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1日，中国台湾第52届电影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举行，这届金马奖的影帝争夺十分激烈，入围者中，有像郭富城这样的老牌影帝，也有邓超这样的实力演员。但最终，这个影帝的桂冠却落在了冯小刚手中。这让许多人颇为惊诧，一个蜚声国际的大导演，偶尔做了一回演员，就能斩获影帝的殊荣，他在表演上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冯小刚出演的电影叫《老炮儿》，“老炮儿”，就是北京城的老混混，电影中冯小刚饰演的六爷因为儿子的事卷入了一场跟富二代的冲突。
他偏执的用自己的“规矩”来解决矛盾，却不料越陷越深。
而当人们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无论是观众还是影评人无不为冯小刚精湛的表演而拍手称赞。在影片开头有几段剧情，冯小刚饰演的六爷骂小偷、教育问路的小情侣、教训打人的城管。熟悉他的人在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禁会心地笑着说：“真像冯小刚干得出来的事。”
现实中的冯小刚确实和电影中的六爷有许多相似之处。语气上京味儿的口音，生活上守旧的态度，而且都带着那么一股劲儿，不肯与他们认为“不合规矩”的事妥协。
公司名：北京好梦影视策划服务公司；注册号：1101081435912；地址在北京市海淀区四道口路皂君庙甲2号；法定代表人：王朔；主管单位：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企业状态：吊销。经营范围里写着：电影、电视剧及文艺节目的策划、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零售家用电器、家用电子产品、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除烟花爆竹）、建筑材料。
多年之后冯小刚在自传里回忆起这家早已不存在公司，印象最深的几个字——烟花爆竹除外。这家看起来从事业务繁多，横跨领域多样的公司，事实上只有三个人——董事长王朔，总经理冯小刚，还有一个财务总监。
旗下没有员工可供领导，用冯小刚的话说，董事长自己每天也得扫地擦桌子。
1993年底，这家名叫好梦的公司，在三个人的张罗下组建了起来。由于是第一次开公司，三人多少有些底虚，在办公室进行装修的时候，未雨绸缪地将董事长办公室里改造了一间密室，如果遇到不待见的人来访，就可以谎称老总不在。
开业当天，前来庆贺的各方来宾发现公司门口有一个抽奖箱，与一般公司开业要给来宾们礼品不一样，这个抽奖箱是让来宾们出血的。抽奖箱里摆着的是一堆购买办公用品的发票，让前来祝贺的来宾们抽取，摸到哪张发票，就按照票面上的数额买单。
也就是说，前来祝贺的来宾仅说两声“开业大吉”是不够的，要有实质性的表现。最倒霉的一位来宾摸到一张四千块大班台的发票，也不得不照着数额全付了。
这家名字在做梦，做事像做梦，开业当天还鸡贼来宾的公司就这么开张了，当天，来宾们给报销的发票也成了这家公司第一笔收入。之所以这家公司能有这么大面子，还要提到这两个人，冯小刚和王朔。
冯小刚出生于北京，从小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他和姐姐一路长大，上中学的时候迷上了油画，要知道在他成长的那个60年代，学艺术绝对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母亲为了攒钱为他买各种颜料也是饱受辛苦。
几年后，正是这门能画画的手艺，让他能够自食其力，为母亲分忧，那是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冯小刚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继续进修。如果他选择了这条路，那么历史可能会进入另一条有趣的岔道，和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同届的他或许会以另一种姿态进入电影界。
第二个选项是参军，加入战友文工团做一名文艺兵。冯小刚毫不犹豫的选择的后者，一来是因为参军了有工资拿，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二来，他一早就羡慕军人，特别是文艺兵，能够穿干部服，拿六块钱工资，还能穿掐腰大衣，想想都神气。他领到军装之后，还专门请假回家，让母亲看看。
冯小刚就这样成为了一名文艺兵，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文艺兵比现在的海龟还牛，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演出，都拿着一样的皮箱，特别威风。
正是他对这段时光的怀念，促使他后来拍摄了一部专门讲述文工团的电影《芳华》。
七年从军，到1984年，冯小刚退伍转业来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担任美术，也是从这里，冯小刚结识了王朔，并和他一起担任了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的编剧，1991年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红遍全国，随后冯小刚又和郑晓龙一起执导了《北京人在纽约》，也是万人空巷。在好梦公司开张前的那段时间里，冯小刚已经成为影视圈里不可忽视的一支潜力股。而当时王朔的名气则要比冯小刚大的多，80年代后期，他是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精神导师。他躲避崇高、调侃精英文学作品在当时红极一时。在影视界，他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众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不乏《顽主》、《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样的经典。很多电影人都以能拍摄一部王朔的作品为荣。
