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在其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辛辣讽刺道：“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无独有偶，大诗人陆游亦曾颇感无奈地写下过这样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富裕的南宋打不过穷困的金朝?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富裕的南宋打不过穷困的金朝
辛弃疾在其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辛辣讽刺道：“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无独有偶，大诗人陆游亦曾颇感无奈地写下过这样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不仅仅是南宋的诗人，南宋的部分统治者亦不曾释怀自己的半壁河山沦丧以及靖康之难后的国耻血仇。为洗刷这一屈辱，南宋起于孝宗迄于宁宗，共举行了三次北伐。但这三次北伐无一例外全都败北。缘何如此？有道是“政治是战争的延续。”通过对这三次北伐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这样一个事实：南宋朝野高估了“遗民”对南宋朝廷的向心力，在此基础上，对宋金双方的实力出现了误判。
在这三次北伐期间，金朝经金世宗、金章宗祖孙的励精图治使金朝出现了长达五十年的富庶稳定，史家将这一时期概括为“大定明昌之治” 。这一时期堪为金朝历史的黄金时期。《乾为天》的卦辞曾把事物的发展概括为这几个阶段分别是：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其中亢龙有悔，可做如是解读：龙飞到了极高处，其下沉将为必然之势。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观之，大定明昌之世的金王朝即处于亢龙有悔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金王朝，在看似烈火烹油繁华似锦的外表下，隐藏着这两处衰败的隐患。
首先看第一处。
为削弱北境蒙古的势力，解决边患计，金章宗决意针对蒙古推行减“减丁”政策，大幅度地“杀戮”蒙古各部落的统治家族的“宗室”。然事与愿违，金章宗此举产生的结果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此举不仅没有解决金王朝的边患，而且恶化了金王朝的边境局势。随着“减丁”政策的推行，加剧了金王朝与蒙古诸部落的矛盾。为报复金王朝，在游牧经济掠夺性的加持下，蒙古诸部落时时南下武装侵扰金王朝。因此“｀防秋’一词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
再来看第二处。
金世宗不无感慨地对近僚说道：“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笔者注：金章宗完颜璟）习，朕甚嘉之。”通过金世宗这段话，我们可以确知，金王朝的诸王已普遍娴熟掌握汉民族的语言与文字，将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字束之高阁。基于此，即使一国之君有心扭转这种局面，亦无能为力为，在此前提下，女真贵族的汉化程度非常高（大定明昌年间这种现象尤盛）。就拿那位用“（女真）原语”以称谢的完颜璟来说吧。其人工诗文，有着极高的书画造诣。他仿效宋徽宗所书的廋金体惟妙惟肖。
当女真贵族大范围地与汉文化相拥，与其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分道扬镳后，其先辈身上的质朴勇武精神又有几分为他们所保留传承？不仅仅是这些贵族，金王朝的武力支柱，他们的猛安谋克们亦摈弃了其质朴、勇武的精神。在金元时期的诸多文学作品都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现象。例如元曲作家李直夫在其杂剧《虎头牌》中描写了这样一个人物，其人名叫金住马。他的祖上是金朝“开国旧功臣”，世袭猛安，早年为人纨绔，“打扮的别，梳妆的善”，整日不事生产，出笔成不了文章，为人羸弱，撑不住重甲，驾不了烈马，挽不开硬弓，整日留连于中都（笔者注：即今北京）的酒楼、茶坊及勾栏瓦肆间。