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苏格拉底头像九联图，
从面相学到大脑研究
文 | [德] 汉斯·贝尔廷
图像问题在面相学中占据首要位置。
面相学的基本论点为，脸提供了一个人的准确图像。但早在启蒙主义时代，研究者即已开始对脑部进行研究，面相学的问题亦随之有所变化。
维也纳解剖学家弗朗茨·约瑟夫·盖尔（Franz Joseph Gall）试图通过研究头骨轮廓来探知大脑形状，而这是显露在外的人脸所不能提供的。颅相学由此成为介于面相学与大脑研究之间的一个研究领域。即便能够对大脑本身进行研究，早先的研究者仍旧不得不借助所谓的"大脑结构图"，即脑皮层图像。
直到"脑部功能图像"诞生，大脑的物理及心理功能才得以描绘。至此，与传统图像概念的漫长告别才终告完成。大脑本身不具备任何图像，只有根据测量数据创建出相应图表方可对其加以理解。将传统面相学与现代成像技术区别开来的过程，足以称之为一次范式转换。然而，当代大脑研究提出的那些问题，一度却是以"脸"为起点。
图2 两位年轻绅士的侧像及剪影，约翰·卡斯帕·拉瓦特尔著《面相学断片》插图，1775—1778 年。
面相学的核心原理在于，从一个人的脸上能够读出他/她的性格，从相似的脸上可以推断出类似的性格。面相学的支持者普遍认为，解剖学通过一张脸上的固有特征透露出一个人所属的某个特定类型。
然而当人们将面部解剖学归入某种一般意义上的分类学，完全忽略了主体用以自我表达的脸部表情时，无疑已落入自设的陷阱。表情在日后又被称作"视觉语言"，但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命名可谓本末倒置。在达尔文所追溯的人类自然史的发展过程中，表情大约先于语言诞生。正如灵长类的龇牙动作所表明的那样，表情是一种比语言更早诞生的语言。
在通俗面相学风靡一时的时代，为了对人施以有效控制，官方机构提出了创建一门准确可靠的脸部科学的主张。
图3 四头骨，约翰·卡斯帕·拉瓦特尔著《面相学断片》 插图，1775—1778 年。
这一潮流也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有所反映，譬如《麦克白》中的国王邓肯感慨道，"世上还没有一种办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第1幕第4场），他下令将一个特别善于掌控表情的对手处以极刑，与此同时却并未意识到叛徒就潜伏在自己周围，这些人的脸是他所无法识破的。1659年，屈罗·德·拉·尚布雷（Cureau de la Chambre）曾称赞"识人术"（l'art de cona?tre les hommes）是一种适于"揭露秘密意图及行动"的有效方法。对监控的需求也由此产生，这种需求在宫廷社会即已形成，19世纪后，监控变成了由警署专门负责的事务。
而由于对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人的性格这一问题缺乏了解，监控很难顺利实施。于是，被康德称为"探察内心的艺术"的面相学很快便走上了穷途末路。康德在批判面相学时称，人的"自我"很可能恰恰在于伪装。同时他还得出了一个令自己十分满意的结论，即拉瓦特尔的那种从人的面部推知其内心活动的尝试已"备受冷落"。
图4 观景殿的阿波罗，约翰·卡斯帕·拉瓦特尔著《面相学断片》插图，1775—1778 年。
面具戏剧与古典面相学诞生自同一个社会并非偶然。
但罗马人所开创的肖像艺术更着重刻画人的表情而非面相，或者说它强调的是激情（Pathos）而非自然形态。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尝试用"激情学"（Phathognomik）一词来强调丰富多变的情感表达-人际交流正是借助情感符号来实现的。古罗马时期的作家十分注重修辞表达所依赖的既定规则，该时期肖像的发明也是为了通过表情再现角色，尽管其中人物的脸部表情不得不被"石化"。
面相学在16世纪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之一吉安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是个精通戏剧的那不勒斯人，他所创作的喜剧表现了脸在受到诅咒时变成面具的情景。
在他亲手绘制的分类插图中，动物的脸（例如狮子或猫）被用以表示人的不同性格。此外，他还将身体视为一个半人半兽的合体。他在诊疗学方面所做的思考则旨在从一个人的面部推断其健康状况。
图5 席勒头骨素描，《颅相学图集》插图，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1843 年。
