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们挑了简单的行李走了十里山路到了公社公社所在地有二幢灰色的两层楼房，一幢是公社办公楼，还有一幢是公社卫生院旁边连着些低矮的房屋一条滔滔锦江把我们公社一分为二，行人来往诸多不便，特别是春季发大水，常常会翻船，威胁到当地老表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于是就决定在锦江上造一座五孔的石拱大桥在我们之前已经有百来名老知青在这里干了一年余为了赶时间七一向党的生日献礼，就把我们这些刚下来的知青也唤了来一起干，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
五
我们挑了简单的行李走了十里山路到了公社。公社所在地有二幢灰色的两层楼房，一幢是公社办公楼，还有一幢是公社卫生院。旁边连着些低矮的房屋。一条滔滔锦江把我们公社一分为二，行人来往诸多不便，特别是春季发大水，常常会翻船，威胁到当地老表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于是就决定在锦江上造一座五孔的石拱大桥。在我们之前已经有百来名老知青在这里干了一年余。为了赶时间七一向党的生日献礼，就把我们这些刚下来的知青也唤了来一起干。
我们大队十来名知青被安排在公社办公楼对面一个大祠堂里住宿。大家都是同学，分别一月多，又初初经历了一番磨练，碰到一起既激动又兴奋，彼此交流下乡插队的体会,闹着一团。我的床铺正好和董世海的连在一起。我看他撩着裤管，腿烂得厉害，疤连疤，流着浓水。再看他的脸，瘦了许多，两颊削尖。我问他：你的腿怎么烂得这样？他满不在乎告诉我：到队第三天，我就开始劳动了，天天泡在水里，脚也就烂了。我说：我有上海带来的药膏，你拿去涂吧。唉，这鬼地方，干一天只有几分钱，只能买根棒冰，真不想干。董世海接过了药膏，用手推了推滑落的眼镜，郁郁说：不干怎么办呢，我只有一个母亲，在做临时工，干一天九角钱，还要养一个妹妹。我疑惑地：你父亲呢？董世海哀哀的低声说：死了。我无意触了他的心痛之处，有些歉意。他到并不介意。又对我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干好了，以后能调到工厂去。说完便只楞楞地坐着。铺了床，我到隔壁伙房去打水。刚走出祠堂门，便看见了王萍萍。仅仅隔了两个月不到，王萍萍变化不少，大概也刚参加完春插，脸黑了，也瘦了些。两眼显得更大了。两条小辫子变成了短头发，倒也精神，显得成熟了许多。王萍萍见了我，微微一笑，算打了招呼，又急切问：阿康呢？我还来不及回答，阿康已闻声而出，见了王萍萍，连忙伸出双手。王萍萍见了阿康笑得脸上开了一朵花。我看俩人握着手互相问候着，便转身去了伙房。
修路建桥是大善事，知青们干得卖力，舍得玩命。每天爬在光秃秃的石山上打眼，放炮。第一次打炮眼，紧握着钢钎的双手还微微的颤抖。真是有一点心慌怕八磅的榔头一不小心捶到手上。六月的太阳毒辣辣晒得人出油。打下石头用板车拖到工地去。一个板车的石头有千把斤重。从采石之处到工地一个来回五六里路，一天跑十多个来回，累得身子瘫软。到锦江里挑沙，挑得双肩又红又肿。知青真是好样的，没人叫一声苦。我们最盼望的就是下雨。天一下雨我们就敲石头。把从山上取来的石块敲成三五厘米的小石块。五六个人围坐在一起，一边敲一边讲一些故事。一双绣花鞋，太平间的女尸等等一些让人听了毛骨悚然的故事。阿康说：这些吓人的故事不好听。他就给大家讲岳飞传，水浒传。反正他肚子里都是这些古代的英雄好汉，知青们听得入神。
这天又轮到我们拉板车。我和阿康轮流挡车，振飞在后面推。一车石头有千斤重，拉起来十分吃力。道路坑坑洼洼，车轮陷落坑里，得化很大的力气才能重新把它拖上来。刚拉了几个来回，肚子便饿了，咕咕叫。我们吃饭是不限量的，但是胃有限哪怕是吃撑了，一会儿就饿了。我擦着滚滚而下的汗水说：肚子饿了能有什么东西填一填肚子就好了。阿康正在前面挡着车，听了我的话，停下板车气喘吁吁说：我早就饿得发慌了，现在才十点多一点，吃午饭还早呢忍吧。振飞说：我们休息一下吧。阿康把车拉到公社办公楼前一棵大树底下停了下来。大树底下，没有灼人的太阳，微风阵阵，顿觉凉快。我们刚在车把上坐下来，王萍萍从楼里走了出来。见了我们又惊喜又关切地问：很累吧？阿康说：累倒还好，就是饿得发慌。王萍萍说：你们休息一会儿，我还有包饼干，我去拿。不一会儿，王萍萍拿了一大茶杯水和一包饼干来了，三人狼吞虎咽吃了。王萍萍说：一样干活你们男生怎么这么会饿呀，我一顿吃二两够了。