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仁史
《见证：一位农民的新中国七十年》是浙江省建德市农民罗雪昌的回忆录，由中日学者共同整理而成。全书记录了罗雪昌70余年的人生经历，以一位普通农民的视角呈现了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家庭所见证的时代的“浪花”与“大潮”。本文系《见证》一书编者、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佐藤仁史所撰。
《见证：一位农民的新中国七十年》是在建德市山村的田野调查中偶然得到的“附带收获”。要是把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设定为以问答形式为主的口述访问来考虑的话，罗先生的回忆录可能是一个“附带收获”。但是，要是从当时笔者所采用的调查方法以及其中的一个问题意识，即重新思考人们的叙述和回忆的这一点来考虑的话，与回忆录的相遇涉及到我对与相关问题的整体认识，这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在建德山村田野调查的契机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资助下所推进的，被称为“宁波计划”的巨大研究项目的田野调查部门展开的针对钱塘江流域水上居民的生业以及生活所进行的调查。调查团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吴滔教授的全面帮助下，以太田出教授（现为京都大学教授）和笔者的三个人为中心，从2007年8月到2010年10月期间，访问当地5次，总共对60人进行了长达140小时以上的口述调查 。我们主要的访问对象是“九姓渔户”的后裔渔民以及从事航运业的相关人士。我们在摸索他们与陆上人的关系之中逐渐地将访问对象扩展，对牙行的相关人士、拥有山林的地主的后裔、棚民的后裔、土改小组的干部也进行了相关调查。因为，航运业主要搬运的是木炭以及木柴、木材等林产物，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总体来掌握围绕林产物的生产以及流通等“流域社会”的整体关联。回想一下，当时口述调查的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就是在依据一定的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将各种叙述内容视为是大体上与文献史料拥有同样性质的资料；另一种是解释型客观主义的方法，也就是从各种叙述中发现共同的历史现实。这些其实是采用了自2004年8月起，由以上述三个人为中心而组成的太湖流域社会史调查班的方法 。更进一步地说，太湖流域社会史调查班的方法，是把1980年代末由滨岛敦俊教授等学者所组成的研究班所采用的方法，即详细地积累各个讲述人的成长过程及其经历等生命史的方法，更加精致化的结果 。与本书所收录的回忆录以及作者罗雪昌先生的相遇，也给笔者带来了一个重新思考口述历史方法本身的机会。
之后，笔者发现有必要对“流域社会”之中，特别是山村的共同体的性质和习惯，及其1949年以后的连续性和断裂性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在浙江大学杜正贞教授和陈明华教授（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教师）的帮助下，从2013年8月到2016年8月期间，在建德市、桐庐县、龙泉市等地进行了4次田野调查。其主要关注点是了解：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进入到传统中国时期的山村后，地方共同资源（local commons）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这样的形态1949年以后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的调查，我们很难找到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保长，或是在土改小组担任过干部等，拥有这样基层干部经验的老农民了。所以，我们对在“宁波计划”时期认识的老农民进行追踪调查的同时，也把调查范围扩大，对在集体化时期担任过基层干部的农民也展开了访问。不得不说，这样的方法转变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它不仅仅让我们在调查中认识到很多有故事的人，也给我们带来了超越以往的一种新的调查方法。这样的契机来源于，与生活在建德市大洲村，曾在集体化时期担任过生产大队会计的林发樟先生的相遇。他不仅仅能巧妙地讲述个人的生命史，更重要的是他还完整地保留了1960年-1982年期间生产大队的账簿。这些账簿可以让调查团队更具体地了解该时期山村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 。其后，调查团队请求林先生介绍，希望能够认识更多相关的访问对象。在林先生的帮助下我们认识了回忆录的主人公罗雪昌先生。罗先生不仅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讲述人，也是一位“收藏家”，他细心地保管者回忆录以及书写回忆录时所参照的日志和照片等各种个人文书。这样的相遇也使我们认识到，在了解基层社会历史时，担任过会计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当然，与这些方法上的技巧相比，最重要的是通过密切的联系与他们建立了信任，才能使得他们可以推心置腹地对我们畅谈。在此过程中，杜正贞教授和陈明华教授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笔者也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对话性建构主义手法的重要性，即讲述人和采访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讲述内容以及个人文书的提供。
2016年考察组成员与罗雪昌在罗村水库合影
在这里，笔者不会用历史学者的“后见之明”对罗雪昌先生在书中讷讷地讲述的生命史加以任何评价，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想简单地介绍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两点：一点是，一位普通的农民自发地书写生命史的背景；另一点是，他是如何重新建构历史的。首先要交待一下，一位普通农民的声音传达到作为学者的笔者这里的途经及其背景。如上所述，我们是通过林发樟先生的介绍认识了罗雪昌先生，其主要依靠的是林业学校的校友关系。如同宮原佳昭在论文集中指出的那样：从近代林学在地域社会的普及这一观点来看，可以说林业学校还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就逐渐地被迫合并或者废除了 。然而，从通过对农村子弟的技术教育推进基层社会的“教育下乡”，培养了可以利用文字来进行自我表达的人这一点来讲，可以说这些教育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并且这些效果还连接到回忆录以及与学者的相遇，这也给我们呈现了颇有趣味的中国当代史的一面。另一个使笔者有很深印象的问题是，为什么罗先生会在这个时机回顾人生，其回顾的动机又是什么？罗雪昌先生在浙北的山村中寂静地度过了波澜起伏的当代中国史，结束了不能称之为顺心的生意，在即将步入老境之际开始回想其人生。勿庸赘述，这样的模式是我们从一般的回忆录可以广泛见到的。罗先生书写的初稿记载了他2010年之前的经历，这是他没有打算向亲近的人之外公开的版本。该版本的特征是，他在醒悟和怀旧的心情相互混合的情感下，吐露了他对家人以及身边人的感谢。在与笔者的相遇之后，为了准备出版，他开始修改回忆录。在修改的过程中，他加写了强调与2019年这一国家历史重要节点有关联性的叙述。因此，他的最终稿更突显的是，作为“新中国之子”的罗先生历程。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注意这样的修改过程给叙述带来的影响。
罗先生与他的写字室
近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发掘、整理档案以及基层社会收藏的民间文书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很多相关的史料集，也发表了很多优秀的专题著作。与此同时，要是我们能够再更加细心的关注那些普通老百姓多样的叙述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塑造多方面而且更丰富的历史认识。
责任编辑：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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