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入侵苏联的德军集中兵力，发起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苏联首都岌岌可危。
恰在此时，苏联最高统帅部收到了发自日本东京的可靠情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
正是这份情报，让斯大林放手从远东地区抽调16个精锐师驰援莫斯科。终于，在克里姆林宫塔尖已经出现在德军望远镜里的距离上，德军被挡住了，随后踉跄退去。
这是一份扭转了苏德战局和二战进程的关键情报，发送者是一个代号“拉姆扎”的苏联情报组，其首领，就是二战情报战中功勋卓著的红色特工——理查德·佐尔格。
年轻时的佐尔格（左）在一战中是德军的一名士兵，得到过二级铁十字勋章。
像每个成功的间谍一样，佐尔格留下了一段谍战传奇，也留下了关于他的重重迷雾。他是德国人、著名记者、社会学博士、纳粹党徒，又是苏联人、联共党员、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他是共产国际的特工，又直接隶属于苏联红军情报部；他和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周恩来有着直接联系……
佐尔格的身份是怎么暴露的？其审讯档案在上世纪60年代公开，是目前了解佐尔格最详细的资料。
佐尔格传奇的谍报生涯，其实是从中国开始的。十月革命的次年，德国共产党成立，德俄混血的佐尔格成为德共早期党员之一。1924年，佐尔格受德共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被安排在国际联络部。1929年，佐尔格的上级将他介绍给了苏联红军总参第四部部长别尔津——苏联红军总参第四部，即情报部，简称“格鲁乌”，佐尔格的情报生涯由此正式开始。不久后的1930年1月，他以记者作为掩饰身份，被委派至中国上海。
佐尔格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风生水起，直到1931年。这一年4月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险遭灭顶之灾。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在顾叛变的第二天便获此情报，立即从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负责人周恩来报告。中央机关和人员紧急转移撤离。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当时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
周恩来并没有马上撤离上海，而是隐蔽起来，对中央在上海的工作进行善后。共产国际的派驻机构也接到了周恩来的示警，立刻搬了家。
那时，在记者身份掩饰下的佐尔格，还有两层身份，比较广为人知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驻华代表和“红色特工”佐尔格，而隐藏的更深的另一层身份则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特工，代号“拉姆扎”。
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佐尔格接到了周恩来的示警，他原本并没有被此事牵连。但顾顺章的叛变确实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派驻机构造成了极大威胁。
1931年6月，共产国际的一位信使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通过他的联络表，潜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牛兰及其夫人被租界警察局逮捕。
牛兰只是他众多化名中的一个，其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支·鲁特尼克，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在中国，他以三家公司的老板做掩护，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负责人，这个联络站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
牛兰夫妇被捕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但事情发展至此，原本还不至于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机构造成致命威胁。牛兰夫妇是老资格的“契卡”，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乃至被捕入狱的经验。他们始终保持沉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租界警察局虽然搜查出了通信密码和资金账簿，但无法获知这些东西究竟用来做什么，也查不出牛兰夫妇有什么违法行为。按照当时公开或者隐蔽的各方力量心照不宣的“规则”，租界警局查无实据的结果只能是放人了事。
偏偏在这个时候，顾顺章给国民党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国民党方面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秘密“引渡”，从上海解往南京。国民党方面企图以此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
事态急转直下，共产国际方面马上组织营救行动，具体工作就交给了佐尔格。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为佐尔格提供协助。
佐尔格从明暗两个方向上展开了行动。他一方面联络史沫特莱，动员国际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等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另一方面责成方文侦察牛兰被押解南京后的下落，并疏通国民党高层。
很快，中外媒体对“牛兰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确证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国内外知名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一浪高过一浪，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担任主席，亲自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涉。
