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以一代伟人宽广的胸怀、 远大的目光和无穷的魅力， 广泛接纳四方宾朋，世界船王包玉刚就是其中之一。
包玉刚
包玉刚191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市镇海县的钟包村，22岁就进入了银行界。1949年初，已经是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的包玉刚向上海市长吴国桢提交辞呈，带着家人南下香港创业。
包玉刚来到香港以后，敏锐地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船运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必将大有作为。于是他开始苦心经营船运业，经过20多年的奋斗，他建立起了自己的海上王国：环球航运集团。
到1978年时，包玉刚已拥有200多艘巨型船只，载重吨位达2000万吨以上，超过美国或苏联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1979年，他他被国际独立油轮协会推选为主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包玉刚的船“金安号”
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包玉刚敏锐地感觉到大陆的新变化，急切地想为国家改革开放出些力，但当时“左”的思想在国内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退，他还存在顾虑。
正好包玉刚有一位姨表兄在祖国大陆任职，他是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于是包玉刚试探着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大陆探亲的诉求。
卢绪章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包玉刚被认为是大资本家，卢绪章收到电报以后，自己也做不了主，立即向中央进行了汇报，最后报到了邓小平那里。
邓小平表示：“船王要回大陆，好事嘛！”他认为包玉刚回大陆探亲考察，对改革开放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指示时任国家侨务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给他回电：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大陆。
在当时的形势下，包玉刚为了防止他赴京的消息外泄于新闻记者，决定与夫人转道日本东京再飞北京，1978年10月，包玉刚夫妇秘密到达了北京，他亲眼目睹了内地的变化，得到了一个确切的信息：中国关心香港的发展，而且会尽力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包玉刚回大陆探亲
但包玉刚也发现，此时经过“文革”后不久的内地人，无论在思想状况、精神状态、管理体制、组织机构和工作效率远远适应不了工作的需要，非常有必要进行帮扶和投资。
于是在1979年，包玉刚通过表兄卢绪章，表示自己将以父亲包兆龙的名义向内地捐款2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用于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的饭店，另外1000万用于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受邀到北京商谈订购船舶及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在会谈时他又提到了给北京捐款建饭店的事，包玉刚是个孝子，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饭店能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他还表示，只要大陆方面同意，捐款马上可以到位。
当时负责主管旅游饭店建设工作的庄炎林听后非常高兴，他认为在福建、广东，许多华侨捐款建学校、医院，经常以他们自己或亲属的名字命名，包玉刚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这1000万美元的支票却没人敢接，因为建国后党内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一切外援，而且有些领导认为：如果饭店以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这到底是爱国还是卖国？
庄炎林把此事报告给了廖承志，廖承志也很支持庄炎林，他说：“华侨爱祖国、爱家乡与多做善事、光宗耀祖，两者一点也不矛盾。一个世界级船王，能对祖国有这片心意，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了，何必对人家这一点点敬老扬名的愿望吹毛求疵呢？”他建议庄炎林把此事写成报告，直接向邓小平进行汇报。
廖承志
邓小平知道以后，对廖承志说：“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嘛，何乐而不为？人家讲孝心，也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也应该。”
廖承志说：“是啊，送上门来的好事，有些人就是不同意。”
邓小平说：“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替饭店题个名。”于是他亲笔写下了“兆龙饭店”4个大字，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名。
在1981年7月6日，邓小平正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玉刚和包兆龙，他紧紧地握着包玉刚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邓小平接见包玉刚
尽管是初次见面，但两人却相谈甚欢，他们从大陆的经济聊到世界政局，从航运的经营聊到香港的前景，邓小平在会谈结束时高兴地对包玉刚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实干家，干实际事情的，不是只说不干的，欢迎常来。”
