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七月，浙江一场水灾害得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人借此趁火打劫。海宁县二十多岁的朱安国就携家仆摆船打捞东西，天色已晚，漂来两只绳捆的木箱，上面各骑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和一位老妇，两人大声呼救。朱安国见两人舍命顾箱，认为内中必有财物，遂心生恶念，接连两篙将老妇戳入水里。
女子半沉半浮，求告救命，朱安国恐留后患，又一篙将女子打入水中，然后只顾埋头捞走箱子。女子落水后，撞到一张木桌，顺手抓住桌脚在水面漂浮，结果被水浪冲卷到一户遭水淹的人家门口。这户主正是朱安国的族叔朱玉，朱玉小朱安国两岁，他救起女子，得知其姓郑，住袁花镇。洪水退后，邻里闻朱玉从水里捞救一女子，无不认为是天赐良缘，纷纷撺掇两人拜堂成亲，郑氏无家可归，倒也十分愿意。于是由朱玉的娘舅做主，杀猪宰羊，摆宴请客。
当天朱安国到场，一问新娘郑氏是漂流而来的袁花镇郑家女子，想到自己也曾定亲在袁花镇郑家，不由疑心族叔朱玉捡到的是自己的未婚妻。他火急火燎赶回家细加检视，发现箱子里有几锭银子与花绸竟然与自己当初下的聘礼一模一样。复经媒人证实，郑氏正是自己原来聘定之妻。朱安国找上小叔，称其违背人伦夺走侄媳，而碰巧不巧，郑氏也认出朱安国是当晚将自己和母亲打翻落水之人。
朱安国被郑氏喝骂离开后，思谋郑氏如状告自己谋财害命没有人证，而自己告朱玉欺占老婆则有媒人作证，于是先下手为强，状告朱玉灭伦奸占，朱玉也反告朱安国劫财反诬。海宁知县开堂审理，查明郑氏的确是朱安国的原聘妻子，而郑氏属于劫后余生，与朱玉结为夫妻。对劫财一事，经当堂质证，郑氏说出朱安国所劫箱子的特征及箱内物品清单，朱安国却语焉不详。知县以其谋财害命为由，准备用刑，不料朱玉跪地求情，称族兄仅有此子，且尚未娶妻，若动刑正法，不免绝了子嗣，恳求官府开恩。
众人也下跪求情，表示不少百姓此番趁灾捞财，若将捞物之为当作劫财之举，只怕纷乱迭起，况郑氏说朱安国杀她母亲，也无人当场见证。朱安国也叩首说未曾推郑氏落水，也未见过老妇，是箱子撞了他的船后，人才滚下水去的，未婚妻子情愿让给叔叔朱玉。
知县见状，便令朱安国具结保证日后不得谋害朱玉，并立案申报都察院，以威慑朱安国，然后提笔判道：“朱安国乘危射利，知图财而不知救人，已聘之妻落入朱玉之手，是天祸凶人，夺其配也。人失而宁知已得之财，复不可据乎？朱玉拯溺得妇，郑氏感恩委身，亦情之顺第，郑氏之财归还郑氏，朱安国之聘礼亦还安国。事出异常，法难深绳，姑从宽宥，立案以杜绝争端。”
这是《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四回《缘投波浪里，恩向小窗亲》讲的一桩案例。乍看这起数百年前的案子，发觉知县难免姑息纵奸，竟放过了图财害命的朱安国。但细究一番，官府在判案时审情度势，适可而止，做出了令各方满意的判决，体现的却是司法的谦抑性与灵活性。对官府而言，有关朱安国劫财害命的指控，唯有郑氏一方的控词，并无其他人证，箱子虽获证是郑氏之物，然亦不能排除朱安国的辩解，即所谓箱子是因撞到船上被其捞得。
要想查明事实，按明代的司法程序，就要对朱安国刑讯，此时作为控方的朱玉反而为侄子求情，恐绝族兄后嗣。如此，查清事实，将凶手绳之以法，已非各方所愿，兼之案情本就难以查证，故知县称“事出异常，法难深绳”，所以“姑从宽宥”，只是立案存留官府，以防其日后加害控方。这不仅多少体现了疑罪从无的理念，也显示出官府在审案时能审情度势，适可而止，在穷根究底未必适当的情况下，对司法权做到“适当”而灵活地运用。
当然，这是由于在传统司法体制中无国家公诉制度，此案虽属劫财害命，然朱玉实际仍是“刑事自诉”，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做到司法谦抑，就当时而言，倒也适当，对现代司法来说就另当别论了。此案对劫财的指控，更充分体现了司法的谦抑性，诚如众人所言，水灾中百姓多有打捞，若将捞取财物作为劫财，不免纷乱。对官府而言，若定要将所有此类案行为都诉诸法办，司法机关将不胜其累，也无此可能。
相较而言，灾后及时安定社会秩序显然更为重要，至于朱玉娶他人已聘之妻，本属非法，但一场洪水使原有婚约所据情势变更，郑氏感恩委身，“情之顺第”，知县并不“严格执法”，横加拆散，而是维护既存事实，巧妙做到人情与律法的平衡，同样也是司法谦抑与灵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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