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昆仑车站是博山煤商的主要发送站之一。
1931年，胶济铁路沿线先后发生了两次煤商罢运，造成铁路运输“停摆”，影响波及沪宁，成为当时全国关注的大事件。
从商业角度讲，罢运事件无非是胶济铁路管理局与沿线煤商之间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博弈，可归结为“正常”的商业竞争行为。但让人深思的是，其间人为掺杂的政治因素，却让事件变得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事件源于铁道部的运价政策调整。1931年前后，因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金价暴涨，铁路运输成本加大，经营出现亏损，铁道部为此酝酿将铁路客货运费“提价二成”。运费提价必然导致煤商成本加大。政策一出，全国煤商哗然。包括京绥、北宁等铁路沿线煤商反应强烈，而最剧者当属胶济铁路沿线煤商。原因有二，一是在胶济铁路运输总量中，煤炭“约占全部货运量的60%以上”，以煤炭运输为主的胶济铁路，所波及到的煤商自然最多。二是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主要分布在博山山谷，由于地质地形原因，矿井规模小，开采条件差，运输成本本就高于全国平均价，如果再提升运费，煤商的经营压力自然会进一步加大。
时任胶济铁路管理局委员长葛光廷才刚刚到任三个月，便迎头碰上绝大的挑战。
沿线煤商多次向胶济铁路管理局反映诉求，希望收回成命。但政策出自铁道部，非胶济铁路管理局所能左右。煤商反复呼吁无果，情绪日趋激烈，更是派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仍未如愿，便转身再把矛头指向胶济铁路管理局。最后无奈之下，提出三点通牒“（1）自（1931年5月）21日起全体休业。（2）通电全国，陈述山东煤业情形及不得已休业之苦衷。（3）成立山东淄博潍矿业联合会。”
煤界一旦全体休业，影响将至为重大。葛光廷深以为然，急忙派代表与煤商磋商，但政策不变，何以为谈？
1931年5月21日，让人不愿意看到的“休业”如期而至，胶济铁路“沿线燃料，因之大起恐慌，煤价飞涨”。正当事态处于胶着之际，一篇《胶路煤商罢运风潮，显有日人从中策动》的文章突然见诸报端。霎时推波助澜，风云突变，此文称“此次风潮之主脑及策划者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经营之鲁大公司，中国大煤商甘为日人所利用……”鲁大公司是“加价二成”的最大“受害者”，也是罢运的主要组织者。此文给鲁大公司贴上受日人蛊惑的标签，舆论大哗。谴责煤商者有之，对胶济铁路嗤之以鼻者有之。
此文是否为胶济铁路管理局所为，还是别有用心者的移花接木，成为一桩无头公案。但无论如何，却是开了个坏头，虽挫伤了煤商锐气，却也让胶济铁路管理层的品行倍受质疑。
5月31日，情急之下，葛光廷只得亲自到济南与煤商谈判，并折中各方意见，达成共识：“（1）煤商先行复运，在未奉部令前，煤炭出口内销，暂按夏季减价4个月延长为6个月。（2）路局将减价办法电部请示，倘部令只准照一成或一成五回扣，其多扣之款，仍应招回。（3）关于运率之商定，仍须呈部核办。”总体意思是，先延期两个月，再待铁道部核定。
虽为权宜之计，疲乏的煤商们还是妥协了。但两个月后，当“加价二成”的政策重新摆在面前时，罢运再起，且影响更巨。《申报》载“……上海存煤只有30万吨，仅只供应1个月之销用……致有停业之可能，无疑伐我国命脉”。而更让人齿冷的是，煤商们竟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丁敬臣为代表的煤商联名在上海刊登广告，诬陷胶济铁路上调运价系受日人指使。当时，恰在“9.18”事变发生不久，涉及日本人话题极敏感，举国上下顿时调转“枪口”，对胶济铁路管理局口诛笔伐。甚至实业部也向铁道部施压“当此提倡国煤，各埠煤斤将感缺乏之际，该路煤运万不宜发生纠纷……”，铁道部不得不决定“暂停加价，一俟行政院核准，当即实行。”
一场纠争至此罢息。
煤商罢运的教训很多。利用民族情绪实现个人或小集体利益是教训之一。这种无限界使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的行为既愚蠢又危险，但却总有人冒险一试。伤害与被伤害犹如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彼此见不着面，但却无法分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