、抽不抽烟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才确定他叛变无疑。

有一次特科得到情报,有叛徒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卖张浩。特科通过打入市党部主管自首分子的沈寿亚,把这个叛徒的登记证弄来,有相片、姓名、籍贯、年龄,查明了叛徒身份。把这个人抓来,潘汉年对他进行了秘密审讯,再次核对了身份和叛变事实,确定无误,才收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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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的要害,是出卖。

有些人被捕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从此不干了,以后要归顺政府。不过,拒绝出卖同志和朋友。对这种人也难苛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了。

出卖的性质完全不同。拿同志和朋友的安全性命作筹码,换取自己的利益。叛徒的投名状,都是用鲜血写成的。

顾顺章是最恶劣的。被捕后,敌人没有动他一根手指头,立即主动交代大量人名地址。化名王作霖的恽代英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组织上本来是委托顾顺章负责营救,马上就能出狱了。顾顺章一被捕,为了邀功,转手出卖了恽代英,恽代英随即被杀害。

近年总有一些文章为顾顺章洗白,叨叨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他没有供出中央文库的地址,一个是他没有完全供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人员和住址。

似乎说他还有良知,保护了一些机密。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关于中央文库,史料与研究说明,他之所以没有出卖,是害怕连累自己家里人,因为他把负责的那部分中央文库交给了“岳父及家人”保管。

关于共产国际,顾顺章的供词是:“共产国际派遣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大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这段供词里,除了牛兰的名字外,说的其他情况要么不准,要么含糊不清。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因为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横向联系不多,渠道有限,他本来就不很清楚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人员情况,想出卖,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他也不敢完全惹恼共产国际,得罪了俄国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秦曼云和盛忠亮被捕之初还是很英雄的。秦曼云挺过了敌人的老虎凳,后来却栽倒在各种利欲诱惑上。盛忠亮起初也是毫不示弱,等敌人把秦曼云从南京专程送到上海劝降,他立即丹心随了红颜改。

两人落水后,立刻把事做绝。夏衍《懒寻旧梦录》里记载:1935年2月19日,敌人对我党各机关实行“突击行动”。其中逮捕对象和机关都相当准确,而且使中央局机关、组织部、宣传部、文委、左联、印刷厂等,同时受到了打击。

夏衍说的这个时间点,恰是盛忠亮被秦曼云劝说投降之后。这么多的准确情报,只有身为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才有条件全部掌握。

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多少鲜血多少生命。这就是秦氏夫妇的投名状。

5

有些叛徒,后来又回了头。

胡钧鹤是当了汉奸以后回头的。他重新为我党工作后,和另一个叛徒刘毅一起掩护过刘晓、潘汉年等人从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路上,对胡钧鹤这种叛徒有疑虑的同志不很放心,潘汉年解释道:他们都曾经是共产党的干部,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因为受不了严刑逼供而自首叛党,他们对国民党是非常恨的。现在跟着汪精卫,也知道不会有好结果。他们都想为共产党为抗日做些好事,以争取党的宽大,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尽力帮助他们从敌伪阵营中分化出来。

李茂堂也是一个。李茂堂被捕后进了南京反省院,后来加入中统,当上了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抗战胜利后,又找到中共党组织,要重新为党工作,毛泽东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他后来也做了不小贡献。

秦曼云的回来,和胡钧鹤、李茂堂这些人的回头,完全是两回事。秦曼云在政治上并没有回头,而且她的回来,是在确认性命安全无忧之后的衣锦返回。胡钧鹤、李茂堂他们,当时个人生活已然衣锦,他们还要回头再跟共产党干,不仅有可能丢掉生活的衣锦,而且还有丢掉脑袋的危险。但是,他们还是回头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有追求的。

秦曼云跑回来后,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想见见当年莫斯科的老同学。王鹤寿受组织委托出面,他叫上了干女儿陶斯亮。显然,他不想单独去见这么一个人,也可能想消解这个见面的官方色彩。

秦曼云向王鹤寿打听当年东方大学同学们的下落和境况,王鹤寿说:“那些东大的共产党人,离开人世的,个个是鬼雄;尚存人间的,亦皆为人杰。”

秦曼云闭上了嘴。

秦曼云是否想到,几十年的岁月,难道就能洗净手上沾染的斑斑血迹。

王小波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他妈的拿大嘴巴子贴你!”

秦曼云有了几个钱,但是,她没有遇到北京大妞。

明末清初谋士谢四新写过一首七律,相传是叛明降清的吴三桂又要反清起兵时请他出山,他写下此诗作为答复: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诗是写给白发吴三桂的,但是,青史难宽的,岂止吴三桂这一个白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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