在内外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只能把原准备秘密处理的“牛兰事件”公开化，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公开审判。法庭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罪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随后援引大赦条例，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日军轰炸南京时，牛兰夫妇乘混乱之际越狱，后返回苏联。
“牛兰事件”的最终结果，很难说佐尔格的营救行动取得了成功，但是，正是他在背后的运作，让国民党当局在“牛兰事件”中的外交、司法形象大打折扣。西方媒体评论：“中国政府对一对外国夫妇的审判，一分未得，满盘皆输。”国民党当局企图以此切断中共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图谋也彻底落空。
不过，佐尔格在“牛兰事件”中的作为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他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味。1932年5月，佐尔格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当年10月，佐尔格又给苏联红军情报部部长别尔津发去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各方怀疑线索正在向拉姆扎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别尔津当即命人回电:“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
1932年底，佐尔格告别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他在中国的情报使命就此结束。几个月后，佐尔格被派往日本东京。
佐尔格在日本时的留影。
佐尔格的中国和日本之行间隔很短，不太符合国际间谍的活动规律，更何况他离开中国的原因是有了曝光的风险。日本的相关专家曾提出，佐尔格在中国的三年，目的就是为赴日本进行间谍活动做准备。他利用这三年“洗白”身份，成了一名知名记者并以此赴日，他在日本的主要情报关系，比如尾崎秀实、中西功、鬼头银一、西里龙夫等，也都是在中国结识、发展的，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日本的目的性。
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没有直接证据能够支持。而且，比照佐尔格在中国大量和大范围的情报活动，他的中国之行远远超出了针对日本的范畴。
佐尔格在日本重建“拉姆扎”情报组，揭开了他情报生涯最辉煌的篇章。佐尔格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打开。”在日本工作八年，他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可靠情报，特别是准确预告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南进的国策，在“二战”情报史上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于他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然而，也是在日本，佐尔格的身份最终暴露。
1941年10月17日，莫斯科收到了最后一封发自“拉姆扎”的电报。除了惯常的情报内容，电报的末尾加了一段请示：“我们在日本的使命已经完成。日苏战争已经避免。请把我们召回莫斯科或派往德国。我愿当一名普通列兵，为苏维埃祖国而战，或到法西斯德国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等候指示。”
佐尔格没有来得及等到指示，第二天，他被日本秘密警察组织特高警察逮捕。
日本特高警察围绕佐尔格的侦查已经进行了两年多。
起初，是日本反间谍机构监测到了“拉姆扎”情报组的密集电报信号，怀疑东京有潜伏的外国谍报组织。但情报组使用的是便携式发报机，每次发报的地点都不一样。日本特高警察始终无法锁定其位置，只能从在东京的外国人中寻找突破口。
佐尔格在东京的社交界、新闻界非常活跃，被日本特高警察列为调查目标之一。1939年5月，趁佐尔格到中国出差的机会，他们对佐尔格的日本女友石井花子进行了问话。石井花子对佐尔格的情报活动一无所知，问话没有任何收获。但他们在石井花子处搜到了一个打火机，外形无异，也能点火，拆开外壳却是一个极为精巧的微型照相机——一个非常明显的间谍工具。
那是石井花子为佐尔格收拾屋子时随手装在兜里的，自己毫不知情。仅凭这个也无法确认佐尔格从事间谍活动，日本特高警察不动声色，暗中加紧了对佐尔格的监视。
而佐尔格的隐蔽工作实在出色，两年间，日本特高警察在他身上没有更多的发现。直到1941年10月初，佐尔格下线关系中一个极为普通的外围情报员被捕，推倒了“拉姆扎”情报组的多米诺骨牌。三百余人在一个月内被秘密抓捕。
据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苏联方面在佐尔格被捕五天后就获知了这个消息，但莫斯科选择了沉默。日本则紧张筹划着对美国的战争，也没有对苏联提出公开的交涉。据说，日本驻莫斯科使馆曾向苏联提出，用佐尔格交换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役的日本俘虏，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对理查德·佐尔格这个人毫不知情。”
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这一天，佐尔格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了绞刑，终年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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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0.10.21，文中有删节
本期作者：董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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