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主要指具有文化、艺术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因其才能获得某种话语权，从而能够以这种话语权影响公众和其它事物的人士。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其特点，而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知识分子又不一样。但他们都有的一个共性就是：个人主义。
艾登是这个小镇里少有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产，掌控着这个小镇里许多的出租屋。有一次艾登的车窗被一个小男孩砸碎了，男孩的家人三番五次上门请求他的原谅。但艾登一直远离生活世俗，轻视现实利益，没有责备男孩一家，也没有对他们的穷困表示出同情，这让善良的妻子一直压抑着对艾登的不满瞬间爆发，艾登对生活失望，决定离开这个小镇去寻找新的生活。
《冬眠》反映出来的并不仅是时代逆流中知识分子的必然悲剧，而是从多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在解决问题时的惯用方法——"自我剖析"的根本局限性。
知识分子的悲哀悲哀之一：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
艾登将拖欠太久房租的一家租户告上了法庭，小镇里一时间议论纷纷，矛头都指向了中产阶级的艾登。但大家都只敢心生腹诽，没有人敢出实质性的谴责行为。被告家庭的小男孩砸碎了艾登的车窗，男孩父亲尽管口头道了歉，但神情中并没悔过之意反而用眼神表示赞赏，男孩的舅舅怕得罪艾登，不停鞠躬道歉的样子十分诚恳且谦卑，可他却在艾登走后破口大骂。
在阶级分明的时代，底层人民很容易活成阿Q，他们早已习惯可以自由切换排斥异端和投降法的社交社会——寻找他方的弱势并放大，与自己并不明显的弱势相对比，最终获得精神胜利与自我安慰。那家人带着小男孩登门道歉，并让小男孩亲吻艾登的手当做赔礼道歉时，小男孩突然晕倒了，这并不是意料外的晕倒。他们因为交不起房租必须讨好地主，但尊严却不允许他们向代表中产阶级的艾登低头，如此一来，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又可以迫使艾登原谅他们。在入世心很强的穷人看来，这是必须学会的一种社会生存技能，而在艾登看来，这只是一群贫穷又聒噪的人。
当投降法对艾登并不起作用时，他们就开始排斥异端，在阴暗的地方安慰自己的尊严多么宝贵、碌碌无为是平凡的可贵。镇子里肆意充斥着对艾登各种不好的言论，对于众人的批判妻子深信不疑。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村落文化，在这样一个文化体系中，人们习惯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人际关系的维持里，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同情和委曲求全，缺乏寻找新出路的动力。消极的村落文化呐喊着快消灭不肯从众的异数，就像苏格拉底生于一个以民主闻名的时代，人民用最民主的方式处死了那个时代里的思想最高峰，讽刺意味极浓。
人本来应该可以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但在按固有的思维定势墨守成规的人看来，只要说话的人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那就是错误的。甚至他们还不加求证就直接宣布知识分子们表达的先进言论是错误的和自绝于现实的。
群众不会依据事实做出判断，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只有涉及到自己利益和成见时，他们才会站出来叫嚣着公正。对于他们来说，公正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利益，真理就是要符合自己的成见，满足这两样前提才是大多数人向往的民主社会。
悲哀之二：生于不理智的年代
艾登有着"中产阶级"和"浪漫主义"的双重身份，在贫困落后的小镇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发表的杂志没有人看到，说的话也很少有人完全听懂，即便听懂了也难以赞同。艾登作为个体的特殊知识分子存活于世，很难找得归属感。
世界各个国家先后兴起的文化运动，让古典式知识分子所依赖的特权阶层和非商业化的社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现代社会和民主制度消除了稳定的特权阶层，社会结构也急剧扁平化。原有知识分子在这场持续性精神风暴中的激情逐渐消退，由一个整体逐渐分散为某个学派或者个体。
一部分是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专才型知识分子，他们被纳入政府和企业等体制，是技术的专家，支持或反对国家，拥有特定的社会位置。政府和企业同时作用知识分子来赢得权力，谋求更大的控制；另一部分，则是如萨特一样的，充满热情地为真理和正义辩护，是正义或自由精神的代言人，以其权威身份掌握真理。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真正知识分子基本就销声匿迹了。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又有些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处于从属地位，是附皮之毛，他们的发言必须是忠实和有利于掌权者的，而且也必须是现实的和可行的。这是他们悲哀的宿命，区别只在于他们是附在哪张皮上。
孔乙己是一个从未考中科举的旧文人，哪怕后半生穷困潦倒，也不肯脱下标志读书人身份的长衫，偷了书还能理直气壮地说文化人偷书不算偷。懵懂少年之时，曾经也会对孔乙己嗤之以鼻，而经历岁月积淀之后却有了另外的感觉：没有了怒其不争，只有哀其不幸。这是一个受尽了科举制度摧残的旧文人，一个被封建社会吞噬的灵魂。
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无非两项：发现真知、鼓吹公义。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言论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能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当然应负法律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所以现在更多的声音是在斥责知识分子们"说话不负责任"，那些尚有良知不愿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们生在这样的时代只好选择闭嘴，可那样的结局就是永远没有说话的机会，这正是他们莫大的悲哀。