1603年，继《人类面相学》之后，为了阐述每个人的脸部特征都是其命运的写照这一观点，德拉·波尔塔又发表了《神祇面相学》一书。他在书中写道，人的长相"不仅取决于星宿，还取决于体液（humoribus）"，五官端庄是身体健康的标志；脸是大自然描绘的图画（pictura），每个人都戴着"一张和自己的真实面孔融为一体的透明面具"，它是人的第二张脸。他在提到面具时用了"maschera"一词，在拉丁文版本中则沿用了"persona"这一概念。
"透明面具"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同样的悖论还将继续在日后的面相学中占据主导。显现与隐藏-面具所具有的这种双重特性被转移到了脸本身。
继德拉·波尔塔之后，巴黎画家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又试图为激情的表现方式创造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语法。勒·布伦曾一度坚信，画家的作品能够为科学提供教材，而他想要做的便是给予画家们一种切实可行的指导，使其能够以恰如其分的感情对人的行为进行再现。他从笛卡尔机械论的观点出发，将人的眉毛视为"心理活动的指针"。［勒·布伦的这种公式化美学很快就遭到了众多解剖学家的批评，因为后者需要的是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教材。
而同为画家的英国人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却对勒·布伦的作品赞誉有加，称其"汇集了一切已知的表情形态"，尽管这些画作只是对真实人脸的"不完美复制"。霍加特还指出，勒·布伦"以一种严谨有序的方式对激情做了呈现"，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人物面部，没有对脸部投影加以描绘。但尽管如此，这些脸部素描所采用的仍然是一种类型化的表现手法。
为面相学竭力搜寻图像素材的还有拉瓦特尔，这位瑞士牧师将面相学作为一门新的主流学科不遗余力地加以推介。自1775年起，他开始陆续发表自己的多卷本权威著作《面相学断片》。
他的计划是编订一套内容完整而详尽的目录，将所有常见的面部形态和性格特征加以汇总。在他看来，任何来源的图像都可用于展现已故名人的外貌，借助不寻常的图像资料可以对脸进行直接研究。面对新兴自然科学领域"观察家"的质疑和批判，拉瓦特尔也做出了辩解，自称对隐藏在脸上的性格"真相"有一种准确无误的"直觉"。他表示，人的美德会外化为身体外观上的美；相反，内心的恶则会使一个人"面目狰狞"。拉瓦特尔还多次提到了所谓"原初图像"，这个词在他的书中意为人的"原初形象"和真实写照。
拉瓦特尔在该书的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面相学能够"根据人的外表判断其内心活动，并借助某种真实自然的表情来捕获不易察觉的细节"。作为一门科学，面相学分析的是"人格的外在表达形式"。拉瓦特尔将狭义的面相学理解为"脸的构成"，"在我们所做观察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重要本质"。他将面相学分为不同类型，例如"从外在表征出发"探究人的精神的伦理面相学、专门研究"人的思维能力"的智力面相学，等等。而只有那些根据第一印象即可得出结论的人才可被称为"天生的面相学家"。
既然脸本身即是一种图像，则必定可以通过图像得以再现。因此，一张脸与某种性格之间的"相似性"也可以被移植到图像上来。拉瓦特尔习惯以铜版画的形式对他四处搜罗来的模型加以复制。在他看来，每一个模型都是从一个人的身上"透露出来的信息"，目的在于"保存其形象"。
图6 实验室里的保罗·傅莱契。
在根据刻有苏格拉底（Sokrates）头像的宝石复制品绘制而成的九联图（图1）中，他观察到一种"明显的相似性"，从而更加确认了肖像原型的逼真性，尽管其中的人物表情呈现出明显变化。他试图通过自己绘制的图样对脸的本质加以直接观察和描绘。在此期间，他还会时不时地将同一人的头像和剪影进行比对，而侧像与剪影的不一致并不会对他的观察形成干扰。
用他的话来说，画中的两位年轻男子是其"面相学描绘的最初模特"（图2）。拉瓦特尔本着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将此图像誉为"彰显人性的善良人"之楷模。在以某位名人为原型的"并不十分精确的剪影"中，拉瓦特尔用九张图对人物侧像加以细致展现，并在附注中写道，他"祈祷后世能有一位数学天才踏入这个领域，对人类的曲线做更深入的研究"。
