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耶稣会在沪创办的震旦学院（后改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话题。1902年底发起人马相伯等发布《震旦学院章程》，次年农历二月初一（1903年2月27日）正式开学，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其中经历多次政府更替及两次世界大战等国际局势变化，亲历了中国近代化的整个过程。学界尤为关注震旦创校与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的关系，近年李天纲、任轶等学者，通过中西文献、尤其是罗马耶稣会档案材料，逐步还原早期震旦办学之中受制于政府、教会及法国外事之间纷繁复杂的局面，为学界所重。不过震旦在华半个世纪（1903年-1952年）的整体办学情况，因材料有限，学界梳理得尚嫌不够。
因整理近代机构藏书，发现中外多种文献中保留有震旦创校及办学情况的诸多描述，因学界久未关注，遂略加整理比对，中外对勘并辨析史源。本文关注的两种近代稀见出版物：法文文献《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和中文文献《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本身与震旦有着密切关系，其中《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即为其宣传册，有志书的体例。而作为在华新耶稣会士对外出版的《中国通讯》主要用于向欧洲人宣传徐家汇方面在江南地区的事业，震旦不仅是其关注的对象，更是杂志供稿的重要来源单位。本文基于此二种新见文献中的记载略论震旦数十年办学情况及校园生活。
《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新耶稣会士对外出版的法文期刊，该刊物自1903年起，以季刊形式，从徐家汇邮寄稿件并附照片，在巴黎进行编辑整合之后印刷出版，并在欧洲和中国同时发行，其中徐家汇方面始终直接参与其宣传与发行工作，直至1940年“二战”在欧洲战场爆发后休刊，历时37年，共出版134期，积累了大量包括震旦大学在内的关于上海乃至江南地区情况的原始史料，主要用于向欧洲人宣传徐家汇方面在江南地区的事业。
梁启超与马相伯
对于震旦大学建校的推动者，之前学界一直笼统地认为是法国方面：江南地区的新耶稣会方面出于传教需要而建立起震旦大学。朱维铮先生早年敏锐地观察到梁启超与马相伯与震旦间有过密切而微妙的关系。（朱维铮《近代中国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根据目前文献显示，震旦大学的诞生确实与维新派以及戊戌变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03年10月刊的《中国通讯》中曾援引《中法新汇报》的文章页刊载了最早源于《申报》的文章，提到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向光绪皇帝启奏，提请翻译传教士们的西学书籍。在这篇摘录的文章之后，则是一篇署名为孔明道（Joseph de LAPPARENT）的通讯，说当时中国各界对于“西学”（les sciences européens）十分推崇，并向教会方面提出建立一所真正的大学，并提到当时已有一个中国老神父在教授他们算数以及各种实用科学，应该更快建立大学，以期与基督新教竞争。同时还提出了理由：当他们成为官员之后，会对于天主教传教士们更加友好。——同时这也是《中国通讯》期刊中关于震旦大学最早的法文记录。
1903年震旦学院成立时师生合影
1918年7月-10月合刊的《中国通讯》中也记录了震旦成立的类似过程：“1898年7月，维新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梁启超（Liang-Ki-tchao），通过北京的法国公使请求倪怀纶主教，批准杰出的教友文人马相伯（M. Joseph Ma-Siang-pé）管理一所计划在北京创办的‘编译学堂’。……1898年9月，（慈禧太后）命人将光绪皇帝抓了起来，并且将他囚禁在了皇宫中一处戒备森严的地方（瀛台）。梁启超和其他一些维新运动的领导人都失了宠，甚至担心起了自己的性命。10月，法国公共教育委员会通过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通知江南的神父们，编译学堂的计划取消了。……1903年初，隐居于土山湾的马相伯接待了三名南洋公学的教授来访……他们来请求这位教友文人为他们开办一所学校，答应他招募一些学生。马相伯没有忘记1898年的计划，非常欢迎这些年轻的来访者，并将学生们的提议告诉了传教区的长上们；如同1898年那样，他同意了神父们去协助这项事业。1903年3月初，这所新学校开学了；学校取名‘震旦’，这个名字显示出了极大的期望。”