我听王萍萍说一顿只吃两饭就够了，又惊又奇，心想难道男女消化功能有别，吃二两一顿怎能不饿呢？看看王萍萍，又不象在挨饿，仍是生气勃勃的。阿康突然想起了什么，问王萍萍：你今天不出工，不舒服吗？王萍萍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今天公假呢。振飞说：你们女同志有公假，我们怎么没有呢？王萍萍笑笑转身离开了。阿康说：女同志每个月都会来例假，这是正常的生理。我们男的哪来那么多事啊。振飞恍然大悟自嘲说：忘了这茬事了。六月正是青黄不济的季节，常常闹菜荒。我们每天吃的就是蒜苔葫芦南瓜。吃到菜已是不易，荤腥是别想了，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一片肉。知青们晚上闲聊，常常不由自主说起往日上海好吃的食物，谗得人直淌口水。这天中午，我们正捧着一大碗干饭往嘴里扒，王萍萍手捧个饭盒走了过来，对阿康说：诺这个给你们。阿康接过她递过来的饭盒打开，我一看：哇是一饭盒炒肉片！”还冒着腾腾的热气。阿康惊喜地问王萍萍：哪里搞来的？王萍萍一脸笑容，说：公社的干部食堂今天有肉，我给做饭师傅唱了首歌，他就卖给我了。你们吃吧。说完便轻快转身去了。我们吃着油腻肥嫩的肉片，顿感浑身舒坦，力气大增。我说：王萍萍在火车上哭哭啼啼，看似十分柔弱，没想到挺能干的。她唱歌唱得真好，可没有想到用到了买肉上。振飞说：可惜，可惜，这麽柔弱的女孩子，到文工团去差不多，却偏偏碰上了插队落户。阿康脸上透出十分的关切和忧虑神情，说：萍萍队里三个女知青住在仓库里，晚上怕得很，都拿着剪刀睡觉。有一回晚上王萍萍一个人上厕所，四周一片漆黑，心里有点怕，忽听到传来一声声动物沉重的呼吸声，以为来了老虎，吓得逃回屋里。第二天起来一看，原来有一头牛栓在厕所旁。我听了想笑，却笑不出来。我问阿康：“你怎麽知道的？阿康说：是萍萍亲口告诉的。阿康和王萍萍常常会不期而遇，一遇上便有说不完的话，就象被胶水粘住了。阿康在我们面前提到王萍萍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王”字已取消只剩下了“萍萍”二字。王萍萍见到我和振飞也分外热情和尊重，这从她真诚的面容和甜甜的微笑中可以感受到的。这天傍晚我和振飞捧着一大堆脏衣服去锦江里洗。洗衣服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件难事。这些日子接连下雨，衣服不干，我们一天要出几身汗，一天不换便发酸气，就象从醋缸里捞出来的。实在熬不下去了只能来洗。我搓着衣服，突然想起阿康，这些天怎麽不见他洗衣服？我问振飞，振飞说：“可能是王萍萍帮着洗了。回到祠堂，我见阿康躺在床上看书，悠哉悠哉。我又拿了他的衣服闻闻，倒没有酸气。我问阿康，阿康脸微微一红，点点头说：“是萍萍帮着洗了，又拿到伙房去烘烘干。”振飞开玩笑说：“阿康你真好意思呀，连短裤也叫王萍萍洗呀。阿康脸一下子红到脖子，连忙说：欠考虑，欠考虑。你这麽一说，倒有点难为情了。我便问阿康：是不是与王萍萍谈恋爱了？阿康连连摇手，否定说：决无此事，互相帮助罢了。在大桥工地上最开心的就是傍晚收工了，大伙跳到锦江里去游泳。满天的彩霞映照着青山绿水。一边游泳一边看着鲈鰦在锦江里抓鱼。四五个鲈鰦你下我上一会儿就嘴咬着一条鱼上来，一会儿又嘴咬着一条鱼上来。在上海那是看不到这样一种景象的。
在我们大队的知青中，干得最卖力的要数董世海。扁担磨破了双肩的皮肉，他用衣服垫在肩上继续挑。飞来的碎石砸伤了腿，让他休息，他却一瘸一瘸跑去帮着推车。于是宣传员编了词在大喇叭表扬他：“有个知青董世海，干起活来真不赖。挥锤打纤不眨眼，拉车挑沙跑得快。只盼大桥早建成，为共产主义作贡献。”董世海听了，微微脸红。他的身体瘦长，腿细手弱其实很单薄。每回收工回到寝室，便累得躺在床上哼哼。不到开饭是不会起来的。他吃饭奇快，几碗饭，一眨眼就落了肚里。每顿饭后总要咕咚咕咚喝一大杯凉水。我说这样不好，会得胃病。他告诉我，他喜欢喝汤，现在没有汤只能以水代汤了。他说蛮喜欢下象棋，在上海时常去体育馆看高手下棋，亲眼目睹吴荣华蒙着双眼大战十条绿林好汉。说起此事他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平时他依然沉默少言，每天晚上大家闲扯，他只是躺在床上听。时间一长，我发现他常常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看几页信纸，以为他在看家信。