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社会习惯和社会规范影响下的产物，社会群体行为不能反推为个体行为。一直在时代逆流中挣扎，许多知识分子必然要被无休止的焦虑、自我怀疑与抑郁所吞噬。
知识分子的罪名罪名之一：没有爱人的能力
妻子召集了自己的朋友开了一场关于慈善事业的议会，并且明令不允许艾登参加。艾登看着总是跟他争论的妻子，在别人面前却表现得温柔大方。他感觉到这场婚姻渐渐脱离掌控，终于想要认真了解妻子。
当阶级观念根深蒂固后，门当户对就成为一种主流，大家也都习惯在感情发生之前，互相掂量下外在条件。艾登的妻子嫁给他并不是因为爱他，而是她明白她离不开艾登的庇佑，不管是思想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而妻子的年轻貌美和活力，这也是走向衰老的艾登所渴求的。两人看似相互互补，平日里也相敬如宾，但实际上这段婚姻对于彼此来说都只是一个合适的人，而不是爱人。
从旧时代到现代都不难发现，低娶高嫁仍是最普遍的择偶原则。男性一般偏好往平层或下层择偶，女性则一般喜欢往平层或上层择偶。多数人相信，这样的家庭结构更加稳定。
时代的悲剧让爱情也难以被验证为真爱。《围城》里的孙柔嘉是一个普通家世、普通长相、普通学历的女人，却能把方鸿渐一步步圈进婚姻。
她成功的秘诀在于，总是有意识地在方鸿渐面前树立一个天真无知、柔弱可怜、没有主见、需要保护的人设。同理，艾登认为对自己苛刻、对他人温柔的妻子在这段婚姻中也一直在营造一个虚假的人设，自以为是地看透了妻子的伎俩，正因为有自己的庇佑她才恃宠而骄。
显然慈善事业是妻子在这场不对等关系中唯一能证明自我价值的方式，不想被艾登看做是一场闹剧。所以她迫使他去认识别人眼中的自己：自私，轻蔑，冷嘲热讽，总是用自己的优势去抨击别人。与其说她不爱艾登，还不如说是她不敢在证明自我价值之前爱上他，不然就是一场失去思想自由、毫无尊严的爱情。
一昧地贬低自己，迎合对方的这种策略短期可能是起效的，可是婚姻是漫长的、琐碎的，哪怕是一直能维持好虚假人设，但是也会让对方好烦索然乏味。相反地，正是妻子因为有了除了婚姻以外的个人生活，才让艾登第一次真正审视起自己的妻子，到后来承认对妻子的爱，从而找到与人相处的真正意义。但是，如果妻子像孙柔嘉那样一生致力于虚假的人设，只是为了维持地基本就不牢固的婚姻，那么她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了，
婚姻把人困进了围城里，有的人枯萎在里面，围城变成了坟墓；有的人却用最好的姿态，盛放了一生一世。
罪名之二：没有同情心
艾登收到隔壁村的读者来信， 前篇信里尽是对他的赞美之词，后面才委婉的提出希望艾登能利用自己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去帮助他们完成教育的普及。
许多人都会认为艾登资助隔壁村的思想文化道德建设，却不愿意出钱改善自己村民破烂的房屋是虚荣心作祟。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原因，从长远目光来看，艾登的想法其实是一种投资，就像弃医从文的鲁迅，只有从中国人的思想入手才能拯救中国当时贫困落后的精神面貌。艾登揭露了这个仇富的社会现状，对他们的不同情其实是因为艾登对自己信念的坚持。
知识分子最大的长处就是以理服人，他们太讲道德，所以难以理解很多东西。就像艾登不理解为什么穷人只会怨天尤人和强调自尊，不理解为什么妻子在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时还要求自己是道德模范。
在这里，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并没有滋生权利的罪恶，而是凸显了穷富关系。但只要人类生产力在提高、思想文化不断进步，贫富差异必然会存在。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穷人的自尊就成为最大的争议，穷人应该有尊严，社会也应该尽最大努力去维护穷人的尊严，"我穷，但是我有尊严！"以前这样的话语总是能很大程度上鼓舞人心，但现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维护穷人的尊严已经成为一种理想了，曾经的励志话语也已经渐渐褪色成一种自欺欺人和自嘲。
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维护穷人的尊严。在那个小镇里，这是中产阶级唯一的出路。艾登在面对别人的不幸时表现出异于常人的逻辑性和冷静，于是妻子判定他是自私的、没有同情心。但是真正的同情心并不是理所应当地揭别人伤疤，表现出一副你需要我帮助的样子，而是以一颗同理心去设身处地理解。
就像妻子给那家小男孩送去一大叠钱时，忽略掉了阶级的矛盾性，从而加深对方的抵抗心理，最后那叠钱被小男孩的爸爸扔进了火坑里。妻子后悔了回头看，自己一直沉溺在虚无缥缈的感恩所带来的满足感中，她本来以为会是温馨的故事却被丈夫提前预知了悲痛的现实结局。这只是妻子用来反抗丈夫的武器，而并非是证明自我价值的正确方式。
同情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感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人事；但是同理心更多需要的是经历挫折情境的生活阅历，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如果一个人一生顺风顺水，从来都没受到什么大的挫那么同情心也只能停留在自己的角度，所做出来的一些同情行为并不一定能被对方所接受。即使接受了，也不见得对方就一定感激涕零，他人的情绪变成我们所期望的，那我们会比较愉悦，可是当对方没有表现期待中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带出自己的情绪来，这样就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要管好自己的情绪已经很难了，为什么一定要浪费自己的全部人生去帮助别人的人生呢？
并不是说只有知识分子看遍世间灾难后，才会明白同理心的可贵，而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真正认清生活后，本能地去理解、同情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罪名之三：建造思想的牢笼