因为王朔、冯小刚两人名声在外，好梦公司成立不久，就有金主找上门来，那是他们的第一个项目《好梦献给你》。当时还只是一个意向，连剧本都没有完成，投资人就把承制方的利润打给了他们。
王朔的意思是别着急分钱，这点钱也养不了老，不如用在公司的公共关系上。冯小刚所理解的公共关系，就是一堆人吃吃喝喝不谈正事，不计较一时得失，为日后相互合作埋下伏笔。
有钱之后的好梦公司开始了他们的公关：几乎每天都在请客，从亲朋好友到同行前辈或是企业家，囊括极广。在这些饭局上，冯小刚和王朔总是不分男女贵贱，逮着人就猛夸一通。开始时，还有些词不达意，让被吹捧的对象心生疑窦，但反复实践之后，竟然都练就了一身说好话的绝活儿，总是能将对方夸得十分受用。
比如在夸一个老板的时候，就说他名下产业多，多到数不过来，只能晚上站在景山上让手下给他的产业熄灯，不大会儿的功夫大半个北京城就熄灯了。被夸的那位老板心花怒放，直言晚上还有接着请客。
事实上，他们这么夸人，和当时运作的项目《好梦献给你》还有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初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少有些拘谨，他们想通过《好梦献给你》能改变这种社会风气，希望人们能多说好话，让互相吹捧能成为人们交流的润滑剂。
这段生活的积累，在多年之后，被二人搬上了大银幕。
然而，《好梦献给你》作为好梦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并没有能够如期完成，项目卡在了剧本上。之前写过《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大撒把》等剧本的冯小刚坐在打字机前毫无状态，用王朔的话说，这是遇到坎儿了。
当时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剧组也建了，剧本就是出不来，眼看着“好梦”就要变“噩梦”了，冯小刚越是着急，就越是写不出来。看着冯小刚心急如焚的样子，王朔最终决定，写不出来就放下，大不了慢慢还人家钱，总不能因此而丧失了创作能力。
之后好梦公司用《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戏里抠出来的钱才把勉强这个窟窿堵上。
《永失我爱》是冯小刚第一个独立执导的电影，改编自王朔的同名小说。这是一部描写当代人价值冲突和精神危机的作品，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九十年代中期，一部电影要想出头，有两条道路：要么像第五代导演那样，做符号化和本土影像化叙事的电影；要么像第六代导演一样，自费拍地下艺术电影，拿到国外去参评奖项。而《永失我爱》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更接近于第四代导演的风格，也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关注。
另一个方面，受到电视剧的影响，自八十年的开始国产电影就一直不景气，1993年国产影片就减产了一半，观众不足也就是从前的1/3。受到大环境影响，电影的票房成绩也不理想。这让当初踌躇满志的王朔和冯小刚不由得有些沮丧，但他们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
多年之后冯小刚依然准确记得这一天，1996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这一天，正在执导拍摄《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的冯小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股莫名的不安涌上心头。
当他和王朔走进时任北影厂厂长韩三平的办公室的时候，一份电影局的通知递到了他们手里，上面赫然写着“建议电影《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停拍。”
当天，冯小刚解散了剧组，和朋友喝的酩酊大醉，在马路上睡了一宿，第二天醒来，他发现徐帆看着自己，默默地流泪，而自己脑袋右侧露出了一块拇指大小的头皮。
这一天永远地留在了冯小刚的记忆里，他觉得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好梦公司一共投资拍摄的六部作品，或者停拍，或者遭禁，或者惨淡收场。这次事情之后，当初雄心勃勃的好梦公司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公司解散后，王朔跑到美国韬光养晦，冯小刚则一度躲到荒郊野外的别墅，破罐子破摔。他的事业也走入了最低谷。这是电影《甲方乙方》中葛优的一段自述，既反应了当时电影行业的不景气，也反应了冯小刚当时的状态。现实中，他与王朔的好梦公司已经不在，然而他电影事业的“好梦”，也恰在这个时候来临了。
1997年春节刚过，冯小刚接到了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韩三平的电话，约他过来谈谈。针对当时国内不景气的电影市场，韩三平和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和平想要救市。他们希望制作一部贺岁影片，想要寻找一个活跃、手里有素材、符合观众口味的成熟导演。