拉瓦特尔自认为是比业余"肢解专家"更胜一筹的观察家，于是颅骨也被他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畴。此后不久，颅骨便取代脸成为新的研究对象。他在评述一幅头骨素描四联图-其中画面下方的两个头骨来自一名被处以绞刑的老年男子-时称，这些头骨透露出软弱和固执的性格特征（图3）。他的面相学图集甚至还收录了观景殿的阿波罗塑像（Apoll von Belvedere，图4），后者在当时曾被誉为最完美的古典艺术杰作。拉瓦特尔在文中借用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的表述，称其"与一部面相学作品相得益彰"，又补充说，他在自己的描绘中附加了"些许个人感受"。此外作者还提到，他曾根据剪影前后两次绘制阿波罗头像，那"简洁的轮廓"令他"百看不厌"。
这种将脸奉为人之象征的宗教式狂热，与一种伪科学信仰密切相关，根据后一种观点，每张脸都是可以解读的。一种市民化的宗教试图在面相学崇拜中找到往昔图腾的替代品。拉瓦特尔借用"上帝根据自己的图像创造了人"这句《圣经》名言诠释了面相学的观点，称人代表了"一种仿造的神性"，并在《面相学断片》第一卷的引言部分反复谈及这一点。诺瓦利斯（Novalis）也曾谈到面相学的"宗教本质"，称其"运用了神圣的象形文字"。拉瓦特尔甚至情不自禁地开始对基督像展开面相学研究。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一度）不信仰基督是因为缺乏面相学意识，并指责留存下来的基督像"要么缺乏人性，要么缺乏神性；要么缺乏犹太精神，要么缺乏弥赛亚精神"。因此，他不得不放弃对至高无上面容的研究，转而在同时代人的脸上去搜寻自己的目标。
威廉·冯·洪堡曾在1789年10月拜访拉瓦特尔，请他为自己看相，因为据拉瓦特尔所称，"一个人的面相体现了某种易于推断的性格"。看到洪堡对他的面相学阐释表示怀疑，拉瓦特尔坚称，有朝一日"面相学的全部规律都会通过数学得以证实"。
对此洪堡反驳道，"只要人们对性格的认识不够完善"，面相学的研究目标便无法实现，况且"我们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细致入微的区别"；企图在"一成不变和毫无可塑性的特征"中去寻找这一切，注定是徒劳的。随后他又补充道，"这其中或许存在诸多幻想"。
对面相学发表的最尖锐批判则来自哥廷根物理学家利希滕贝格。在《面相学及其批判》（1778）一书中，他对"面相学家"抱有的那种从人的面部推断其性格特征的幻想大加嘲讽。"通过静止不动的脸（……）远不能推测一个人；任何肖像或抽象剪影都无法加以描绘的，大多乃是呈现在人脸上的一系列变化"，表情变化则是由心理活动所引起。作者主张建立一门"情绪符号学"，专门研究精神活动的自然表征方面的知识，在他看来，"激情学"（Pathognomik）乃是对面相学的一种矫正。
他在书中写道，值得探究的并非"固定不变的局部，更非骨骼形状"，而是表情与肢体的"不自主运动"以及刻意掩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们的语言里有许多关于脸部表情的概念，却找不到任何表示面部状态的词语，"描述不同民族、种族或一个世纪内发展变化的面相学"也并不存在。
不久后，一无所获的科学不得不抛弃面相学维度，将客观、固定的衡量标准引入对人的研究。1800年前后，维也纳神经解剖学家盖尔发表的颅相学研究成果引起轰动，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凹凸不平的颅骨外形来探知人的脑部形状。这门新兴学科与脸的漫长告别亦随之拉开序幕。但颅相学是从面相学发展演变而来的，后者曾试图从脸部探察人的内在，却终告失败。颅骨构造取代脸部骨骼结构成为了研究对象。
然而研究者在大脑中却并未发现任何精神器官-其外化于脸上的表情活动太不稳定-大脑仍旧只是一种身体器官。所谓"脑回面相学"中的图像，也完全不同于以往意义上的图像。这里找不到任何一种介于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在过去一直是人们努力探寻的东西。头骨与脑质都不是再现场所。
颅相学意味着一个探索过程步入了新的阶段，这个过程使"人"的概念发生转变，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类"精神"及其作用方式的激烈争论。对此，利希滕贝格不无嘲讽地指出，不应"根据头盖骨来推断大脑"，尽管这恰恰是颅相学的研究主旨。他自称"前后大概参与过八次人脑解剖手术，其中至少有五次都得出了错误结论"。
