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扯远了还是回到我剃胎毛的那一天吧，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回忆70后往事?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回忆70后往事
又扯远了。还是回到我剃胎毛的那一天吧。
日上树梢，亲戚们敲锣打鼓地到我家来了，什么亲戚？我母亲的家人。按我们那儿的习俗，所谓“乌龟骚，拴姥姥”（实际上是舅舅），什么意思？就是小孩儿留胎毛，到了12岁举办剃毛仪式，其他人无所谓，孩子的舅舅们却要“大出血”！
这就奇了怪了，我想全国大部分地方都跟我们这里一样：过年之前必须理发特别是小孩子，正月间是不能理发的，有所谓“正月剃头死舅舅”一说，得等到农历二月二，这天叫做“龙抬头”，理发店门口是要排长队的。舅舅的生死竟然和外甥脑袋上的毛联系在一起，有啥道理吗？这些习俗是怎么流传下来呢？看网上的文章说，是在清朝时汉人为了反抗满人的“剃发令”而想出了的主意，一个月的蓄养应该可以恢复明代的发式，谓之“思旧”，时间久了讹为“死舅”。至于小孩子脑袋后面的那撮毛也要将舅舅拴上，这样的习俗是我们这地方独有还是大部分地方都有以及由来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那天大舅、二舅以及姥姥、姥爷（亲姥姥、姥爷早已去世了，这是我妈妈的亲叔叔和婶娘）都给了我礼物。至于给了我什么礼物，其他我忘了——估计也没啥贵重物品，否则如果有金手镯、银项圈之类早成了我的传家宝了——只记得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新。
小时候家里穷，在我12岁时候已经分产到户了。可那又有什么区别呢？跟生产队时的光景差不了多少。全家就守着那点田地过日子。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打工一说。你说这点田地能生产出多少粮食呢？更何况家里有那么多张嘴，衣食住行全靠这点土地，从哪里能周转过来呢？所以就是过年也很难弄上一身新。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件痛苦而又快乐的事情，就是跟父母、哥哥上街卖东西。有什么可卖？稻谷或米面、现剥的黄麻、地里挖的红薯，还有就是屋后竹园里砍下的竹子。到哪里去卖？苏家埠。
苏家埠自古以来就是竹、茶、米、麻等传统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我们这个地方除了市区最大的百货商品批发、买卖市场。商业氛围浓厚，据说上至八十岁老叟下至十来岁孩童都会做生意。市场很大，也很红火。到离我家最近的南岳庙集市也行，可那里的小商小贩少，市场也小，除了扣斤少两外，就是压价压的厉害，到最后卖的东西几乎白送给他。如果在其他地方手中的货物没卖掉而且又愿意吃亏，就可以往南岳庙市场赶，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话叫“收起摊儿赶南（岳）庙”，就是事情我不玩了、差不多结束了、最后一招的意思。所以我们宁可舍近求远。
要想赶上早市卖个好价钱，必须要起个大早儿。苏家埠离我家具体有多少公里，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反正约三四点钟就被喊醒，这时候的人跟晕头鸡似的。我人小力气小，能够分担一点儿是一点儿。把二三十公斤重的竹子分成两捆，扎成人字形，中间插一横杠架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就出门了。
此时月色昏黄，四周的雾霭像浓汤似的，双脚踏在土路上发出有节律的“嚓嚓”声，远处传来鸡鸣狗吠，反而更显夜的静谧。第一次赶集劲头儿十足，感到这似乎是一趟愉快的旅行，可是走了一二里地以后，就有些不对劲了。肩膀压得生疼，你说那么稚嫩的肩膀怎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重压呢。亏得母亲在我临出门时塞给我一条毛巾，叮嘱我既可以擦汗，一旦肩膀压疼了后，可以垫在上面让人舒服些，果然没错。小憩片刻，父亲又催促我们上路了。其时路上陆陆续续有了行人，也都是肩扛手提的去赶集。落在人后就白起早了，所以只能咬紧牙关坚持，这样一路走，一路歇，踉踉跄跄的总算到了顺河街。