这样的荒唐人物如何担负得起“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军人职责？与他们缔造了“女真满万则无敌”的先辈相比，不啻判若云泥。那些金朝初年的猛安谋克们与这些柔弱化了的猛安谋克们在面对战事时的反应亦大相径庭。金初的猛安谋克们往往“见说厮杀都欢喜”。而章宗朝及以后的猛安谋克们“只怕签起去（当兵）。”我们因此可以料见，此时的金军还有多少战斗力？随着蒙古骑兵的时时侵扰，这些猛安谋克们或俘或降或逃。其中那些投降了的猛安谋克们向蒙古人透露此时的猛安谋克们很多都“荒淫日恣”，竟然将金朝虚实透露给了蒙古人，暴露出此时金王朝外强中干的内情。
概言之，金王朝在大定明昌之治的鼎盛外表下，掩盖的这两点隐患分别是：第一，蒙古与金王朝的矛盾加剧，并由此引发的边患问题。第二，女真族人汉化程度高，因此造成金王朝的武力蜕化。这两大隐患相互呼应、相互促进，最后对金王朝形成了恶性循环。
1208年，金章宗崩逝，这两大隐患如黄河决堤般泛滥成灾。金章宗崩逝后的同年冬，金章宗的叔父完颜永济即位。史称卫绍王。卫绍王登基后不久，成吉思汗从金使口中得知，卫绍王践祚帝位。他朝着卫绍王所在的方向，吐了口唾沫，十分鄙夷地说道：“吾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之辈亦为之耶？何以拜为！”金使无奈将成吉思汗的所为据实汇报给卫绍王。卫绍王“益怒”决定等成吉思汗进贡，计划待其“就进场害之”。成吉思汗侦知了这一消息后，决定与金国断交，并对金国“益厉兵为备”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集结起十万兵马征讨金国。成吉思汗将征伐金国的首攻之地选定为金抚州境内的金军戍堡“乌月营” 1211年七月，成吉思汗利用大风天气，乘隙突袭了乌月营，乌月营因此为成吉思汗所占，成吉思汗袭得乌月营后，并进占乌沙堡 。一个月后，成吉思汗兵锋直逼抚州。
面对蒙军的大举压境，当时的金军前线总司令完颜承欲畏敌如虎不敢与敌接战。他率军退至宣平府内（今河北张家口怀安县）。将抚州、昌州、桓州等三州之地拱手资敌。蒙军于是长驱直入，南向攻陷白登城，进逼金王朝的西京。金西京留守胡沙虎为人颟顸无能，较之完颜承欲，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着来势汹汹的蒙古大军，他一矢未发，率四十万大军不战而逃，弃守西京城，朝金中都了（即今北京城）方向奔逃。逃至翠屏口被成吉思汗所设伏的部队伏击。经此一役，胡沙所部伤亡惨重。经过与胡沙虎的短暂交手，成吉思汗看透了胡沙虎绣花枕头的本质。他决意吃掉胡沙虎的四十万大军，于是率轻骑与胡沙虎大军展开赛跑，最终蒙军跑赢了胡沙虎大军。他们率先抢占了野狐岭北口的灌儿嘴，阻断胡沙虎大军的归路，陷胡沙虎大军于死境中。人们面对生死存亡的局面往往会激发起巨大的潜能。为求生路，胡沙虎大军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竟然与战力凶悍的蒙古大军激战竟日。战事因此陷入胶着之态。在此时，成吉思汗麾下的“四杰”之一的木华黎进前向成吉思汗献言道：“彼众我寡，弗至死力战，未易破也。”成吉思汗颔首即委木华黎以重任，让他在战场上大展拳脚，木华黎即“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蒙古大军的士气为木华黎所激，军士们皆悍不畏死，胡沙虎大军所面临的压力极重。恰在此时，一支蒙古奇兵绕至敌后，发动攻击，与木华黎所部的“敢死士”正成奇正之效，金军突遭腹背之击，立刻土崩瓦解。不久后，金军兵败如山倒这场野狐岭之战转变为一场蒙军针对于金军的屠杀。金军因此出现了“死者蔽野塞川”的现象。是役，金朝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野狐岭之战后，成吉思汗趁热打铁，攻取居庸关。金中都城因此就暴露在蒙军的眼前，蒙军于是兵围金中都城，意图一举拿下中都城。奈何，金中都城城坚池深，为金王朝经营百年，且构筑起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蒙军一时很难攻克。从1211年九月起至当年十月，蒙军攻城一个多月未克，只能望中都城兴叹。兵家有云：“屯重兵于坚城之下，兵之大忌。”此时蒙军倾国之兵屯于金中都的坚城之下。恰此时金军的勤王之师相继汇集。为避免腹背受敌来的窘境，成吉思汗决定撤军北返。