业已成名的大牌电影导演显然不是他们的考虑对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把市场理念强加给那些拍艺术电影出身的导演。不得已，韩三平与张和平把目光投向了更有观众缘、创作风格更接地气的电视剧圈，冯小刚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一次，冯小刚拿出的创意，正是原来好梦公司没能拍成的项目《好梦献给你》，他把剧本的中心情节“好梦一日游”的创意讲给韩三平听，韩三平在听完之后，很快就敲定了这个项目。
或许是经历了好梦公司起伏变迁的冯小刚有了更多的感悟，在时隔三年之后，冯小刚完成了那个当初心急如焚却怎么也写不出来的剧本，并定名为《比火还热的心》。当初王朔说他在创作上遇到的那个坎儿，就这么过去了。
这部电影是冯小刚的背水一战，他大胆地接受了制片方紫禁城影业提出的一个条件：不收钱，零片酬，只拿票房收入分账。不成功，便成仁。
可以理解当时冯小刚的心境，在经历了好梦公司的挫折之后，他必须要赢得民意，民意是惟一能让他继续当导演的因素，而民意的直接体现，就是票房。为此，冯小刚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市场化。
为了贴近观众，剧本研讨会请来影院经理和观众代表，前前后后讨论了11次，修改了十来稿。有一个影院女经理姓陈，给他提出一个意见：“张富贵被地主婆虐待的那场戏不到位。张富贵始终没有跪下，不像黄世仁虐待喜儿，出不来喜剧效果。一定要让他跪下。”
这条意见并不专业，冯小刚一听就急了，破口而出：“你懂剧本吗?” 女经理面红耳赤：“冯导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懂剧本，但我懂观众、我懂市场!”
最终，冯小刚还是让傅彪饰演的张富贵跪下了。影片在北京地质礼堂影院举行观众见面会时，冯小刚给那位女经理深深鞠躬，说：“陈经理我得谢谢你，我看了电影，觉得你的意见特别好，虽然不符合编剧规程，但特别符合观众的口味，有效果、有笑声。”
这部精雕细琢的电影最终命名为《甲方乙方》，并于1997年的12月20日推出市场，上映不久，便引起了轰动。电影成功地将许多人的目光从电视转移回到了电影上，为了一睹影片，人们再次回到了影院。这部投资370万的电影最终收获了3000万的票房，仅北京就有1150万的票房收入，这给当时低迷的电影市场带来了一支强心针。
然而，这部创下当时票房纪录的电影，却无法得到理论界的认可。一些评论家甚至说：《甲方乙方》只是不入流的“小品串烧”。这些刺耳的声音可能和冯小刚当时在电影界尴尬的地位有关。
从年龄上来说，他比陈凯歌小6岁，年纪上正好处在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中间。而创作风格上，他又不属于这两者间任何一个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理论界的认知里，冯小刚的名字和王朔绑在了一起，他的作品也被看做是王朔电影的一部分。
外在的声音并没有干扰到冯小刚的创作，在之后的两年里，他连拍两部卖座贺岁片《不见不散》和《没完没了》，一片空白的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贺岁档”概念，而冯小刚也成为了“贺岁档之父”。凭借贺岁片声名鹊起后，他又试图回头拍那些符合自己口味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而在拍完反映社会生活问题的《一声叹息》后，主流评论仍然没有好转。2000年，《一声叹息》的票房成绩仅次于主旋律影片《生死抉择》，囊括了除最佳导演奖之外的全部五个主要奖项，但依然未能入选当年金鸡奖提名。在那段时间里，冯小刚的作品根本没法获得主流评论界认可。
《一声叹息》带给冯小刚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和华谊公司合作的加深。事实上，从《没完没了》开始，华谊公司就成为了冯小刚电影的制片方之一。
但当时的冯小刚还不是华谊公司唯一的选择。
几乎同一时间，华谊公司还投资了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姜文的《鬼子来了》、以及主旋律电影《我的1919》。在投资众多的导演中，华谊公司的老板王中军似乎更中意姜文，连续投资了《鬼子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不少影片。然而，既霸气、又独断强硬的姜文让华谊公司的王氏兄弟有些“HOLD不住”。
相较而言，华谊公司在和冯小刚接触磨合的过程中，找到了许多认同。冯小刚对电影的许多考虑方式和出发点都跟制片人颇为接近，也曾多次表示愿意和制片方共同承担电影运作的商业风险，相似的理念和票房号召力带来的商业保障，让华谊公司下定了决心，不久就以一年400万的高价签下了冯小刚。
多年之后，从演员阵容上也能看得出两家公司的勃勃雄心，不单有冯小刚的老搭档、老牌影帝葛优，还有香港巨星关之琳、好莱坞老戏骨唐纳德·萨瑟兰。这部电影也是冯小刚的转型之作，相较于之前大圆满式的结局，这部戏是一部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除了一如既往地保留京味儿的调侃风格之外，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一些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和争议话题，比如互联网公司、房地产热等话题。