此外，1918年7-10月的《中国通讯》中还记录了同时期法国方面对于建立震旦大学的态度：“许多有影响的中国人认为拯救他们人民的方法是完全采纳欧洲的教育方法，日本因此取得了成功。极其赞成这一想法的年轻皇帝光绪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1898年，他颁布了一些变法的御旨。特别是将古老的中国科举制度让位给了借鉴自欧美的教育章程。在巴黎，我们准备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些适合文人和富商的法语学校。1898年6月，法国外交部长哈诺德（Gabriel Hanotaux）请倪怀纶主教（Mgr Garnier）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提交一份计划。恰好在此时，这位老主教收到了北京的一份提议，让他能以最优厚的条件满足这位法国部长的要求。”
对此，根据《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中的记录“千八百九十八年，梁任公先生请驻京法使转江南主教茄尼爱（即倪怀纶，Valentin GARNIER）令马相伯先生主持筹备设立于北京之译学馆，相伯先生即上书清廷，请将译学馆设于上海。并陈请徐家汇耶稣会诸司铎襄理校务，所请悉允。事垂成矣。而慈禧太后复临朝听政。拟设之译学馆。遂戊戌政变而中止。至千九百零三年之岁首。相伯先生已退隐土山湾。南洋公学教授蔡孑民等三人率学生数人往访之，请创立一校而肄业焉。相伯先生允之。且为请于耶稣会。于是诸司铎偕来赞助。此新校遂之成立。命名曰震旦。时千九百零三年二月之杪”。此外，《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还记录了震旦大学成立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态度：当时已迁居日本的梁启超把震旦大学的章程刊载于其自办的《新民丛报》中，并评价震旦大学为“中国研究泰西真学问之机关”。
1911年夏，震旦大学第一次高等文科毕业
《中国通讯》与《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中描述的震旦大学创校过程一致。而《中国通讯》因是面对没有相关背景的欧洲读者，还补充了百日维新、戊戌政变的相关背景内容，突出了法国方面的作用，同时对震旦大学成立的目的从教会的角度做了解读。
“从震旦到复旦”
“从震旦到复旦”语出马相伯《一日一谈》之中，马公在这篇访谈中提及诸多出走震旦新创复旦的细节。关于1905年时复旦从震旦中分离并重新建校的风波，学界虽然有所报道，但是常以民族主义矛盾笼统描述，较多从民族主义角度关注建校早期马相伯与耶稣会的博弈。无论是法文文献《中国通讯》，还是在中文文献《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马相伯《一日一谈》中，都没有避讳当时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波。这些描述虽很难说客观，但却从内部披露了一些关于这场风波的细节。
1918年7月-10月合刊的《中国通讯》中从耶稣会士的内部角度用更详细的细节记录了震旦和复旦的风波。第二年（1904年），南从周神父（P. Félix Perrin）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务长，有两名神父和四名辅理修士协助他的工作；这时学校已经有了100名学生 。徐家汇天文台的旧房舍被让给了他们。这所年轻的学校希望在两年的课程中教授“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击剑、舞蹈、钢琴，毋庸置疑还有拉丁文和哲学 ”。……拥有总教习头衔的马相伯和那些最胆大妄为的学生相处得不好，他们想要将自己的课程强加于人，并以英文来替代法文。
