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话有所谓“熬鳔”，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说到或听到了。这个词的本义是指把鱼鳔慢慢熬制成一种胶，形容某个人专注于一件事，反反复复，黏黏糊糊，软磨硬泡、纠缠不休，跟“执着”有点儿近义却显得贬义一些。
把“熬鳔”一词用在有点儿“轴”、有点儿死心眼的小市民身上，倒还无妨，但是如果用在达官显贵甚至皇亲国戚上，就未免不恭。偏偏清末掌国的慈禧太后，就干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跟一棵白果树“熬鳔”个没完没了。
1.来龙正脉，点穴最佳
北京西郊北安河乡的妙高峰古香道旁有一座“七王坟”，埋葬的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
七王坟最早叫“香水寺”，建于东汉建武五年（29年），唐代改成“法云寺”，金章宗完颜璟时期又赐名“香水院”。明代刘侗、于奕正合撰的笔记《帝京景物略》有记：“小峰屏簇，一尊峰刺入空际者，妙高峰。峰下法云寺，寺有双泉，鸣于左右，寺门内甃为方塘。殿倚石，石根两泉源出：西泉出经茶灶，绕中溜；东泉出经饭灶，绕外垣；汇于方塘，所谓香水已。金章宗设六院游览，此其一院。草际断碑，香水院三字存焉。”
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除掉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开始执掌大清朝政。在这次政变中，奕譞坚定地站在慈禧一方，亲自带兵在半壁店捉拿了护送咸丰梓宫的肃顺，立下了大功，从此不断得到升迁。同治三年（1864年），年仅二十五岁的他被加封亲王衔，同治十一年（1872年）更是晋封醇亲王。青年时代的奕譞颇有些雄心壮志，以操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八旗兵为理想，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发现自己才具有限。而那个垂帘听政的嫂嫂又是个权力欲极强、政治手腕过人的政治家，所以变得忧谗畏讥，小心翼翼，有点风吹草动就紧张得不行，身体也越来越坏，对于朝政，能躲就躲，没病也要称病。
同治七年（1868年）的夏天，奕譞到位于北京西郊的蔚秀园别墅休养。其间他挂念自己园寝的选址，就带了一位名叫李尧民的风水先生前往妙高峰一游，李尧民对香水院一带的风水连连叫好，认为此地乃“来龙正脉，点穴最佳”。遂选定此地为园寝基址，断断续续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算完工，耗资二十七万六千多两白银。
慈禧“熬鳔”的那棵白果树，就位于墓地南侧围墙外面。这件事的原因说来复杂。公元1874年，同治帝病逝，在选择皇位继承者时，慈禧为了继续把持朝政，便选定了奕譞的次子、时年只有四岁的载湉嗣位，这就是光绪帝。据说圣旨下到醇亲王府时，奕譞曾吓得昏死过去，连连称祸，因为他深知自己作为皇帝的“生父”，客观上一定对慈禧权力的正当性形成挑战。按照规矩，儿子称帝，他这个“生父”无论摄政还是议政都是合理的，而奕譞自知绝非慈禧太后的对手，又一定会备受慈禧太后的猜忌，所以有生之年只怕能保全脖子上的这颗脑袋都难。因此，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奕譞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妄言妄行，才算保全了性命。
有一事可以证明奕譞畏祸到了何等地步。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北洋水师举行大阅兵，接受朝廷检阅。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朝廷钦派大臣校阅，慈禧太后派时任总理海军大臣的奕譞前往北洋阅兵。清末学者、“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大臣王照在笔记《德宗遗事》一书中写道：奕譞这个总理海军大臣，原本就是慈禧为了便于从海军经费中挪用款项修建颐和园安排的，奕譞对慈禧的命令从来不敢有违。当他听说慈禧要派自己阅兵，这涉及“兵权”的事儿最是敏感，登时吓得不轻，而更加令他恐惧的，是“懿旨赐乘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为了应对慈禧的试探，奕譞“力请派李莲英偕往出京，后每见文武各员，皆命莲英随见”，其意，无非是避免擅权的嫌疑罢了。
2.王上加白，乃是皇字
尽管如此小心谨慎，慈禧对奕譞还是放心不下，直到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去世，慈禧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在让慈禧提心吊胆这件事情上，光绪倒还真算得上“父业子承”。光绪十五年（1889年）亲政后，他与明里暗里继续干涉朝政的慈禧太后经常发生摩擦，特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惨败让光绪帝更加意识到，强国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日本，而是国内的封建保守势力。因此，光绪帝开始逐步酝酿和推进改革，而这势必引起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的憎恶和不满。
其中有个名叫英年的，任工部右侍郎，此人在揣测上意方面是把好手，他觉察出帝后不和，想了半天竟然想出了个馊主意。《德宗遗事》载：“醇贤亲王墓道前有白果树一株，其树八九合抱，高数十丈，盖万年之物。”英年就上奏慈禧太后，“谓皇家风水全被此支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支”。
