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常被视为艰深和难以理解的代名词，普通人往往高山仰止并敬而远之。造成这种现象的大半原因或许可归为德国哲学。“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的哈尼斯堡王朝君主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的粗糙，说它只配得上用来同马对话。当时正值16世纪初期，马丁·路德为反对罗马教廷，用“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海涅语）开始翻译《圣经》。自此之后，德语日趋成熟，发展为德意志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素，但其艰深刻板则始终存在。语言是思想的外化，思想则借助语言传达。语言的逻辑就是思想，它们具有同一性。故德语之艰深便体现在了代表德国思想精华的哲学上。然而，正如张汝伦教授在《莱茵哲影》自序中所说的：“德国哲学晦涩难懂，却不一定不管人间冷暖。……哲学的表述形式与哲学的现实关怀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哲学成就的高低，却与其人间性和实践性大有关系。”
原文 ：《德国哲学与其对生活的回答》
作者 | 南京师范大学 郝春鹏
图片 | 网络
德国古典哲学
提到德国哲学，即便不懂它的人也能说出几个名字：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希特，乃至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阿伦特……如果了解这些哲学家的作品就会发现，虽然他们彼此思想不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即总体上被称为“德国哲学”的那种共性。事实上，区别于法国哲学的浪漫与天马行空、英美哲学的分析和逻辑感，德国哲学提供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范式，这种范式被后人称为“德国古典哲学”。
据说这个称呼最早由恩格斯提出。在《自然辩证法》中他曾提到：“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研究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他把费尔巴哈视为“走出”（ausgehen）德国古典哲学时代的人物。
或许受恩格斯的影响，学界通常把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段时期所涉及的哲学称为德国古典哲学。这里的“古典”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古典”，英文为classic，或可译为“经典”，乃是对哲学最为深刻问题的反思。之所以将这段时期的德国哲学称为“古典”，是由于此时的各国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中最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并形成了具有系统性特征的解答。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研究中的第一哲学，是哲学及一切其他学科的根基与灵魂。黑格尔在《逻辑学》里曾说过：“一个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没有神一样。”德国哲学始终传承正统哲学问题，不仅再现了形而上学，同时也深化了辩证法与理念论。德国古典哲学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以及17、18世纪的近代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它吸收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精华，从而凝结成思想深邃、结构严密、内涵丰富的哲学理论体系。可以说，哲学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这里被最为认真地对待并加以阐发的。
后古典哲学
德国哲学不仅自身具有古典的特征，同时它也为西方哲学向近现代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特别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直接承接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域，而其他诸如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等，也无不受到其所蕴含的问题意识的影响。可以说，德国后古典哲学（后黑格尔哲学）从马克思、尼采等人开始，其后又涌现了诸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伦特、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约纳斯、哈贝马斯等众。而在这些人中，起引领作用的第一人乃是胡塞尔。
的确，在法国的一次讲座中，胡塞尔曾把现象学的起源追溯到笛卡尔，排除部分逢迎法国人的考虑，这种追溯也不无道理，但实际上现象学对法国哲学的影响则更为深远。雷蒙·阿隆曾经在德访学，研究新康德主义，他偶然间发现了现象学，在花神咖啡馆将这个发现告诉了萨特，这才有了之后存在主义的诞生；从俄国来的亚历山大·科耶夫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成后，于1927年来到法国，随后开设了黑格尔哲学的课程，吸引了一大批诸如梅洛—庞蒂、拉康、凯诺、布勒东、阿隆、薇依、巴塔耶等学者，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法国哲学的顶梁柱。此外，德国近现代的其他哲学家，如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也都对当代法国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哲学—生活
可见，德语和德国哲学的晦涩只是其表达形式，与其现实关怀其实并没有必然联系，真正读懂德国哲学的人就能够体会到它的语重心长。张汝伦教授专治德国哲学多年，他的《莱茵哲影》这本书反其道而行，一改哲学表面语言的晦涩，以另一种非“学术化”的方式来揭示哲学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但这些文章在思想性和哲学性上的深度丝毫不逊色于所谓的“学术论文”。
实际上，哲学与哲学家的生命历程（Erlebnis）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相关性，例如书中谈到了海德格尔与政治，阿伦特的爱情，约纳斯的宗教……哲学在本质上并不只是概念间的辩证游戏，其根本乃是对人应当如何正确生活的回答。因而，德国哲学，无论古典抑或后古典，其表面的晦涩难懂并不意味着它脱离尘世。事实上，德国哲学之所以得到举世公认，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晦涩和形而上学类的问题讨论，更是由于其人间关怀。
“何谓学者？”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地通过知识层面的回应来作答，否则纳粹时期部分德国学者的惨痛经验就会再现。例如，在现代哲学乃至整个哲学史中，海德格尔哲学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他与纳粹的关系则成为他一生中难以抹去的污点。海德格尔可以说是“佳人做贼”的代表，《黑皮书》的出版更坐实了他是“反犹主义”的纳粹。然而，海德格尔不过是树大招风，学术做得好却亲近纳粹的学者仍不鲜见：康德和尼采的研究者包姆勒，长期代表纳粹积极活动，1933年担任柏林大学的哲学和政治教育学教授，1934年被任命为“总体精神与意识形态教育与训练管理局”的科学部头目；耶拿大学研究新康德主义的教授包赫，连同哈特曼，在1933年同样对希特勒及其政权表示敬意，并和德国哲学学会宣布完全支持纳粹的革命。此外，还有宗教哲学家史华兹、威廉·冯特的儿子马克斯·冯特等。此外还有很多对纳粹献殷勤者，其所涉及的哲学流派甚多，着实令人惊讶。
这一方面表现了部分学者对权力的谄媚，但根源则在于学术思想与政治生活的脱节，是知识与德性这一古老问题在现代的回响。因而，“何谓学者”这个问题，根本上乃是一个实践问题，是每一个现代学者既要认真思考，又要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去回答的问题。“真正的哲学从来就由现实问题激发，针对现实问题的……一旦它被体制化，即成了学院哲学，哲学也就走向了死路。”张汝伦教授在《莱茵哲影》中如是说。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04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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