颅相学开启了对人脑的探寻之旅，但大脑研究与性格研究之间的纷争却仍在继续。在对颅骨这一无生命之物的描绘与研究方面，人们投入了比研究活人面孔更大的热情。较之人脸，无脸的颅骨似乎能够提供更多关于性格的认识。在探寻"人的内在"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的成就感令研究者们倍受鼓舞，但人们对于真正的探寻对象却莫衷一是。由于对头骨的单纯描摹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于是研究者不得不提取相关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图画和图表。但自然哲学与器官学的争论仍未偃旗息鼓，在精神与大脑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激烈。
德累斯顿的浪漫派画家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集上述两种认知体系于一身，他也因此而饱受非议。在职业生涯初期，他曾是一名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后凭借其惟妙惟肖的颅骨素描在众多同行中脱颖而出，而他作为画家的第二职业无疑为此提供了不可小觑的裨益。与日后那些模糊的脑回相比，头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直观经验，同时也预示着对个性的更多了解。但在后期创作中，由于受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自然哲学所影响，卡鲁斯放弃了新兴的大脑研究，致力于通过"人类形象的象征"-他的晚期代表作即以此为名-对个性加以综合。1843年出版的《颅相学图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精神性沉思的一种回溯。全书以入葬前曾被短暂存放于魏玛歌德故居的 "席勒头骨"的侧像为开篇（图5）。这张素描是一种全新形式的肖像，因为与一般的脸部肖像不同，它描绘的是一位值得景仰的作家的头骨。画像为卡鲁斯根据席勒头骨的石膏模型所绘，而在此之前，同样的方式仅见于脸部肖像的绘制。它可被称为头骨的肖像，或者席勒的真实肖像在其头骨上的体现形式。
在《人类形象的象征》一书中，卡鲁斯满怀信心地表示，"缺少对颅骨形态的描绘"的人物刻画在未来将是不完整的，"描绘颅骨构造"将比描摹脸部特征更加重要。在某种程度上，颅骨已被制成一种科学标本，它包含了人类"最高级的生命器官-大脑"。但卡鲁斯并不想完全放弃对脸的描摹，因为"重要的精神器官都集中在脸部区域，只有通过这些器官，人的观念才能抵达灵魂，正是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人脑展开了有意识生命所特有的高级现象"；一门"仅以脸部为依据的科学面相学"是彻底失败的。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当然不会对大脑研究的发展无动于衷。他写道，"人的真相"并不体现在脸部，而是体现于"行为，体现在行为中的个性是真实的"。能够"使不可见的精神变得可见"的，只有语言。因此，新的头骨崇拜在这位哲学家看来极为可疑，因为头骨无非是"caput mortuum"，是死人头的明证，而在此阶段，精神早已离开了大脑。令他最为不满的是科学家对脑部活动的定位，因为这种做法将精神限定在天赋上，或者完全与精神风马牛不相及。而头骨只是"精神的骨骼特征"。黑格尔称，既不能通过头骨，也不能通过脑回来衡量"精神之存在"。他反对的不仅是大脑研究的方法，而且还有其研究目标，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人类图像的陨落。
大脑"作为认知对象的重要性大于颅骨"。对脑部语言中枢的轰动性发现引发了对脑回的狂热研究。而直到人们打破禁忌，允许将天才而不仅仅是罪犯的大脑作为研究对象，才终于取得了上述突破。受到威胁的唯心主义仍在撤退中不断发起反击，这一点从大脑"面相学特征"所激起的热烈反响中可见一斑。然而，"知识的觉醒 "（Ausnüchterung）（米歇尔·哈格讷［Michael Hagner］语）却使病理学在认识大脑功能方面具有了核心意义。直到此时，人们还对形态学问题念念不忘，试图从大脑的表面、尺寸和重量方面获取知识，本应对神经功能和神经腱展开的探索，则因工具的匮乏而未能实现。
面相学与神经科医生围绕大脑退化现象所展开的争论，为大脑政治在社会上的盛极一时拉开了序幕。莱比锡解剖学家保罗·傅莱契（Paul Flechsig）便是倡导大脑政治的一位代表人物（图6），他充满自信地让摄影师记录下了他在实验室的工作场景：在他身后是一张图腾般的巨幅大脑解剖图，后者代表了他所统辖的研究领域。"真正"的人类图像变成了一个无脸的图像，从而也更适于科学实验。
图7 《来自哲学大堂的新闻》（2007 年）封面插图：19 世纪六位自然科学家的大脑解剖图，原载《美国哲学会汇刊》（1907 年4 月21 日）。