同年的12月，包玉刚和包兆龙再次来到了北京，邓小平于12月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再次会见了他们父子，对包玉刚心系祖国内地建设、准备捐款在北京兴建宾馆和在上海兴建图书馆的举动表示了肯定。
更令包玉刚兴奋的是，邓小平随后亲自参加了宾馆捐款的签字仪式，他亲手收下了包玉刚双手递上的1000万美元支票，感慨地说：“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办事的效率就这样，定个名字、找个地方就那么难，拖了一年多，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邓小平对兆龙饭店的筹建工作十分关心，他指示说：“兆龙饭店是政治问题，如果捐赠都搞不好，谁还敢来投资合营？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找块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店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还亲自出席了当月25日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此时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已经病逝，廖承志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们没能亲眼见到饭店落成的这一天。
包玉刚这天非常激动，他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主席，您能亲自参加兆龙饭店的开业仪式，是对我包玉刚莫大的鼓舞，是我们包家的荣幸，也是兆龙饭店的荣幸。我代表我们包家和兆龙饭店的全体员工感谢您！我爸爸在天有灵，也一定非常高兴。”
兆龙饭店
从1981年至1984年短短4年间，邓小平就8次会见包玉刚，每次会面他们都共商国是，共叙友情，纵论天下事。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经说：“海外华侨华人每次回国每次都见的，也只有包先生了。”
1984年10月28日，包玉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宁波探亲，他很想为故乡做点事情，于是问陪同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现在宁波最缺什么？”
耿典华告诉他：“宁波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但是现在还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地方培养建设人才很困难！”
包玉刚当晚回到宾馆以后，彻夜难眠，他深深地认识到要现代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没有合格的人才，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他决定投资帮助家乡创办一所大学。
一个多月以后，包玉刚在北京又见到了邓小平，向他提到了自己最近回宁波探亲的情况，又表明了自己准备捐款5000万元创办宁波大学的意向。他对邓小平说：“宁波条件好，很有发展前途。”
邓小平也非常支持，他说：“你们要和大连比，大连发展不错！”
包玉刚则以宁波人的身份邀请邓小平去宁波看看，他说：“您什么时候去宁波，我随叫随到！”
邓小平也笑了，他说：“很想去看看宁波啊！”
在1984年12月19日，包玉刚在北京与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关于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邓小平知道以后，非常高兴，他亲自为宁波大学题写了校名，而且不到半个月，他的题字就被送到了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
1985年10月28日，宁波大学举行盛大的奠基典礼，邓小平专门委托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万里前往参加，万里把邓小平对一位港商爱国热心的肯定和嘉许带到了宁波，这让包玉刚和家人深为感动。
包玉刚不仅帮助家乡兴办教育事业，他也知道宁波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深水良港，他指出如果把上海和宁波连接起来，就能解决上海的很多问题。他建议利用北仑港优势，与外商合资在北仑港区建设大型钢铁厂、发展重化工业。
邓小平对包玉刚的意见非常重视，国务院在1985年11月专门成立了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并聘请包玉刚担任顾问。
包玉刚对此非常尽心，他经常奔波于香港、北京、浙江之间，向全世界宣传宁波，希望大家都能到宁波投资考察，为宁波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他也被外国朋友们戏称为“宁波大使”。
1987年9月，邓小平在北京家中宴请来京的包玉刚一家，包玉刚则于次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作答。席间两人推杯换盏，边酌边谈，邓小平感慨地说：“开放不是件容易的事，今天吃的鲍鱼很不错，如果不改革开放，这样好的鲍鱼就吃不上喽！”
当天已经年过八旬的邓小平特别高兴，他频频举杯，竟喝了6杯茅台酒，他还对包玉刚在近几年来为祖国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1991年9月22日，包玉刚在香港病逝，享年73岁。当时已离休在家的邓小平当即向包玉刚家属发去一份情真意切的唁电。
10月3日上午，包玉刚的葬礼在香港殡仪馆隆重举行，邓小平专门以“生前友好”名义送去花圈，并派女儿邓榕专程赴港出席他的葬礼。同年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包玉刚画册》，邓小平又专门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包玉刚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对祖国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被我们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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