最终的一场冲突导致了决定性的分裂。“1905年3月初，马相伯决定并让人在中文报刊刊登启事，今后他将负责管理震旦的财政。这项决定引起了最具影响力的学生，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是学校创建者的不满。他们宣称天主教会无视过去的惯例企图独揽震旦，他们退出学校，并且怂恿他们的同学也这样做。许多人效仿了他们；3月7日，马相伯宣布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也无法继续管理震旦了，他离开了学校；一大群人随之而去，这项事业只得终止了。第一时期的震旦存在了两年。”《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则记录“至一千九百零四年岁首，学生增至十倍。相伯先生谓锐进之时机已至。即请耶稣会命。安徽传教司铎南从周遂被召至沪。而为震旦之教务长矣。南公尽改旧章。学生抗不从命。相伯先生恐已故。阻南公之施设。辞职而去。”
震旦大学校徽
中西文献中同时提到，从震旦到复旦的主要原因是马相伯与南从周之间关于学校课程设置的不同看法。最终的导火索是“英法文”之争，从这点来看似乎并未涉及任何民族主义的内容。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正如前一章所言，震旦大学建立的初衷其实本为“译学馆”，因此正如李天纲提出震旦学院带有“译学馆”、 “译社”性质，即马相伯和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时期商议的“Akademie”，并非常规大学；因此震旦大学创校时，其实注重的是拉丁文教学。（《从震旦到复旦：清末外语教育与民族主义》）《震旦学院章程》：“ 本院以广延通儒，培成译才为宗旨”，学业二年，“首年读拉丁文，次年任读何国文， 以能译拉丁文及任一国之种种文学书为度。”然而，之后在实际教学中逐渐发现拉丁文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于是逐渐调整，根据张若谷的《马相伯先生年谱》记载，早在震旦大学成立的第二年，课程设置就调整为“所定课目，大别为四：曰语文学，曰象数学，曰格致学，曰致知学。语文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仍分习英、法、德诸现代语，以应世用。”由此可见虽然拉丁文教学依然没有废除，但英语法语等“现代语”的比重明显增强。
而在英语和法语之间选哪个语言之间的问题上，根据马相伯的《一日一谈》中记载，1905年初，南从周担任教务长之后，便推出新的课程改革方案“废英文，重法文，教育各权皆掌之西教习”。于是才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这与《中国通讯》中记载的：“他们想要将自己的课程强加于人，并以英文来替代法文”。相一致。由此可见，“从震旦到复旦”转变的根本原因其实是震旦大学内部的“英法语言之争”。
另外，在之后成立的《复旦公学章程》中，也明确拉丁文作为本科（“正斋”），文科（“第一部”） 和理科（“第二部”）列在最后一门课程。拉丁文教学仍然保留，但已经与基督新教所办的学校类似，英语是第一外语，且作为课堂教学语言。作为此次风波的焦点，震旦大学的学制也因这场风波产生了一定的变化，《震旦大学二十年小史》记录了风波前后的震旦学制变化：“李南两司铎长校时（复课之后），改肄业期为四年。第一年为中文教授，第二年始以法文教授。此两年名曰附科。至第三年，始称本科。授法文、英文、文学、中外历史地理、哲学、经济学、法学、算学、物理学、博物学。至第四年，分为文理两科。”由此可见，风波之后分别重启的震旦和复旦之间，除英语和法语的区别之外，其他课程上，并无本质性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发现 “从震旦到复旦”的过程中，有英法文之争，也有课程设置的“话语权”之争，但之前我们一直认为的“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涉及。正如李天纲教授在《从震旦到复旦：清末外语教育与民族主义》所提示的那样：脱离震旦学院之后的复旦公学，更加持有一种“语言世界主义 ”，而不是“语言民族主义”的价值观，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风波之后的震旦与法国
在很多人眼里，只觉得风波之后复课的震旦大学是一所法国政府全权支持的法国大学，甚至类似于“法国文化中心”。然而这两种文献更详细地记录了早期震旦大学与法国政府以及法租界公董局的关系。
