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被童年治愈一生，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童年期所遭遇的不良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可想而知有多深入。随着中国已经达到小康水平，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心理问题被大家越来越重视。
特别是过去，心理学和临床医学对童年创伤、童年虐待、童年疾病等不良经历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后产生的不良反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创伤后积极变化——创伤后成长被提出后，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火热发展，研究学者们的视线开始集中到创伤后成长上，并探讨出了许多结果。
创伤后成长他包含了许多方面，如对一般生活有更多的欣赏、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更多的个人力量感、改变的优先次序、以及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可以概括为个体遭受异乎正常生活的负性事件后，心理资源与特征与其斗争并产生的积极变化。
而对于儿童来说，他们的世界观、认知等正在建立，因此遭遇不良经历之后，他们对痛苦的理解会更上一层楼，包括心理韧性等心理资源的全新增长和心理特征的积极变化，也就是说童年期不良经历可以预示着其后的创伤后成长。
特别是，处于外界的家庭、社会和学校给予及时的帮助引导后，儿童可能会更易产生高水平的创伤后成长。这种获得性的心理资源和态度对个体的一生都将是有益处的。
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经历童年期不良经历或者其他创伤后，要么会产生正向积极的增长，要么会产生消极负面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两者既然同属于创伤心理反应，就代表着两者是非常有可能同步进行，同时发生。
正如 Shakespeare-Finch and Lurie-Beck 的研究，接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否定创伤后成长这种积极变化。
此外，个体遭遇不良经历后，所产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如反复梦魇、回忆等，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心理暴露于创伤中，这同样可以类似于创伤经历，继而个体再次使用内部心理资源和外界行为帮助，继续产生高水平的创伤后成长。
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创伤后应激障碍不但与创伤后成长是协同关系，还可以进行预测其后的创伤后成长。
一、童年不良经历与创伤后成长的相关关系
对于儿童（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来说，遭遇不良经历的可能性更大。即使教育在不断普及，家庭和学校也在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不断努力，但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校园欺凌、外界的身体暴力、情感忽视等虐待行为依然不可避免。
结果表明童年不良经历与创伤后成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童年不良经历即使会影响到儿童的心理健康、甚至产生一定的障碍症，但最终凭借他们的心理韧性能力、内发的动力或者他们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他们可以产生创伤后成长。
无论是认知还是思维或者意志力更甚情感都可以产生正向的增长变化，但这些增长变化并不意味着负面的影响就完全消失，只是针对于童年不良经历和创伤后成长两个变量来说，童年不良经历越严重，次数越多，创伤后成长的水平越高。
这预示着为了让儿童们有更强的认知力、思维力、意志力去对抗和化解童年不良经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教育普及（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不止于书本知识，可以将外界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对他们进行普及，并教育他们遇到这些事件时，应如何自助和向外界求助。）。
家校联动（教育不只是教育学生，也应该多和家庭互相交流，合力为学生创造一个适合生存发展的环境。）。
学校心理健康课的多元化（除了正向积极的心理健康课，我们也应对已经可以独立思考的学生开展一些关于虐待的思考，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也学会保护他人）。
开展社区讲座教学（除了家庭、学校、教师、学生、课堂以外，我们对虐待的反对和关注也可以普及到社会上，联动社会的力量更深层次去影响和减少虐待的发生。）。
但是对于已经遭遇了童年不良经历的儿童来说，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单独访谈、学校咨询等方式去增加和促进他们的创伤后成长的发展水平，让他们更快地从创伤中走出来，获得更强的新生力量，以后更好地发展。
特别是以往研究认为行为的积极变化与创伤后的成长是有紧密关联的，有些个体将童年困难的生活经历或压力事件视为个人成长或改善的机会，因此创伤后成长水平会越高。
对于两者元分析结果的调节变量来说，研究结果表明，童年不良经历的测量方式会负向调节童年不良经历和创伤后成长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该测量方法既没有直接测量某种创伤，又不能以所有的子维度、总分去代表学生的创伤事件。
因此产生了一种负向的影响，这也为童年不良经历和创伤后成长关系间的异质性提供了一些解释。
对此，以后有关于童年不良经历的研究可以采用其他测量方式，如 ACE、CTQ。虽然异质性较高，但元分析的本质就是集合所有符合要求的文献并进行定量分析，异质性高并不是对使用该测量方式的文献的否定。
并且结合为了从已有的分析可以更稳定地推广到其他群体、其他背景的研究上，研究预先就使用了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该分析方法也是为了接受高异质性的存在。
并且敏感性分析和偏倚检测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了所收集的文献不存在极端值和发表偏倚，因此本研究结果是可靠稳定的，童年不良经历和创伤后成长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童年不良经历越严重，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
二、童年不良经历与创伤后心理反应的作用机制
对于童年不良经历与创伤后反应机制的元分析结构方程建模，结果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童年不良经历对创伤后成长的正向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童年不良经历既能直接影响创伤后成长，也能通过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间接路径影响创伤后成长。
此外，个体遭遇的童年期创伤越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也越严重，同时创伤后成长的水平也越高，童年期创伤的严重程度还可以预测着创伤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水平，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程度也预测着其后会发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
从创伤后成长理论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因为在遭遇对个体来说较为轻微的童年期创伤后，还未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就直接以自身已有的内在心理和外在社会资源解决了，并迅速形成了创伤后成长。
而在遭遇对个体来说较为严重的童年期创伤后，暂时不能以当时的心理和社会资源进行完全的对抗和转化，于是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某些症状或者形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但在其后，经历了积极治疗、心理辅导、自我改变等方式，心理功能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正向成长，也即是发生了创伤后成长。
而这些过程也是可以预见的，儿童们可以在遭遇创伤后可以形成一个初步判断，是否能自己解决还是可以严重到需要求医解决。
即使高水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形成高水平的创伤后成长，也不要等到发展成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再去求医，各方力量都要及时预防、干预和引导。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呼吁：
对于遭遇了童年期不良经历的个体而言，要正确看待并积极接受，如遇自己所不能解决的严重创伤，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时，不能任其发展，而要积极求医、正确面对，努力达成创伤后成长，也更有利于其后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发展。
对于心理辅导相关机构而言，也应尽量立足于来访者角度，帮助个体发展自己的内在力量从而促进其发生创伤后成长，并应确认是否产生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以从医治疗和心理辅导相结合的方式更好的帮助有童年期创伤的个体。
对于学校而言，则可以以创伤前预防和创伤后引导相结合进行解决儿童们的不良经历和造成的不良影响，如学校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引导形成全校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校风校纪、建立心理咨询室、设定和开展相适应的心理健康课程和活动。
对于家庭而言，可以与学校、孩子形成联动，积极及时交流沟通，从而保证儿童的正向发展。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要对童年期不良经历形成正确认识，不去逃避、正确对待自己和遭遇过童年期不良经历的个体，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每个个体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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