1212年秋冬季节，成吉思汗卷土重来再次兵临金中都城下。在第二次攻打金中都城前，成吉思汗攻占了金朝在抚州的牧养战马之地，尽数俘获了这些战马，这极大增强蒙军的实力。然而增强实力后的蒙军亦无法攻克金中都城。蒙军围攻金中都城大半月，施“百计攻城，不能克”，最终只能黯然撤军。翌年秋，蒙军再次以金中都城为目标入寇，兵指居庸关。在攻打居庸关时，成吉思汗行巧策。他先以一部正面牵制居庸关守军，率主力迂回至居庸关金军背后，于五回岭大败金军。成吉思汗于是命哲别轻取南口。居庸关守军军心因此大沮。居庸关守军的将领当即向成吉思汗献出北口。成吉思汗因此再下居庸关。居庸关一失，金中都城顿失门户，蒙军再次兵围金中都城。在蒙军此次兵围金中都城时，金朝中枢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故。当时金军的高级将领胡沙虎发动政变，弑杀了金君卫绍王，拥立宗室完颜珣为君，是为金宣宗。即位后的金宣宗借助金军大将术虎高琪之力诛杀独揽大权的胡沙虎，由此执掌大权。金朝由此步入金宣宗当国时期。当国的金宣宗于金国运而言，可谓是十足的灾难。何出此说？因为金宣宗其人太过昏庸。自即位以来，金宣宗昏招迭出 。这些昏招中影响最恶劣的是这两招：一，金宣宗放弃城坚池深的金中都城，决意迁都金南京城（即开封城）。这导致今王朝丧失半壁江山。这半壁江山包含着华北平原这一大粮仓。二、为弥补迁都后，在国土上的损失。金宣宗决意南侵南宋，与宋朝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金宣宗所推动的南伐并不成功。是役后，金军“士马损耗十不一存”。金之国力被极大消耗掉。
但若说金宣宗为君一无是处，则有失公允。在其秉政期间，他至少做出过这样一件成绩：册立了一位颇有能力的太子。在其为君之初，宣宗一朝的太子完颜守忠薨逝。此后，宣宗仿其祖宗故事册“立皇孙铿为皇太孙”。不久之后，完颜铿薨逝。金王朝的储位虚悬，其国本亦未得定。为解决这一问题，金宣宗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册“立守礼为皇太子”，并“更赐名为守绪”。完颜守绪即太子位十年后，金宣宗崩逝。完颜守绪于宣宗灵前践祚帝位，是为金哀宗。
金哀宗虽为金王朝事实上的亡国之君，但金王朝灭亡的历史责任不应该由他承担。相反的，他延长了金王朝的寿命。他能力卓著，是个十分另类的亡国之君。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哀”这一庙号道明了这一历史角色的尴尬。金哀宗早在即位之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他针对蒙古大军的频频犯境，决意加强金军的军力。首先他编练起一支战力凶悍的精兵部队，这支精兵部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忠孝军”。其次，他擢拔了一批良将，如完颜合达、完颜陈和尚、移剌蒲阿、杨沃衍（先为金宣宗所提拔，后在哀宗朝颇受重用）等。第三，金哀宗凭借手中的精兵强将利用黄河潼关的地利之险构筑起了关河防线。《孙子兵法》有云：“上善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金哀宗深明这一道理。最后，他改善了与宋朝、西夏的关系，金王朝停止了与宋夏的干戈。避免了金军多线作战的不利境地。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金哀宗自然会把大量资源投入到抗蒙前线的金军身上。这一时期，完颜陈和尚和他所率的忠孝军大放异彩。1230年，完颜陈和尚率四百骑忠孝军大破蒙军“八千众”，为金军取得卫州之战的胜利立下汉马功劳。管窥是役，我们可以确定忠孝军的战力决不在横扫世界的蒙古大军之下。卫州之战的两年后，完颜陈和尚于倒回谷再次击败蒙军。在这一过程中，表现耀眼的金军将领不只有完颜陈和尚，还有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等人，一时间，金王朝的朝堂上将星闪耀。金哀宗将这些熠熠生辉的将领并部分忠孝军尽数派往关河防线，而且将举国主力部署至关河一线阵地。黄河潼关之地本就险要，再由金王朝的精兵强将戍守，关河防线因此被打造得固若金汤。蒙军名将速不台曾“从攻潼关军失利”，吞下了失败的苦果。在固若金汤的关河防线面前，蒙古大军终于停下了他们东进的步伐。