据说，惹得慈禧太后动了伐树之心的是这么一句：“白果树覆盖着王爷的墓，王上加白乃是‘皇’字，正应在当今皇上身上。”众所周知，光绪皇帝是因为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早逝才继承皇位的，慈禧心里对此不可能不存芥蒂，而今光绪亲政，让权力欲极强的她“退居二线”。原来这一切都因为奕譞的墓地选得好，一想到是这样，慈禧怎能不恼火。但伐树毕竟是要在光绪皇帝亲生父亲的坟头上动土，不能蛮干。于是她征求光绪帝的意见，没想到一向温和平顺的光绪帝勃然大怒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
慈禧太后不仅狠毒，而且擅斗，一个举动能激怒对手，恰恰证明击中了对手的“命门”。有一天，光绪皇帝刚刚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光绪皇帝知道慈禧要做什么，赶紧命令御驾出城，前往西郊，到了红山口，突然在御轿里号啕大哭，因为往日每每走到这里，“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
光绪哭了十公里路，终于来到父亲的墓地，“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名内侍挖了一个“周环十余丈”的大池子，然后又“以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虑复生芽孽也”。光绪满脸泪水地问在场人事情的经过，有人告诉他，太后先亲自拿着斧头砍了那棵白果树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光绪帝无话可说，只能“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
这件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明叙旧》有记，从根部锯断白果树时，树干流血，伐者产生恐慌，后来方知数十条蛇盘踞在树穴之内，“树血”实为蛇血，谁知就这么刨树根，灌石灰水，第二年开春，原地居然又长出了数根新条，把慈禧气得半死，下旨将树墩连根刨断，由数匹马拉出坑外，再一次用石灰填实，将白果树“断子绝孙”。
3.不死象征，照样砍伐
白果树作为一种“长寿树”，自古就受到人们的推崇，有人把它称作“公孙树”。意思是爷爷种下这棵树，孙子可以吃到白果，寓其惠及子孙后代。因此，关于白果树的灵异传说也就特别多。
《檐曝杂记》记嘉庆十四年（1809年）三月九日，常州府学院子里的一棵大白果树“腹中忽发火”，从树干的缝隙中迸发出青绿色的火苗，有四五条小蛇从树洞里窜出逃命，“初十日辰刻方熄”。虽然烧了这么长的时间，大白果树却没有受到太大伤害，“葱郁如故”。
没想到这么个事儿，却引起《檐曝杂记》的作者、历史学家赵翼的考据兴趣来，他曾经在明代学者李诩所著《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看到过一个典故：“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学银杏树西南一枝，忽火发，窍中焰焰，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树亦无害。”赵翼想，没准儿这是一棵大树上相隔百年发生的两场火情，“未知今被火之树，即嘉靖中被火之树耶”？至于其中的征兆，赵翼认为是好事，“或谓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学有华钥中解元”。不过，嘉庆十四年并非会试之年，到底这场火预示着哪位读书人的文运当兴，“俟日后验之”。
《履园丛话》记载过类似的事情，扬州钞关官署有一棵大白果树，“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观察使夜梦一人，长身玉立，手持一纸上书‘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树神也，居此一千五百年余，兴之屡见，公知我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着火，“凡一昼夜乃熄”，但很快白果树又复青如故。
既然是“不死”的象征，其中必有神灵庇佑。《池北偶谈》中记，一年，“京口檄造战舰”，“江都刘氏园中有银杏一株，百余年物也，亦被伐及”。谁知工人锯断了树之后，发现“木之纹理有观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随后，工人们报告了督管战舰制造的官员，“众共骇异”，赶紧依照纹理将观音像雕凿出来，“施之城南福缘庵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逃亡日本；后又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秘密潜回国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年“因庇拳匪斩于西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王照在北京汤山一带以“赵举人”的身份生活，“每日出游各村”。有一天，他“短衣草笠，漫游而西”，经过七王坟，与村夫野老“谈及白果树事，各道见闻，相与欷歔”。村民们说，挖树根时“出大小蛇数百千条，蛇身大者径尺余，长数丈”，王照感慨万千，当日慈禧之狠戾伐树，其实就是一种恨不得灭绝光绪帝的“巫蛊之术”。按理说，白果树本身是长寿树，又是“不死的象征”的吉物，又有各种容易让人们不管是穿凿附会还是心向往之的“神之纹理”，那么对一棵“万年之物”实施砍伐，又挖根填灰，实在是十分不祥的举动。但慈禧太后就干了，从晚清——尤其是庚子国变前后慈禧一系列丧心病狂的举动来看，为了权力，她根本不在乎国家的兴亡，哪怕让整个国家给自己陪葬——何况是一棵白果树。
（来源丨《中国古代异闻录》 作者丨呼延云 浙江人民出版社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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