【《大腕》最后一段：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也得四百平米。什么宽带呀，光缆呀，卫星呀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楼上边有花园，楼里边有游泳池楼子里站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may I help you,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教材用哈佛的，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再建一所美国诊所，二十四小时候诊。就是一个字——贵！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的。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两千美金吧。两千美金？那是成本！四千美金起！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两千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两千。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有趣的是，电影中看似荒诞诸多情节，竟在若干年后的现实中逐一应验了。然而，就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冯小刚差点丢了性命。
事实上，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冯小刚的心脏已经不止一次的给过他警告，在拍摄电影《大腕》的片场，他就曾遭遇突发性心脏病，一度送到医院抢救。待病情平稳后，他又从医院赶回片场接着拍摄。
在外人面前恍若无事的他，内心的不安只有自己知道，在冯小刚的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冯小刚对自己当时的心境有过这样的描述：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夸张的惊恐中度过。稍有不适，即刻吞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气躺倒放平，眼神无助地望着周围的大千世界。
在完成《大腕》拍摄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冯小刚没在接拍新作，而是在妻子徐帆的陪伴下休养身体。
也就是在冯小刚养病期间，中国的电影市场发生了一场巨变。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获得2.5亿国内票房、11亿海外总票房的佳绩，第二年，广电总局颁布《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大量风险投资开始进入电影领域。越来越多的观众认为，进电影院看电影就应该看“大片”；投资方也认为，拍大片，才能挣大钱，中国电影正式进入“大片时代”。
2003年，身体逐渐好转的冯小刚也感知到了时代的变化，既然无力扭转社会趋势，索性和华谊公司一起投身进了这个大片时代，他要给那些人看看，我也拍一个你们认为难的电影，这一拍，就在商业大片的市场上迅速搅起了一片风云。凭借着冯小刚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华谊公司王氏兄弟的娴熟的商业运作，《手机》、《天下无贼》、《夜宴》、《集结号》、《非诚勿扰》等作品相继推出，国内电影市场的票房纪录被冯小刚和华谊公司的组合接连打破。2008年《非诚勿扰》上映19天，就突破了3亿票房，而冯小刚也成为了中国首个个人作品票房过10亿元的电影导演。那段时间里，冯小刚得意的说：自己的电影投资回报率是200%，利润仅次于贩毒。
2009年，华谊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在他们公司的上市招股书上，也毫不遮掩地强调了冯小刚对公司作出的贡献和意义。
另外，由于公司目前业务规模有限，少数签约制片人及导演对公司业绩的贡 献占比相对较高。如电影业务，冯小刚工作室在报告期内出品了《集结号》和《非诚勿扰》2 部影片，这 2 部影片在报告期内累计实现票房分账收入 18,896.50 万元， 约占报告期内发行人电影业务收入的 40%和总营业收入的 18%，公司对冯小刚团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电影的黄金时代，走进影院的人越来越多，票房总数连续几年高速增长。制作商业类型片，也成为了大多数电影公司的共识。然而一手开创贺岁档市场的商业片教父冯小刚，却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拍摄一部关于民族苦难的影片《一九四二》。
这个想法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了整整十八年，而在商业类型片占据主流的时代，要想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何其困难。
冯小刚巧妙地用合作和周旋来拍摄自己喜欢的电影。他把自己拍摄的电影分为两种：满足自己的和满足别人的。
1999年，他“捏着鼻子”拍完了自己相对不喜欢的《没完没了》，获得了拍摄《一声叹息》的机会。从此往后，他每拍一部电影，都会跟投资方达成某种默契：我满足你一部，你也满足我一部。《一声叹息》之后，冯小刚拍了一个满足投资方的《手机》;大片《夜宴》拍完，则是他喜欢的《集结号》，然后又迅速拍了个满足投资方的《非诚勿扰》。
到了2011年，他终于等来了拍摄《一九四二》的机会。
《一九四二》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是一篇调查体的小说，没有贯穿人物，没有故事情节，只是一个1942年的史实资料拼图，在这个基础上拍摄电影，难度可想而知。