有一天晚上坐在床上闲谈时他突然问我：你看过《背影》这篇文章吗？我想了想说：“好象看过，是写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回忆和思念的对吗？”董世海说：对，对。连连点头。眼里露出惊喜，大有引我为知己的意思。他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张信纸递给我，说：就是这篇文章。我接过信纸一看，上面端端正正地抄着朱自清的《背影》。我恍然大悟，说：你常常看的就是这篇文章呀。董世海点点头，说：我很喜欢这篇《背影》。沉默了一会，他用低沉的声音讲了起来：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每看一次文章，就会勾起我对父亲的回忆。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父亲回家探亲。这年我十三岁，还不太懂事。只知道父亲支援外地在贵州工作。有一天夜里我醒来，听见父母在小声说话。父亲说：“单位里很乱，人心慌慌的。”母亲没说话，只听见她的叹息声。我太贪睡，听了几句又睡了过去。第二天只见母亲的眼睛又红又肿。几天后父亲要回去了，我和母亲去送行。在火车站前，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消失。我和母亲刚转身要走，父亲小跑了回来，到了跟前，一句话也不说，只紧紧抱着我和母亲。一会儿，父亲松了手，转身又一次向里走去。我再一次目睹父亲的背影渐渐消失。我忽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们原来可以送到月台上的，父亲说：太乱了，别进去了。说到这里，董世海激动起来，声音也有些颤抖：真没想到，这就是我和父亲的抉别。大该三个月后，传来电报，说父亲自杀了。母亲去了次贵州，取回了父亲的骨灰和遗物。我一眼就看见了遗物中父亲走时穿的那件蓝色的中山装，我抓起衣服，眼泪汩汩流了下来。我问母亲：父亲为什么要自杀？母亲流着泪说：你父亲一生清白，受不了批斗和侮辱，便自尽了。我十来岁时父亲就去了外地，模样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的背影。董世海沉浸在回忆中，眼里闪动着泪光。我递给他一支烟，替他点了火，他大口吸着烟，继续说下去：“自从父亲死后，家境一落千丈。母亲哭干了眼泪，他找了份挖防空洞的活，养活我和妹妹。我来插队前，母亲对我说：家里实在没钱，你把你父亲留下的物品带去吧。临走时母亲关照我：一定要自食其力，家里实在没有能力帮助你。于是我就带着父亲留下的帐子，被子，毛衣，衬衣，镜子，刮胡子的刀架等等来插队了。离开上海时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火车一动，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说到这里，董世海指着迭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旁的一件蓝色中山装说：这就是父亲走时穿着衣服。也是我唯一的一件外套。董世海擦去了眼泪，躺在床上不再说话了。我听了他的故事，心里充满了怜悯。记得哪一本书上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董世海的家庭竟是如此不幸。我们大队的知青都是靠了父母帮助每月寄点钱，才勉强生活。董世海得不到家里的帮助，他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苦干了几个月，一座宏伟的大桥横跨锦江两岸。知青们十分欣慰，别的不说，光鞋子我就磨破了三双，这桥毕竟是知青用血汗凝结成的。公社的老表送了一头猪，以示慰问。我们放开肚子，大吃了一回。真是祸福相依，饱了口福，却得了一场病。夜里我突发高烧，又拉又吐，拉出的都是血便。医生说是细菌性痢疾，要我住在公社卫生院里。知青们归队了，振飞回队参加“双抢”。阿康留下照顾我，不幸也感染上了。这一病二个月，还被送到百里外的县医院去治疗，两人差一点见了阎王，等到康复回到队里已是九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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