如何突破关河防线成为摆在蒙军将领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这道难题最终被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找出了破解之法。成吉思汗于临崩前向其继承人窝阔台指出：“金精兵集于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猝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乏，虽至不能战，破之必矣。”成吉思汗的这一战略后世称之为“斡腹”。成吉思汗崩后，蒙古经拖雷的短暂监国后，窝阔台继承汗位。窝阔台即位之初就启动了灭金之战。在他即位后的第三年冬天（即1231年），窝阔台组织起东、中、西三路大军伐金来实施成吉思汗临终前所提出的“斡腹”战略。这三路大军分别由窝阔台、铁木哥斡赤斤（成吉思汗幼弟）和拖雷统率。在实施“斡腹”战略期间，拖雷与其所统率的西路军扮演着重要角色。
拖雷率西路军驰入关中平原，一路向西直奔宝鸡。拖雷所部在攻克宝鸡后，再下凤翔，然后走栈道入汉中。蒙军突入汉中后，挥师东向攻克金州（即今安康）、商州（即今商洛），占据今之陕南。蒙军以陕南为跳板，绕道饶峰关，“渡汉江而北”，迂回至关河防线后背，意图“直趋汴京”。在此之前蒙军的动向已为戍守关河防线的金军良将们所侦知。为粉碎蒙军的战略企图，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立即“率诸军入邓州”以备蒙军。恰此时，完颜陈和尚、杨沃衍、武仙等“皆引兵来会”。金军军威因此大震。完颜合达判断禹山为蒙军的必经之路。他率领着这批精兵强将至禹山之前，列阵以待蒙军。拖雷所部途经禹山与金军遭遇，蒙金两军因此爆发了禹山之战。由于金军以逸待劳因此在与蒙军的战斗中大占上风。蒙军绕至关河防线背后的首战即告失利。局势颇为严峻，拖雷无奈向名将速不台问计，速不台向拖雷献策道：“城居之人不耐劳苦，数挑以劳之，战乃可胜也。”拖雷对速不台之策深以为然，利用大雾天气，率所部蒙军脱离与金军的接触 ，退出了战场。在这之后 ，拖雷命所部轻骑兵蹑金军之后，并对金军不时地进行袭扰，导致金军“不得饮食，又不得休息”，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金军霉运连连。当日黄昏时分，开始下起了小雨，更糟糕的是，至翌日凌晨雨转雪，这增加了金军的行军困难。恰在此时，蒙军的援军已到，袭扰金军的轻骑兵已陡增至近万人，为改变这被动的处境，完颜合达与移剌蒲阿决定先把大军带至均州城内休整。金军且战且行，苦不堪言。1232年的元宵节午夜，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率金军主力至均州城外二十五里的黄榆店。到黄榆店后不久，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等人听到个晴天霹雳的坏消息：即蒙军已突破了孟津、河中、济县等地的黄河渡口。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等人听后大惊失色。是夜未亮，他们立即率金军主力赶往汴梁。但现实比他们所听到的消息更为糟糕。在此之前窝阔台率领的中路军已突破了黄河防线。突破黄河防线后，窝阔台立即派遣塔思率一万骑兵与拖雷所部会合。拖雷所部与塔思会合后，拖雷所部的实力陡增。他判断此时与金军主力决战的时机已来到。鉴于黄榆店与均州城仅距二十五里，拖雷担忧“彼脱入城，未易图也。”拖雷坚信与金军主力的决战之机“机不可失”。于是他将所部兵力部署于黄榆店至均州城的必经之路三峰山一带。金军主力行至三峰山遭遇蒙军，只能被迫应战。著名的“三峰山战役”由此爆发。蒙金两军一接战就使战事呈现出白热化，两方激战一个白昼。蒙军被金军击退。金军趁机将蒙军“围之三匝”。恰在此时，上天亦左坦蒙军，就在此关键时刻突然爆发了大风雪天气，在此极端天气之下，金军大量士卒出现“僵仆”的现象，非战斗减员严重，金军主力的战力亦因此大为削弱。拖雷抓住战机，趁势掩杀，大破金军主力。经此一役，金军二十万主力精锐已被“杀戮殆尽”。金军在此役中折损的不止有精兵，亦有良将。前文所提及的那些良将被蒙军或俘或杀。这些将星亦尽数陨落。金哀宗的数年经营毁于一旦。金王朝的国势也因三峰山一役一蹶不振。