说叫街其实就是一条土路、两旁有几户人家而已，都没有我们茶颇店街道长，街的尽头也就看到了沙滩了。沙滩过去，再走一段路，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今天我们的运气还好，只是在沙滩的中间，有浅浅的一汪水。我记得有一次连着几天阴雨后我们上街，结果到了河边，黄浊的水将河边的矮树都淹没了。没有法子，只得坐船，船比普通打鱼的船要大一些，都是顺河街附近的居民讨生活的工具。没有船的人家，到了夏天索性“放”（砍的意思）几棵毛竹扎成竹排，也能干这挣钱的营生。
这可苦了我们这帮人。因为这过河要按人头付钱，本来这个农产品就卖不了几个钱，再付船费就又从身上割点肉去。好在有几个船老大父亲认识，可能还带有胳膊肘弯的亲戚关系，所以不用担心会遇到敲诈这样的事情。有个别不良的船家，等船撑到了河中央，停在那里不走了，借口今天的水流急啦，乘客少了亏了本儿啦，硬要坐船的人再加钱，跟现在的旅行社车行半道上再加收门票费完全一个套路。那时候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已经上了贼船骑虎难下，不怕你不乖乖的掏钱出来。
我第一次坐船的时候新奇的很，踏上船后，怎么感到脚底下晃荡荡的，等人上齐了，船家用篙往岸上一点，我险些弄了个趄趔，慌的赶紧趴在船帮子上。头好晕，只见浑浊的浪花拍打在船沿上，感觉船身似乎要没到水里，心里紧张万分。岸上的树啊，远处的景啊都急速的往身子后倒退，连东南西北也分辨不清了。
今天不要坐船。可你千万不要以为徒步沙滩是什么惬意的事情。肩上扛着几十斤重的物品，一脚踩到松软的沙子上面，就像踩上了棉花堆里一样，总也使不上劲儿。一脚一滑，一步一软，东倒西歪的向前一步步挪动，那有劲无处使的感觉难受极了。不要走多大一截距离，你的脚就酸了，特别是小腿肚儿，可能肌肉始终紧张，酸痛的特别利害。好不容易走到有水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沙面比较硬，走起来也舒服多啦，可人一放松精神，身子骨就垮下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想站都站不起来。
但毕竟还得走啊，此时天已放亮，先前的启明星、鱼肚白都已隐耀不见，东方一抹红霞，青山如黛，对岸的黄麻地一片苍翠，真所谓“要想看到最美的日出，只有那些起得最早的人才行”。小时候对日出之景倒是一点也不陌生，景是美景，就是回忆起来有些心酸。
前面虽然是浅浅一弯水，但还是必须脱鞋去袜淌水过去。夏天还好，特别是秋冬季节，水寒彻骨，等蹚水过去后，下半身也就像与自己的身体脱离了一般。到了对面后再将裤、鞋袜穿好，又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将剩余的沙滩丈量过去。总算上了平路，心情也不由得快活起来，想到了胜利就在前方，先前的疲惫似乎也一扫而光，反而感到精力特别的充沛，脚步也快而有力起来。
七拐八弯儿，眼前豁然开朗：街市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物，简直一巨大的杂货铺。憨憨的乡下人默默地守在自己的货物边，等待着小商小贩上门收购；精明的小商小贩挎着小包，拎着一杆小秤在人群中来回穿梭，不停地用锐利的眼光扫寻自己想要的猎物。一旦看准以后，免不了唇枪舌剑：一番讨价还价就开始了。卖家极力夸赞自己的东西好，简直是世上难寻；买家是极力贬抑，贱的简直一文不值。
其实双方都在互摸对方的底线，一番唇齿较量之后，生意算是成交，双方又免不了要在秤的精确度上计较一番。小贩是赌咒发誓，自己的秤是童叟无欺，如果做了昧良心的买卖，天打五雷轰。乡下人只能将信将疑，自己明明在家用秤“约”（称量的意思）好的斤两，怎么到这儿就缺了呢？看到乡巴佬在犹豫，小商贩们会以威胁的口吻说到：“卖不卖？卖不卖？不卖‘耶熊’（算了、拉倒的意思）！市场上像你这样的东西多了去”。乡下人看看四周，上面的货物确实堆积如山而且还在陆续进场，小贩们也摸准了对方的心理：这么大老远的扛了来，你不在这儿卖，还能再扛回去？没有法子，只有吃点亏算了，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小贩们精明的小眼睛又瞄住了下一家。
乡下人将几张毛票仔细数好，掖在兜兜里，随手还要按上几按，生怕多时的辛苦打了水漂——有腥臭的地方就会有苍蝇，当时苏家埠的扒手可是远近闻名的。于是，街上汇成两股大军，一路还在陆陆续续的进，一路已经卖完货物，扛着空扁担慢悠悠的回。
父亲将我们扛的东西集中到一起，并不急着出售，就到市场上去转悠了，实际上是去打探商品的价格。一是从小贩与卖家的争论中揣摩，二是从已经卖完货的庄稼汉口中询问。这样，今早商品的价格大体上在心中就有数了，当小贩来砍价时，可以做到知此知彼。