1918年7月-10月合刊的《中国通讯》对于震旦学位与法国学位的等同问题是这样描述的，其中提到在1908年震旦迁往卢家湾之后：“预科和本科之间的区别得到了保留。前者学制三年，课程明显仿效法国高中水平（法文和英文，历史和地理，基础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哲学）。三年之后，通过各门考试的学生可以获得一张‘有些类似法国高中毕业’文凭。”除此之外，《中国通讯》中还补充了法国政府对于早期震旦大学投入的细节情况：“1915年，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提及的，法租界公董局投票通过了一笔为期三年支付的60000两银子的巨额补贴（约合300000法郎），以便将佘山的天文台和徐家汇的博物院迁往震旦附近。自1913年起，外交部给予震旦一笔每年1000法郎的津贴，作为法国政府关心这项事业的证明。1916年，震旦收到了一笔双倍的津贴，总额达到了15000法郎。1917年，外交部给予了一笔25000法郎的补贴，而公共教育部则另外提供了5000法郎。医学院因此获得了采购通常耗费巨大的设备的极大便利。……（1918年）法租界公董局表决通过给予震旦一笔60000两银子（目前相当于300000法郎）的巨额补贴，这将使得这所年轻的大学可以在学校附近设立类似徐家汇的自然历史博物院和佘山的天文台；无需强调这双重的邻里关系对于未来医生和工程师的益处。”
卢家湾校区最初的建筑（自左至右）：教授宿舍和图书馆，校长室和土木工程校舍，化学教室和大礼堂，学生宿舍
《中国通讯》中还提到了法国方面对于震旦的学术支持：“自从1916年起，每月由这座城市中最为杰出的法国专家为学生和受邀者，在学校礼堂举行科普讲座。工程师、医生、商人、法学家和外交官轮流来阐述他们所擅长的一个问题。上海的法国精英是这些始终有着友好交谈气氛的讲座常客，这些讲座在学生会议厅中围绕着茶座举行；震旦因此成为了我们不论信仰、政治观点和阶层的最卓越国民的一个聚集中心；在这里，学校的传教士和教授有机会结识在其它地方无法遇到的同胞们，而这些交往只会有助于维系上海的法国人，这是‘神圣联盟’（l'Union sacrée）的益处。”
《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中则着重记录了当时震旦文凭与法国文凭的等同性情况：“凡入预科三年而毕业者。得秀士学位。与法国秀士相当。入专科三年或二年而毕业者。得硕士学位。入特科二年或四年而毕业者。得博士学位。所授硕士博士学位。法国政府虽不能承认与法国各大学所授者相当。然以此往法国留学。法政府亦予以相当之尊崇。”
与法文文献中震旦大学在法国政府那边获得的“益处”相对的是，《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中还记录了震旦大学获得民国政府注册的全过程，以及震旦大学文凭与中国政府开设的大学中所获文凭的等同性情况：“至中国政府，当千九百十二年（民国元年）六月，行第一次本科毕业考试之际，即请相伯先生向教育部请愿立案。旋得教育部复电云。‘查前清学部卷内。震旦学院以系中西合立。未经核准。今据来示，该院办理多年，程度尚优，暂予以立案。俟本部学制颁行后，仍候遵照办理。本届毕业考试，请先生代行监考。将各科成绩送部复勘。毕业文凭，毋庸由部盖章。嗣后各校，均系自行给凭。由校长负完全责任。该校自未便独异也。’此次考试后，得硕士文凭者十二人。相伯先生即将名单考绩送部复勘。其后果蒙注册。至千九百十三年（民国二年）政府设一中央学会。其会员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者。以有官立大学文凭为限。是年四月，教育部咨开各省三百五十选举名单中。果将院中第一次本科毕业生十二人列入。是民国政府已承认震旦与国立各大学有同等资格矣。”在此基础上，《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中还附上一张“中法政府初次派遣代表监试本院医科毕业学生后”的中法代表合影来证明以上事项。
1912年，教育部暂准震旦学院立案照会
《中国通讯》中着重详述法国政府及法租界公董局之后对于震旦大学在资金、师资方面的投入情况，并明确震旦预科文凭等同于法国高中文凭。对此，《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从中国方面予以了证实，另一方面补充了震旦大学在中国政府处注册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对于震旦文凭和中国官立大学文凭的等同性。
