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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凤求凰是汉代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司马相如究竟为何求娶卓文君，是为炽热的爱情所鼓舞，还是被贫贱的生活所逼迫？这段婚姻是否真是一桩窃财窃色的“诈骗案”呢？
司马相如自梁国倦游归蜀以后，他的境况又怎么样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无以自业”四个字，乍一看真令人触目惊心。部分研究学者据此认定司马相如这时候已经落入了生计无着的窘境。于是才不得已前往临邛，与故交临邛令王吉联手做局，勾引富豪卓氏的千金文君，演出了一场“窃财窃色”的闹剧。
假设我们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结合定性为一桩“窃财窃色”的诈骗案，那么关于司马相如犯罪动机的分析——为贫贱所迫而遂起贼心——恐怕并不那么可靠。因为《司马相如列传》的后续记载又提到了两处细节，足以对上述犯罪动机构成强有力的质疑：
第一， 去往临邛的时候，司马相如配有仆从。县令王吉前来拜谒，相如往往托辞称病，让他出来应付答礼。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甚至说，相如与文君互通殷勤，在其间穿针引线的也是这个人。一个窘困到无以为生的人怎么还有仆人伺候呢？
第二， 临邛富豪卓氏与程氏听说县令有贵客来到，相约大摆筵席，宴请王吉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前往赴宴的时候，太史公说他自有车马相随，仪态雍容闲雅。这又岂是困顿蹇促的模样？
或许，认定司马相如“窃财窃色”的人会辩解说：既然是王吉和司马相如连手编织的骗局，那这车骑也应该是王吉借给司马相如的道具吧？但很遗憾，《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并不支持这种推测。
本传说，与卓文君成婚之后，司马相如夫妇在临邛开了一间小酒馆。投资这间酒馆的本钱正是卖掉车骑之后换来的。这足以证明赴宴所乘的车骑是司马相如的“婚前个人财产”——如果这车骑是问临邛令王吉借来唬人的行头，司马相如敢在王县令的眼皮子底下随意发卖吗？
在家有仆从伺候，出门有车骑相随。司马相如的物质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困难，那太史公又为什么要说他“无以为业”，这四个字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我想，下面这个典故或许能够提示我们答案：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论语·先进》
《论语》中的这一段说的是个悲伤的故事。颜回死后，他的父亲、同为孔门弟子的颜路跟老师孔子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问孔子能不能把车马卖掉，给颜回置办一副寿材。虽然颜回是孔子最钟爱的学生，但颜路的这个要求，孔子却没答应。孔子解释说：我毕竟做过鲁国的大司寇。弃车徒步，是有悖礼法的。
孔子是否对自己的学生太过冷漠，那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个故事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车骑在那个时代是官宦身份的象征，标志着这个人现在或者曾经担任过某一级别的官职。
太史公说司马相如“无以自业”，那我们不妨反问一句：相如究竟“以何为业”？以蔺相如为楷模的人，当然是专意仕途，梦想出将入相的。返回蜀地之前，司马相如辗转于汉都长安和梁都睢阳，他孜孜以求的也正是这个目标。虽然眼下无奈赋闲，但拮据如此，司马相如仍然像孔子那样咬牙保留了出行的车骑。这足以说明他对自己的东山再起还抱有希望。
上一回游宦中原，到孝景帝身边做武骑常侍，司马相如走的是赀选的路子，也就是凭借一定数量的个人资产通过了朝廷的抡才选拔。可游宦毕竟须要自己掏钱置办衣裘鞍马，一连几年下来，开销不在少数。司马相如很可能也遭遇了前朝廷尉张释之那样的窘境，因为长期沉沦下僚致使个人资产缩水。
贫穷与富有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形容词。用哪一个关键看参照的标准是什么。离职返乡后，倘若司马相如剩余的家产已经够不着赀选的最低标准，这便是“家贫”，便会阻断他曾经的入仕通道。太史公所谓“无以自业”，恐怕应该以此作为正解。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印象深刻的港剧：《千王之王重出江湖》。赌神龙四想要在赌桌上赢取上海滩赌业大亨董其善的江山。可董其善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龙四先得拿出二十万赌资才能向他挑战。助手蓝鹰提醒四哥说，我们没这么多钱。龙四立刻反问道：那上海滩谁最有钱？——手里没钱就要拉赞助，拉赞助就要找最有钱的那个人。