父亲的卖货习惯是这样的，可以在价格上让一些零头，比如今早的黄麻价格大约是一块钱一斤，小贩说到九毛五也可以出售，但唯一在斤重上不放松。我们家不知从啥时流传下来一杆大秤，据说十分的精准，十里八乡的只要家里有大宗物品要称重，都要到我家来请这杆大秤。我们对这个大秤的准确性都到了迷信的程度，无论是买还是卖，都随身带着。父亲的原则是，吃明亏不吃暗亏，我们对这个原则都很赞成，以至于影响至今。在工作中，不知道吃过多少亏，只要是让我看得见，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容忍的，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人背后使坏。小贩也知道自己秤上的“小九九”，看到父亲开出的价格让自己也有赚头，也就不再坚持，所以我们做买卖一般比别人都要干脆利落得多。
卖了货得了钱，我们一家人像极了《多收了三五斗》里的“老通宝”，也要到街上转转的。家里的锄头不能用了，到铁匠铺买一把新的，还要买点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如果逼近年关，还要买些香烛对联、灯笼、粉条。反正一趟下来的卖货钱，不倒贴也就阿弥陀佛了。
我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吃。早晨从家出发的时候，可是空着肚子皮的，想象一下你爬山涉水走了那么远的路，货物卖完后，肚子不就跟敲大鼓似的？苏家埠的昔日繁华不是没有原因的，有收入就会有支出，有辛苦就会要享受，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在街道的另一面，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没有堆积如山的货物和胡乱穿梭的小贩，有的是琳琅满目的日用百货和令人垂涎欲滴的吃食以及满脸堆笑的行商坐贾。你想要的应有尽有，店铺一间挨着一间，吆喝一声接着一声，商人们用犀利的眼光扫射着鱼贯在街上腰包鼓鼓而且还带有渴望眼神的乡巴佬们，揣摩着你的心思，哪怕眼光稍转即逝的停顿，也会被他们敏锐地捕捉。
“怎么样？来块布料，正宗的‘的确良’（那时生产的一种化纤布料，很流行），夏天穿着不是‘正当好’（正当时的意思）么？”
“不带几块‘干子’（指豆腐块）回去吗？‘老马子’（指老婆，孩子他妈）等着烧午饭呢，‘不吃不喝，留钱买药（读‘u:ə’，仄声，这句话用我们的方言读着是押韵的）；不嫖不赌，留着入土’吗？”说的也是，话糙理不糙，不由你不带几块回去。苏家埠水磨豆腐现在也是远近闻名。
我也用眼睛搜寻着我的最爱，什么呢？苏家埠的大包子。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的苏家埠包子已经卖到一角钱一个了，这个价格已经不低了。这可是实打实的肉包子，皮薄肉厚汁多，那肉可是货真价实的五花肉，亲眼看见搅碎了包在里面。个头也很实在，我们那时的一只手也许只能攥一个。一个下去嗓子眼儿是不够填的，再来一个才品出味儿来，再干一个肚子才可能停止抗议，还想吃上一个拔了“馋根”，父亲可就要制止了。
是啊，一早晨卖了多少钱呢？父亲带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更多的是饱饱眼福而已，不是真的来这里吃食。如果卖了东西就带我们回去，连个世面也不见，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是标准的“短衣帮”，不是那种早晨睡到“欣欣然张开了眼”，然后洗洗涮涮慢慢踱来品味的“长衫客”。用父亲的话说，我“就像饿牢里放出来的一样”，我能够理解父亲的苦衷，所以就不再央求。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这一点的，甚至有比我还大的孩子为了吃上包子，赖在地上死活不起来，众人都在那讪笑，老子虎红着脸，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显得那样突兀。
人们对吃的记忆是根深蒂固的，以后总算是过了经常吃的瘾，反而不如小时候有那么鲜明的味觉了。再后来城市的街口很多地方都挂有“苏家埠包子店”的招牌，还想寻味儿，包子小多了，肉味儿也不对，与街边手推车做出来的包子味道上没有多少区别。不是包子变了，也许是人心变了。“苏家埠包子情结”算是就此结束了。
再走回头路，大约晌午到家，母亲早已准备好了粗茶淡饭。我和哥哥意犹未尽，还在欢天喜地的描述今早的见闻，可父母却没有听的兴致。余下的钱不多，以后的生活该怎么继续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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