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庭松
从北园到北门，来来往往，我走过了六年。
连接两北的是文三路，路南侧是北门，北侧是北园，相距300米的样子。北园同侧相邻的是大名鼎鼎的学军中学，严济慈先生题写的校名。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就崇拜它。六年里每次经过它时，依然仰望。有位同学是老杭州，见我那么朴实，有些不满，高声引导我破除权威崇拜，嚷嚷道：“什么学军中学？不就是原来的杭大附中吗？”北门一侧几乎都是校园区域，隔着铁栅栏，是大操场，使用率并不高，每天让我们透视行人免进的塑胶跑道。
毫无悬念，这里应该有还真有一个公交站。公交站名叫上宁桥，桥早已不见了，名不副实啊。同学有次来看我，从此地下车，一脸茫然。急匆匆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下错地方了？桥呢？桥呢？”我告诉这位文学青年，沧海桑田，桥被公路盖了，你走的就是。不要怀疑，往前走，往前走，拐弯进园。那时候导航是个性化的真人声音，不一定文雅，但很生动。
北园的全称是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北园，这里原来是杭州大学生科院。有杭大情结的都“生科院”“生科院”这样亲热地叫着，让人听得油然而生莫名其妙的羡慕。园内属于生科院实验室的地盘已经不多，知趣地退居在园的后边。人少去，夏天蝉鸣无忌，阴森森的。进园第一幢古色古香，青砖乌瓦红檐翘角飞，外表壮实雄伟，北大建筑似的。里面住的是青年教师，走廊窄，房间多，光线差，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俗称的筒子楼。连接这楼与实验室的是操场区域，篮球场、网球场中间拉道网。刘师兄经常在那儿起跳投篮，到现在脂肪都懒得上他肚皮。冯师妹网球技术日胜一日，可是做编辑到现在，也有十来年了吧，一本网球书都没编。操场两边皆是路，西路的楼房里住着浙大的老师，林老师家就在那，我没少去喝茶聊天。东路崭新的幢幢，就是俗称的硕博楼。博士住前面楼，不经意间讲究了门面。我从后面楼搬到前面楼的时候，满面佛光，满心欢喜。佛曰众生皆苦，哪知道几年博士读下来发际线明显高了，身材“满腹经纶”了。眼光要么哀，要么凶，极端到自带威慑力。别以为楼新就质量好，朱同学躺在床上津津有味看古籍，“嘭”的一声，天花板皮直往额头上砸！天意怜学子，幸好无大恙。朱同学此后越读越开窍，毕业后就干脆留在浙大继续看那些古籍。
北门的全称是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北门，俗称杭大后门。住在北园，学习当然要到校区里面去，北门于是成了必经之路。虽然是后门，这里的热闹胜过前门。进得门去，便是食堂，厨师没有辜负头顶那高高的、白白的帽子，菜真是炒得不错，其中有我喜欢的茭白鳝片，稍作变化就成洋葱鳝段。后来食堂旁边还搭起临时铁棚，大张旗鼓发展夜宵经济，生意火爆到光着膀子的颠勺厨师无暇擦汗，一边在烟雾缭绕中添油加醋，一边还得理会着“啤酒再来一瓶”的此起彼伏的叫喊。北门围墙拐角处，有个物美价廉的小酒馆，相对清静些，寝室四个经常到那边去聚聚。陶同学喜欢干菜扣肉，程同学偏好老妈茄子，王同学和我只管喝酒。20年后再聚首，陶同学说扣肉增肥血压高，程同学说又不真是老妈炒的茄子，王同学和我只管喝酒。
北门围墙外原来有个小书店，专卖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书籍，当然也卖各种辅导书，记得王长喜的考研英语书颇受欢迎。不知哪一天，书店突然销声匿迹了。又不知道哪一天，北门外摆起了书摊。摊主是个戴着大眼镜的国字脸姑娘，她麻利地将尼龙包装袋铺在地上，然后将书哗啦啦倒在上面，双手小腰间一叉：挑吧。书一般三类价格：5元、8元和10元。平心而论，书的质量尽管良莠不齐，但总体还是不错，物超所值。彼时金庸先生担任我院院长，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摊上买了《金庸全集》精装本5大厚册，共花去40元。回去津津有味读起来，错别字不时跳出来。完了，买到盗版书了。同寝皆笑，说正版怎么可能40元能买到，盗版这价格也划得来！只要有爱，几个错别字算什么！就着这版本，不但我读完了，同寝同学也读完了，邻寝同学也读完了，沾丐时人甚多啊。毕业时，我处理部分书籍，没想到《金庸全集》竟然成了香饽饽，我狠心卖给本科师弟60元，他如获至宝捧回去了。至今，我仍然觉得对不起这小伙子。