“无以自业”的司马相如要想再度赀选出仕，他也需要拉赞助，而当时的蜀郡富豪多数住在临邛，其中尤以卓氏与程氏两家最为阔绰，生活奢僭拟于人君。巧的是，临邛县令王吉又是司马相如的故交。当他得知相如倦游归蜀的消息后，托人捎去了一句话：
“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我知道你这几年官儿做得不大顺利，有困难就来找我吧！——王吉的口信其实已经透露了司马相如前往临邛的真实目的：他要找王吉帮忙，说服临邛的土财主们掏银子，助他再度出仕。
可接下来的问题是：王吉虽然做着临邛县的父母官，但钱毕竟不在他自己的口袋里。就这么自信满满地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去“化缘”，王吉能保证卓、程两家一定会慷慨解囊吗？我想，向司马相如发出邀请之前，王吉应该已经瞅准了临邛富豪们的软肋。
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卓氏和程氏的先祖都是嬴秦征服山东六国之后，从战败国被强制迁徙到蜀地来的“迁虏”。这两家因为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在临邛即山鼓铸，辅之以精明的商业运作，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然而，西汉建立后不断出台重农抑商的行政命令。商民不但不能入仕，甚至连马车都不许骑乘。仅有“迁虏”的卑贱身份，却掌握着足可敌国的巨额财富，这就好比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孩子手持黄金，招摇过市，太容易勾起旁人的歹念了。要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临邛富豪需要政治上的靠山。
司马相如盘算着让卓王孙为他的游宦生涯提供资金支持。而相如一旦成功，卓文孙又可以反过来藉司马相的权力作自己的保护伞。所谓“归凤求凰”本质上就是这样一桩官宦与财阀相互利用的联姻。
只是司马相如想要迎娶卓王孙的千金文君并不容易。这些生意人粘上毛比猴儿还精。一旦让卓王孙知道司马相如此前久宦不遂，刚从梁国失意归来，他很快就能算出在司马相如身上投资的风险有多高：这个曾经的武骑常侍、梁国诸生眼下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对象。
为了掩盖游宦失败的事实，司马相如和王吉花了不少的心思。《史记》说司马相如前往临邛的时候“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政府不是勒令商人不得骑乘吗？相如紧衣缩食保留下来的车骑正好用在这帮土财主跟前摆摆官威。
所谓“雍容闲雅”云云，恐怕不是司马迁站在史官立场上做出的客观描述，而是他在惟妙惟肖地模拟卓王孙和他的宾客们见到这位“大人物”时产生的倾慕之感。
当然，卓王孙会产生这种错觉绝不仅仅因为司马相如出行的时候有一部车骑。为了迷惑卓王孙，临邛令王吉自己也粉墨登场，做相如的臂助。自司马相如“驾到”临邛，王吉日日请安不说。甚至相如派仆从挡驾，王吉还愈发恭敬。卓王孙和程郑宴请王吉与相如。相如迟至正午还不到场。王吉不但不敢举箸，还巴巴儿地跑去相请。
要知道，王吉身为县令，秩级乃在六百石到千石之间。而司马相如担任过的最高官职也不过是个骑郎，秩级只有三百到六百石。
王吉接待这个品级低于自己的赋闲官员却像伺候上司一样，司马迁因此说“临邛令缪为恭敬”——这一切都是司马相如和王吉连手做的局。目的就是为了神化相如的身份，把他伪装成一个从中原回来的“大人物”。而这个目的，在卓王孙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显然已经达到了。因为《司马相如列传》说：
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卓王孙和他的阖府宾客渐渐生出了对司马相如的崇拜感。如果能将这个趋势保持下去，司马相如应该不难获得卓王孙的金元支持。可他为什么要节外生枝，勾引卓氏的女儿文君，以私奔这种极不体面的方式惹得卓王孙勃然翻脸呢？难道真是色欲蠢动而自毁长城吗？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
王先谦《汉书补注》[M]；
《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M]；
侯文华《汉代“以赀为郎”辨正》[J]；
伏俊琏《司马相如“买官”、“窃色”、“窃财”辨正》[J]；
钱玉趾《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情爱原型与现代判定》[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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