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史书中，《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及《三国志》曾并称为“前四史”。后来范晔的《后汉书》修成，逐渐取代了《东观汉记》。这四本史书篇幅不大，易于流传，且文采质量都很高，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中最好的四部。从唐朝起，开始由官方写作班子来编纂史书，因为作者众多、资料丰富，所以篇幅也就越来越大，《晋书》《隋书》《南北史》等都是这个时代成书的，这些史书都没有版刻出来，大部分存放在府库之中。五代与宋朝初年编订的《旧唐书》与《旧五代史》也存在着篇幅过大的毛病，且里面都是记载性的死文字，可读性并不强，流传很困难。欧阳修曾想对史书进行改革，要求简净化处理，所以又编纂了《新唐书》与《新五代史》，但这两本书删减太多，也广受非议。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论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认为《明史》是近代史书中，修得最恰到好处的一部。
现代人认为《明史》编纂于清朝，具有满清皇室背景，所以会美化清军入关，淡化南明政权的存在，还不如《明实录》可靠。确实如此，但这并不足以成为轻视《明史》的理由。《明史》对于涉及满清统治的地方缺而不录，但它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的，至少不会像《魏书》那样公然篡改历史。对于不能说的地方，它保持沉默，而对于能说的地方，或者存疑的地方，则采用审慎的态度。《明史》在编订初年，受到了一群具有学识的明朝遗老影响。
明朝遗老中，顾炎武与黄宗羲虽然拒绝参与修史，但他们都以不同方式来对这本史书施加影响。《明史》的主编之一徐乾学正是顾炎武的外甥，而《明史》的底本《明史稿》是由万斯同写作的。万斯同是在其师黄宗羲的鼓励下，才决定接手修史的工作。黄宗羲曾写信建议《明史》不要立《道学传》，以免陷入门户纠纷，万斯同采纳此建议，将明朝大儒们的传记收入了《儒林传》里。
万斯同的史学造诣非常高，他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所以才能写出 416 卷的《明史稿》，在一个人的主编下，这本书也就不像之前的史书那样，由于出自众手而参差不齐。清代史学家杨椿就曾说：
“《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
《明史》的成功离不开万斯同的工作，王鸿绪、张廷玉等人都是在他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才最终定稿的。
一本好的史书，衡量标准并不是文字的数量、史料收录的多寡或者篇幅的大小。而是它是否能够将历史如实、详尽的展现出来。在《明史》之前，有关于明朝历史的史料就有实录、《石匮书》、《皇明通纪》、《国榷》、《罪惟录》、《名山藏》等多种，这些书大多还现存着。所以《明史》并不需将这些史料全部抄录过来，变成一部几千万字，臃肿不堪的史书。而是要对史料进行甄别，删减，排列，编成一本简净的、可读性较强，易于流传的书。
《明史》与《后汉书》、《晋书》不同，它不是后代人照搬照抄前人留下的史料，而是在广泛考证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甄别、整理，形成新的文献。
《明史》立传，各随时代之先后，效法《史记》《汉书》的笔法，不将一大堆时代不同、家世一样的人写在一起，以免把列传变成了家谱。张玉是张辅的父亲，但他们的传记分开来写，一个放在靖难功臣之中，另一个在列入征安南的功臣里。只有那些父亲有名，子孙无名的，才把子孙当作附录写入父亲的传中。读起来就不嫌冗长，而且一个列传里叙述的时间跨度也不大。
《宋史》有一个毛病，就是一件事有许多人参与其中，那么这些便全部写入同一个列传里，导致这件事在不同段落反复出现，让人读起来很厌烦。《明史》则清除了这种弊端，靖难一事中有许多人参与，便将他们分为文臣和武臣，具有军功的列入一传，具有文功的则列入另一传。第一个人物是事迹里详细叙述事情，后面的则从简，写得很有轻重。袁崇焕与毛文龙官职不同，但共入一传，使读者能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始末，叙事更加立体。
明朝功臣大多死于非命，但有些人物的死因难以断定，所以《明史》在叙事时进行斟酌，不将内容写死。例如旧史传闻徐达病疽，朱元璋便赐给他蒸鹅吃，然而犯疽病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吃鹅肉，朱元璋有害死徐达的嫌疑。但《明史》没有采用这种存疑的说法，只是写道：
“十七年，太阴犯上将，帝心恶之。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
并未将朱元璋害死徐达的事坐实，表现的是史家的一种谨慎态度。其他功臣的传记也没有直接写出死因，但会附着一些当时的评论，使读者能够自行判断。例如冯胜、傅友德传都详细记叙他们的战功，直到末尾才简单的说他们被赐死，读者便会产生一种判断，这些人立有这么多战功，却因小事被赐死掉，可见朱元璋对功臣忌惮之深。《李善长传》说李善长辅佐朱元璋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纪都七十七了，结果全家还惨遭灭门。然后作者在传里插入王国用为其辩冤一疏，自己则不直接议论，让读者知道李善长罪小刑重，存有冤情。独有《蓝玉传》详细记载其图谋不轨之事，深明其罪有应得。
《明史》的这种笔法淡化了修史者的主观形象，使史书读起来更显客观，用一个历史人物去评价另一个历史人物，避免事后诸葛亮的愚见，要高于其他史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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