北门外不远处是个报亭，不太起眼，像是辛弃疾词中蓦然回首的那人。报亭固然卖报为主，也顺带卖几本书。摊主没有好脸色，长年累月立在那儿。有次我看到有本《马一浮传》，她一定要卖原价，我试探问问打折否？她熟练地翻出阮籍白眼，鄙夷怼我：“真正读书人，谁讲价？”书无人问津，不过报纸生意真是好。来自湖北的彭同学，期期不落买《南方周末》和《参考消息》，于是我期期不买，在他寝室守株待兔就行。彭同学喜欢点评，学现当代文学的都这样，每年元旦拿到《南方周末》，都赞不绝口，扬着报纸对我说：“本家！你看看今年《南末》新年献词写得多好！”我也只是听到他一个人如此简称这份大报，人家的高度靠增加，他轻而易举减两个字就获得了。我虔诚地问：“多好？”他说：“感觉就是好！”后来我看小品，记得台词：“你品。你细品。”这腔调让我立马想起我的本家，我的同学。分别有年，友谊长青。兄弟，关山外，长江边，你有你的一片天。大武汉，对你还好吗？
来往于北园和北门的兄弟姐妹，走路的居多，有人戏谑说是自开11路车。研究生不能不研究，走在路上都在想问题。低着头走路，任凭旁人如何跟他打招呼，他是真的听不见。有次我实在不能忍受，拍了拍黄同学肩膀，吓了他一跳，他本能地反问：“干吗？干吗？干吗拍我？”我说没什么，就打声招呼，总招呼你，你总听不见。他继续反问：“我打招呼，你听到过吗？听不到有什么问题吗？你这样一拍，我的思路不就断了吗？”我赶紧为这一拍道歉，不然还真是有问题了。那时左师兄骑自行车，属于有车一族，但绝没有高高在上的骄矜。我们跟他打招呼，他头点得小鸡啄米似的，连声说：“你好！你好！”不管骑得多急，都要减速下车，与你攀谈问候。这般费神费力，礼貌得不厌其烦，慢慢地我们就假装没看见他了。可是他真的会看见我们，还是会主动下车，与我们这样的“路人”热情招呼，由于略胖，往往热情到头上冒汗。
我总以为，这300米的路只有思想的纵深，其余便是一览无遗。有一天，刘同学说请吃饭，带我走出北园便直接穿过马路，沿学校围墙和高新技术管委会之间的小路走进去。这是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走进去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由矮房构成的纵横交错的平民区！里面出租房和饭馆交替，展示着城市里藏着的人间烟火。我们在简陋的饭馆里坐下，刘同学高声招呼：“老板！我今天带来了会吃辣的！衢州三辣，一定要辣！”这一次吃得爽人心肺，辣到毛孔怒张，这畅快有如《明湖居听书》通感描述的那样，不然该怎样形容呢？刘同学中学教导主任出身，他笑吟吟地看着不断擦汗的我，有种大哥般的满足，说：“没想到就在我们附近，还有这样的百姓人家吧？没想到大快朵颐，还是要到百姓厨房吧？走街串巷，不能光顾着走光鲜的街，还得串真实的巷啊。”刘同学后来弃教从政，我便经常从报端看到他下基层的忙碌身影。
和许多路一样，文三路也是经常挖，经常修。通常是在挖路的时节，我们在上宁桥公交站送走一届又一届毕业的师兄师姐。他们在硕博楼里修成正果，在北园和北门的往返间简单觅食，挖掘学问，寒来暑往，有哭有笑。如今要拿着毕业证和报到证，到全国各地去工作了，让人羡慕让人不舍。公交车内永远是挤，年年，循环播放：“现在是乘车高峰，请相互照顾往里走”，“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谢谢！”这么多的高峰，这么多的乘客，竞争上座的多，礼让为先的少，喇叭声里的温馨，好像是将圣人口中的文言翻译成白话，提醒大家不要晃出底线。师姐在拥挤的过道中，奋力向我们的方向伸出告别的手，喊道：“再见！记得来看我！”车子开动了，我们使劲点头送行，眼眶竟有点湿润了。
轮到我毕业离开的那天，先是到平民区悄悄吃了个午饭。然后包了一辆小四轮，装上那捆捆扎实的书，出北园一路向西，经西溪，历余杭，穿山过洞来到浙江林学院。一下车，我便向要好的师弟师妹们发了短信，告知我到达的消息。并不忘勉励他们：别老顾着吃，学习重要！要想吃，就多吃精神食粮。他们不知道是不是真惆怅，还是假斯文，回过短信来说道：“真是的！走之前都不让我们请吃一顿！咋弄得像金庸小说一样，低调到出人意料！”金庸小说低调吗？我怀疑他们连盗版的都没有看过。
（图片由CFP提供）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