萨特在《禁闭》中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他人即地狱"，简单概括就是：与人交往时在意识中刻意将"我"与"他人"对立起来，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进行比较、判断，在交往中完全以"我"为中心，他的人际关系必然会恶化，你自己就得承担地狱之苦的责任，他人就成为了自己的地狱。同时，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对你的判断，那么他人的判断就是你的地狱。
艾登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精神和人格，他脱离生活世俗，轻视现实利益和功名成就，一切行为都只是忠于自己，自得其乐。所以艾登与大多数人的关系都是痛苦的，只有和少数人是快乐的。他经常与妹妹在书房里关于价值观、道德的问题进行探讨，两人的意见分歧总是很大，并不像真正的兄妹。其实两人有最大的相同点：总是喜欢从道德层面批判和评价别人，让别人认同自己。说是交流意见会让人学会反思，但两个人都是高高在上地反思。
在大多数人看来，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假装的深度，说他们是盲目的活在对他人的鄙视和对自己的崇拜中。这是因为对于每个人，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征服欲，他们希望自己建造的思想王国万人敬仰。他们擅长用某种救赎别人的仪式来养活自己，往往是通过道德征服。
在说服他人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常常被束缚在自己建造的思想牢笼中，在许多事上都表现得像一个狂热信徒——习惯性否定，固执己见。当不被他人理解、接纳时，知识分子会突然之间控制不住自己，变得暴怒，轻易就表达出自以为是的愤世嫉俗和虚无主义者的绝望情绪。在众人看来，他们总是抱怨生活，却无能为力，渴望成为艺术家，却徘徊于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对于知识分子自身命运来说，因为太过于热爱自己建造的思想牢笼而选择自行毁灭。求知欲就像上瘾的毒药，吸引他们继续去探索景色和遗迹的深处。最终结果无非两个，第一弹尽粮绝，最终死在里面；第二，在一波一波的快感冲击身体，最终身体撑不住，死在里面，"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说的这种满是富足感的毁灭。
为什么艾登最后留了下来，因为他越探索越发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非但无力，还无助。还好他在被毁灭和自行毁灭之前爱情意识觉醒了，也明白了一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社会的真实形态只能能通过平凡的人的生活中才能看出来，推动社会前进的，是金字塔尖的精英，但组成整个社会的，是无数的芸芸众生。
所有的罪名叠加起来，都证明了知识分子只会在在绝对隐秘的领域，才会展现出自我的精神困境，然后开始探讨时代的不公，将死亡抬高到时代悲剧的高度，看似拼成了一个严肃的哲学定论，实际上这只是他们缺乏对社会进步需要革命的正确认知。
现代知识分子何去何从从社会层面来说，如何看待世界是每个知识分子的毕生哲理，他们往往通过实践形成价值观，然后在与世人的沟通证明自身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除了自身的实践，价值观也来源于对他人道德的感悟与反思，不能强求知识分子与大多数人在价值观方面的一致，这是一种向下拉齐。
知识分子往往代表了社会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也因此肩负一些政治参与的责任，但长远来看，个人的自我教育并不能替代在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教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需要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现代观念的洗礼，有启蒙、拯救国家人民的责任与使命，是能代表新时代新思想的知识群体。
从知识分子本身出发，他们不需要强迫自己生而入世，去接受主流思想。首先应该跳出"自我剖析"的思维束缚，主动去接受新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两种身份。一种是尊重浪漫的本性，以及保持对世间美丑善恶的批判性思维。另一种则是追随社会发展的理性，积极发挥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个人价值，毫不迟疑地从行为上去接受个体差异，直面社会各种矛盾的挑战。
其次，别做"学究"，更别做"公知"。古典世界注重的是理念，现代性来临后，现代社会注重的是效用。为了生存，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钻研学术领域，又被嘲笑为迂腐且浮夸的"学究"。但如果是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试图搞思想统治，常年在现在一些社交平台、网络媒体里强制灌输和传播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又会被骂为"公知"。
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局限在个人反思中，应该将自己放置在经济社会发展从中形成的崭新文化形态中，做好时代先锋的精神面貌模范、创造精神财富。
这将是一场知识分子新自我与旧自我的身份冲突，也是一场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思想斗争。现代知识分子的前方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终将会成路。众人的罪责或许不会实现，但只属于知识分子的悲哀终究会消失的，他们可以在年少轻狂的时候为自我崇高地活着，被世俗打败后，在年老的时候为理想卑微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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