早在90年代初期，冯小刚看完刘震云的小说之后，就有了将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的想法。1994年，冯小刚在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的时候，就曾向刘震云提出想要改编《温故一九四二》，但刘震云拒绝了，告诉他时机不成熟。事后冯小刚笑谈，他可能是怕我拍不好。
时隔六年之后，到了2000年春节，冯小刚接到刘震云拜年的电话，同时也得到一份大礼，刘震云在电话里说，《温故一九四二》可以上路了。
项目是可以启动了，但那个问题还在，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怎么撑得起一部电影。冯小刚和刘震云想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在宾馆房间里仔细构思人物和故事，还有一个笨办法，就是把灾民逃荒的路线再走一遍。
两人对视一眼，“都没那么聪明，只好按笨办法来。”于是他们从北京出发，走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用了将近两个月。整个过程走下来，灾民人物就一个个在脑海里出现了。电影中的人物，有的是1942年幸存下来的，有的是遇到了他们的灵魂。
剧本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特别鲜活，人物的语言也非常准确。
2011年1月，这部电影再次启动，经过10个月的筹备，5个月的拍摄，以及7个月的后期制作，到2012年底，《一九四二》终于面世。在电影上映之前，冯小刚在微博上放下狠话：我为此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输得精光也无憾。拍《一九四二》就得把脑袋上的天线全拔了，聋子不怕雷。
这是他第二次背水一战，当年所有人都在拍摄艺术电影的时候，他逆流而上拍摄了《甲方乙方》并大获成功。
多年之后，当所有人都在拍摄商业大片的时候，他再一次逆流而上，拍摄这段民族苦难，并为此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这一次，他押对宝了吗？
2012年底，他耗尽心力、酝酿19年拍出来的《一九四二》终于上映了，然而第一天的票房只有2600万元，口碑也很差，一些电影网站甚至一开始就打出了不及格的分数。糟糕的票房开局使得华谊公司的市值在2天里蒸发13亿。
随后，同档期的对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泰囧》都表现得十分强势。前者的国内票房出人意料地突破5亿元，后者则获得了12.67亿的总票房，成为当时的中国电影票房史上收入最高的华语电影。
票房失利，让冯小刚猛然发现，自己现在摸不清观众的喜好了。2008年《非诚勿扰》出来时，他还很自信地对媒体说，“这么多年，没有一回大家会看好我的电影，可每一回，观众都给我撑了腰。中国导演里，我不觉得还有谁像我一样，票房上没有败过一回。”但到了《一九四二》，规律第一次被打破了。
电影下档后，事情还没有结束。为了回报华谊兄弟，冯小刚得拍一个常规冯氏喜剧片，即后来的《私人定制》。随后他又担任了2013年央视春晚总导演，忙活了大半年，最终又收获了一片骂声。在那段时间里，他过得并不顺心。
2015年7月，冯小刚发了一条微博：如果我三十岁我可以妥协，退而求其次，因为来日方长;但我已经快六十岁了，借社会新闻里经常使用的一句形容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我就不愿意妥协了，因为时间无多。
这一年，他出演了电影《老炮儿》，在电影里，六爷是一个社会和时代变迁中的底层小人物，生活处境并不太好。而冯小刚对角色的理解是：“这个人物心里头堵着一口气，要把这口气释放出来，正好赶上儿子被绑架，就豁出去了。”
巧的是，当时的冯小刚因为《一九四二》的票房失利及之后的一系列事，整个人的状态跟六爷很相似，《私人订制》之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去拍电影，那股闷气需要有个出口宣泄、爆发，电影《老炮儿》正好赶上了。
《老炮儿》的片尾，六爷举着武士刀在冰面上狂奔，不顾脚下随时可能化掉的冰面，迎着对面百倍于的敌人而去，那股轴劲，又何尝不是如今年过六旬冯小刚的写照。
经常自感时间不多的他，在艺术创作上也更加的坚持，拒绝妥协，在他2016年的新片《我不是潘金莲》中，他就坚持用圆形的画幅拍摄。这种偏向于中国传统水墨画风格的构图手法不仅形式新颖，而且能使影片有一定的间离感，避免人们对号入座。
但冯小刚的这个想法，只得到了摄影师一个人的支持，从制片方，到剧组的其他主创都反对他这么拍摄。有些反对他的人还是他多年的好友。为了这份坚持，冯小刚一度放下狠话：所有投资这部电影的人，要么拿着钱躲开，要么和我一起往河里跳，没有中间路可走。
也是这份坚持，让他站在了2016年中国台湾第53届金马奖的颁奖舞台上，这一次，他要领取的是最佳导演奖。
六十岁之后，冯小刚的心态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他在艺术上更加坚持，而另一方面，他的许多想法也随着时代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也体现在了他的电影中。
二十多年前冯小刚拍摄的《甲方乙方》最后一段，梦游公司的人上街向所有人说好话，他们告诉那个拘谨的年代，要放开。二十多年后的《私人订制》的最后一段里，主人公们向人道歉，向大自然道歉，他告诉这个略显浮躁的时代，要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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