校园生活与毕业就业
震旦大学复校之后的校园文化，外界记录较少，多根据其耶稣会办学性质，以及后期的种种事件笼统，或猜测其是标准的“法国学校”，或猜测其宗教气氛浓厚，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然而根据种种资料记载，虽然复校后的校园中不乏有中西文化的冲突，但是明显各方都达成一种类似于“中西文化融合”的共识。
1925年4月的《中国通讯》中举例说明了当震旦校园内可能发生中西文化冲突时，当时在学校中负责校务的中外耶稣会士们采取的策略：“我们知道每年的10月4日，正值孔子诞辰日，在中国所有的公立学校中都会举行各类多少带有一点宗教性质的祭献和庆祝活动。震旦的大部分大学生，富于文学修养，都是热心的儒家弟子，如果要他们放弃为他们的先师在学校内举行各种纪念这位伟人的活动，那么他们就得在校外弥补。神父们同意将每年的10月4日作为假期；这样，年轻人便能在震旦之外高兴地参与各类庆祝活动。”
但是，震旦存在几十年中，总有“翻船”的时候，对于这些耶稣会士来说，复校之后的震旦校园内，最大的问题已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民族主义”或者说“中西文化冲突”，相反则是校方如何让其他欧洲人理解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迁就态度”，例如在1906年4月时，震旦与南洋公学的学生在丁香花园共同举行了一场在沪欧洲妇女举办的募捐活动，在活动中震旦协助表演两出非常著名的法国喜剧：《冒充的翻译》（l'Anglais tel qu'on le parle）和《双熊记》（l'Ours et le pacha）。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观看演出的许多欧洲人都表现出了惊讶，入场券的收入捐助给遭受饥荒的地区。这本是一件值得称颂的好事，然而当《中法新汇报》（l'Echo de Chine）编辑报道此事时，误认为演出地点：丁香花园中的一座华丽中式别墅是震旦大学的产业，还着重描绘了丁香花园以及活动现场舞台上的“李鸿章雕像和孔庙”。文章寄到罗马之后，教廷传信部对此大为震惊，对于一所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在校内放置“异教徒雕像”，并提供专门的“祭孔场所”感到不可思议。最终，在巴黎的耶稣会省会长神父不得出面不做出解释，虽然给出解释并不困难，但也给这些震旦大学的管理者们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1907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震旦学院合演中外时事故事看资助赈入场券
1907年在震旦校园内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情。10月4日，学生们带头在他们的宿舍里张灯结彩。虽然这项活动完全没有迷信色彩，但是为了更为保险起见，神父们予以了禁止。几名大学生还是挂起了一些带有颂扬孔子文字的灯笼。学校总教习李问渔神父要他们摘下灯笼。为了表达他们的不满，一部分的学生退出了震旦；最为不幸的是，法国的省会长达尼尔神父（R. P. Daniel）当天到达了徐家汇，而他所目睹的这场罢课并没有让他对这所年轻的学校留下一个好印象。由此可见，这些震旦大学的耶稣会士们，在这类问题中，其实地位始终非常尴尬。
而《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的文字中虽然并未提及震旦大学的校园文化情况，但在所附照片中放上了三张合影，内容分别为“本院最初之足球队”“本院千九百廿年之足球队”和“本院千九百十九年之网球会”。证明震旦大学校园内当时两个著名的学生社团：足球队和网球队。由此可见，当时的震旦学生并未排斥西方文化，这也是震旦大学教育的成果之一。《中国通讯》主要记录在校园中发生的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时间，而《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中则着重强调了学生在震旦大学内的丰富生活。二者分别从中西文化冲突的宏观角度和学生个人成长的微观角度描述了震旦大学的校园文化情况，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震旦校园。