三峰山之战后，拖雷率部北上与窝阔台的中路军会师。两军会师后，窝阔台即派速不台率军围攻金汴京城。此时的窝阔台对金汴京城志在必得。但是金汴京城依旧城坚池深，加之金哀宗本人亦时时亲临一线激励前线将士的士气，金守军的军心因此大震，顶住蒙军的一波波如潮的攻势。金军打破了蒙军迅速占领汴京的企图，将此役拖成一场持久战。蒙军围攻汴京一城竟耗时半年多。由于围城战耗时日久 ，这导致金汴京城的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此时在汴京城内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饿殍因此遍地。城中出现了大量的尸体。由于这些尸体不能及时处理又诱发了汴京城内大面积的瘟疫。城内军民忍受着战乱、饥荒与瘟疫。此时他们的士气已降至冰点。城中人心惶惶，兵无斗志，民无守志。金哀宗见状后确定，汴京城不可守。于是他于翌年率领部分亲军离开汴京城“南狩”，意图为金王朝选择出新的抗蒙基地。金哀宗于1233年辞别金王朝的太后与皇后，率军自黄陵岗渡过黄河。驻军于“沤麻冈”，准备攻取卫州城，但事与愿违，金哀宗所率亲军被蒙军大将张柔击败，“败走睢阳”。金哀宗被迫放弃了攻占卫州城作为其抗蒙基地的战略企图。任职于归德一带的金司农大卿蒲察世达、元帅完颜忽土确知，金哀宗到睢阳后，“奉迎上（金哀宗）入归德府（睢阳的治所）。”金哀宗经近半年的奔波，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容身之地。归德亦（在很多金朝大臣看来）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抗蒙基地 。然而，在金哀宗高兴没多久后，上天仿佛与金哀宗开了个玩笑，统领忠孝军余部的野心家蒲察官奴发动兵变软禁了金哀宗，金哀宗个性强势不愿受人摆布，为摆脱蒲察官奴的控制，金哀宗将蒲察官奴招至照碧堂，手刃了蒲察官奴。在此期间，整个睢阳都处于蒙军围困之中，归德隐现粮食危机。金哀宗意欲放弃归德城。在金哀宗诛杀蒲察官奴之前，蔡州城主要负责官员乌石论镐向金哀宗进献四百斛粮食，并“表请”金哀宗“临幸”蔡州城。金哀宗因此南至蔡州城。金哀宗进蔡州城后，张柔再次引兵围攻蔡州城。金哀宗充分利用地利以蔡州城南的“柴潭为阻”。金军占据地利，在此基础上，金哀宗擢拔防御专家完颜仲德为“总帅”，负责蔡州城防，完颜仲德将蔡州城防打造得固若金汤，蒙军一时不能立即马上攻克蔡州城。只能命大兵构筑起“壕垒”，意图将蔡州城围困死。
在蒙军的围困下，蔡州城的粮食危机逐渐显现。当时在蔡州城内即使贵为宰执一个月仅能领取六斗粮食。就连这点粮食，金哀宗亦无法满足城内军民的需求，为缓解粮食危机，金哀宗决定减少粮食，换言之，城内宰执一个月将领取少于六斗的粮食。在蔡州围城的情形下，金王朝的当朝宰执尚且不能果腹，遑论其他守城军民。随着粮食供应的越来越少，城内军民“颇怨望”。就在金蔡州守军渐露出不支之态时，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不啻如记记重拳般击金蔡州的阖城军民的身上。在这些重拳中，最为致命的是，当时南宋大将孟珙率领援军粮草至蔡州城下，为蒙军助战，蒙军因此军心大震，蔡州守军军心因此遭到沉重打击。蔡州城外的金援军武仙所部，意欲击退孟珙所部以减轻蔡州的城防压力，不料武仙所部为孟珙率领的宋军击退。蔡州城因此断了援军。看到宋军的优异表现，蒙军起了竞雄之心，没过多久，围困蔡州城的壕垒已经筑成。蔡州守军见状骇惧”，弃守蔡州外城。蒙军趁机将外城夷为平地，为其与宋军攻城提供便利。宋蒙两军会师后。双方进行了分工，蔡州城的西、北城门由蒙军负责攻取，至于东、南两处城门由宋军负责攻取。当时蔡州四门中南门最难攻克，因为南门凭借“柴潭为阻”。孟珙因此对症下药。他于柴潭南部决口，导致柴潭干涸。蔡州南门守军失去地利凭借。所谓“攻心为上”，为打击蔡州守军军心，1234年大年初一宋蒙两军于蔡州城下举行会饮，会饮持续至第二天天亮蔡州城内“饿窘”的金守军只能坐城“愁叹而已”。金哀宗确定蔡州城处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中，知道蔡州城必然不可守。他自己将与“自古以来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金哀宗因此心有不甘。他决意将皇位传于蔡州城的东面元帅完颜承璘。完颜承璘坚辞。金哀宗劝喻道：“”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突驰。卿平日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完颜承璘接受金哀宗的劝喻。几天后，蔡州城内举行完颜承璘的即位大典，当大典进行至半途，蔡州南门的金守军即弃守，宋军因此杀入城内，不久之后，蒙军攻陷蔡州西门蔡州保卫战自此即大势已去。金哀宗绝望地奔逃至幽兰轩自缢而亡。刚刚即位的完颜承璘率军与宋蒙联军进行着巷战，完颜承璘巷战战死，金亡，金王朝的国祚至此而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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