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退休干部老孙生病的消息，我这个镇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随分管老干部工作的任副镇长去了老孙家看望。
老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调来塘西公社担任社长兼党委副书记的，当时我是一个回乡务农的农村青年，刚抽调到公社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跟随老孙去过多个大队蹲点。可以说，老孙是我的启蒙老师，老孙的为人和与群众的亲密关系，更是我学习的榜样。
老孙与那个年代的许多农村干部一样，因为没有计划生育，生养了好几个孩子，计有三男二女。老孙老婆是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一辈子都在农村种地。几十年里，一个地处市郊的乡镇也曾有过许多招工招干的农转非机会，可老孙没能改变一个子女的户口性质。因此，常听人说，子女们对他多有怨言，对他很不尊重。唯一的机遇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上面有一个政策，乡镇国家干部提前病退，可以由一个子女顶替安排工作。这是老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特权”，去医院打了一张证明，搞了个提前病退，把最小的女儿安排到供销社当了一名营业员。
其实，这也算不上“弄虚作假”，老孙本来就有好多毛病，倘若半工半休地拖到六十岁正式退休也完全可以。就是这样一个“错误决定”，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使本来就不和睦的大家庭，子女间产生了更深的矛盾。老孙十分气恼，曾在我面前说过，一个乡镇那么多的事我都处理得了，难道一个小家庭的家事摆不平！可老孙却真把这家事看轻了，不然哪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老话了！家里人都不把他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世事难料，没过多久，乡镇供销社就解体了，小女儿失业，靠打零工过日子，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其他子女因没有受过父亲的恩泽，理所当然地对两位老人不管不顾，以致老夫妻俩晚年了还栖息在两间破旧的小平房里。
我和任副镇长走进老孙的家，见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家电。已是高温季节，低矮的小屋里热得像蒸笼一样，人家早用上了空调，而老孙家仅有客厅的一台吊扇和卧房里的一台台扇。老孙刚出院，躺在床上，老伴陪在一边，一手还用蒲扇不停地给老孙打扇，那台摇头扇虽卖力地“嗡嗡”叫着，却抵挡不了外面涌进的热浪。老孙犹如河面上因缺氧而昂起了头的穿条鱼一样，张大了嘴巴，仍然觉得喘不过气来。
老孙虽有一份不算低的工资，老伴虽在农村合作医疗，但远远不够看病所用；老孙在职时是个“拼命三郎”，积劳成疾，退休后多种疾病如“雨后春笋”，医生劝他们老夫妻俩也要适当买一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因此，总积不起钱来改善家庭条件。见我们两个人去，老孙老伴帮他坐了起来，半靠在垫被上。
任副镇长带去了一个薄薄的慰问的信封和一盒冷饮食品，老孙和老伴一再道谢。我们两个轮流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询问老夫妻俩有啥困难，老孙却又一次表示了对组织上关怀的感谢，啥困难也没有提。
临走前，我问老孙，家里有啥医药发票要报销的，让我顺便带去镇财会室代办了。退休干部看病也都有医疗卡，但镇里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老干部，规定临时急用去药店购买的药品，凡每次不超五十元的小额发票仍可报销。老孙让老伴从一个老式抽屉台上的一只小盒子里拿出了几张购药发票，递给了我。我简单看了一下，都没有超过五十元的，就放进了口袋。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准备关了手机上床睡觉，手机却意外地响了起来，是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我一时没听出是谁。对方说，我是孙阿福的老伴啊。我这才想起来。我问，老婶婶，有啥要紧事呀？她说，我不识字，白天拿给你的发票弄错了，其中有两张购药发票是我的，也夹在里面了；老头子后来晓得了责怪我，一定要我打电话找到你。我打听了好多人，才要到了你的手机号……（作者 魏雪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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