学生就业情况至今是衡量一所大学的重要指标。对于震旦大学学生的就业情况，外界之前只在涉及到个人时才会论及，缺乏对于震旦大学毕业生的整体把握。而1918年7月-10月合刊的《中国通讯》以更加详细的形式补充了早期震旦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第一期的震旦（1903年-1905年，徐家汇）培养了现任内政部次长于右任，一位北京高等法院法官，四位议员（代替议会的咨询委员会成员），江苏工业协会会长，上海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第二时期的震旦（1905年-1909年，徐家汇）培养了苏州上诉法院书记，北平中央观象台气象局主任（蒋丙然），江苏留学生同学会主席，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译员，三位北京大学教授，其中的一位为当时外交部长陆征祥先生的特别秘书，一位蚕丝工厂经理，三位中学老师，一位记者，一位江苏省学校监学，一位律师。”
“自（1909年）迁往卢家湾起，震旦颁发了45张毕业文凭。我们了解其中的43位年轻毕业生的命运。九人在中学执教，或是在富裕人家担任家庭教师。六人在邮政部门、矿山，以及铁路和税务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四人就职于北京的各个政府部门，一人在外交部特派广东交涉员署；四位文人供职于法国或比利时领事馆；四人在私营工厂任职；四位‘文学家’，其中一人利用闲暇时间翻译法国小说；两人在巴黎和海牙的大使馆工作；一人是上海附近的富有教友地主；一人担任上海道尹的秘书；最后一位可能是震旦毕业生中最为杰出的人了，他皈依了天主教，目前在耶稣会初学。去年有两位年轻的医学博士毕业，一人供职于沪杭铁路公司，另一位医生的儿子，在他父亲管理的医院工作。震旦的第一位土木工程师就职于上海的法商电厂。”
在中文文献《震旦二十五年小史》中并没有关于毕业生的详细去向记录，只是分别贴出“千九百十二年六月”的“第一届学士科毕业留影”“本院第一届医科毕业”“千九百廿七年医科考试委员会及毕业生摄影”“医科薛博士及其学生在蚌埠红万字会救护伤病之摄影”“千九百廿六年校友会宴请院长及诸教授于新新酒楼之摄影”“本院学生留学巴黎之友谊会”六张毕业生以及各地校友合影的方式展示了震旦历届毕业生的风采，还在最后专门列出附录二记录震旦大学同学会，并列出了详细的章程。
震旦大学足球队
就早期震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虽然大部分列出的毕业生还是没有摆脱传统“学而优则仕”的道路选择在政府部门就业，但是各类新式的大中小学校、新生的内外资企业等成为当时这些震旦这个新式毕业生就业的新方向，与之前知识分子科举就业的唯一道路相比，其就业渠道更加多元，甚至像文学家这类自由职业，也逐渐为当时社会所接受。此外，在特殊的年代里，更现代化的“西医”逐渐吃香，成为热捧的新职业。就以上列出的就业情况看，震旦培养的学生基本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震旦大学在社会上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上海市民眼中的“好学校”。
结语
在对读法文《中国通讯》与中文《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后发现，虽然侧重角度微不同，但史料基本是同源的，中文记录编译自法文文献的可能性较大，可见《中国通讯》的史料价值。而《中国通讯》的编撰者中本身就有很重的震旦色彩，不少供稿人本身就是不同时期震旦学院及广慈医院的员工，其对震旦的记载无疑更应得到震旦研究者们的重视。日迫年底，马上就是马相伯颁布《震旦学院章程》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回望震旦双甲子之祭，这所逐渐被世人忘记的高等学府，仍有诸多值得纪念回顾的价值，尤其震旦校园留给后人庞大的文献与精神遗产，有待后辈学人进一步整理阐发。
1928年，震旦大学成立二十五年，校园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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