1907年，为了展示天才人物"特殊的解剖学特征"，位于宾夕法尼亚的美国哲学协会在其官方刊物上登载了包括三名协会成员在内的"19世纪六位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大脑解剖图。据传，如果不是一位助手不慎遗落了资料，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大脑解剖图本应也在其中（图7）。
20世纪，大脑研究势不可挡地跻身主流学科，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能做一简要概述。在与心理学的最初论战中，大脑研究占据了上风。在大脑解剖学领域，"反面相学的趋向"大获全胜。事实上，新的成像技术所提供的"并非脑部图像"，而只是脑部功能示意图，其目的在于使大脑尽可能地"去身体化"。此时研究者的兴趣不再专注于大脑的个体特征，而是转向了脑部活动规律及异常表现。因此，企图借助图像展开研究的创造欲不得不另寻出路。这也引发了"一种关于精神面相学的幻想"，在这一幻想中，用以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的脸已被排除在外。
然而，以上叙述还遗落了后面相学时代的一条发展线索，它以生理学家贝尔1806年初次发表的《表情解剖学》为起点，在达尔文进化论中暂时达至顶峰。在此，脸成为研究重点，但并非基于脸的个体特征，而是基于脸部肌肉运动。
图8 面部肌肉示意图，达尔文著《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插图，1872 年。
1872年，达尔文在《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通过恒定不变的面部形态辨别"某种性格，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相反，他的研究重点从有别于动物的人脸转向了人与动物所共有的表情特征和声音特征：达尔文在表情中发现了陈式化的情感表达，这些情感是进化中的人为了生存而通过适应和遗传逐步形成的。关注重点从脸转向了脸部肌肉运动，后者是物种进化过程的反映。
达尔文请人根据贝尔的原图绘制了一套脸部肌肉示意图，其中各个部位的肌肉均以字母加以标记（图8）。人的脸部肌肉因恐惧、悲伤、痛苦等情感而形成反射运动，这些情感正如人的表情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它们不受意志支配，但可通过意志加以抑制。
图9 《对一名患者进行的实验》，杜兴，人脸机械原理研究，1862 年，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达尔文认为表情是一种社会"行为"（action），其中传达的是物种在其生命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保存下来的信号。正如达尔文在《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序言中所描述的，贝尔的《表情的解剖学与哲学》（再版标题）指明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达尔文效仿神经学家杜兴，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照片。1862年，杜兴出版了《人类面部表情机制》一书。他对患者面部进行电击实验，并拍摄下了通过不同部位肌肉的机械性收缩而制造出的类似于惊恐的表情，达尔文在其《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中使用了配图（图9）。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越是受到疾患或生理缺陷等因素干扰的面部，其表情也呈现得越发清晰。新的方法不容置疑地表明，拉瓦特尔的面相学已退出历史舞台。直到同样是以机械方式制造出来的照片问世后，脸部表情的机械原理才得以展示。
杜兴将单个肌肉区分出来加以单独呈现，揭示了体现在面部的人类发展史。而这显然也正是达尔文对杜兴实验感兴趣的原因。所有的肌肉都可以对应于某一特定表情或功能，进而通过表情行为对物种成员间的社会交往加以调节。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通过不同的肌肉得以表达。人脸就像是一个系统发生史的表演舞台，在这里，脸部表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复杂。
表情的相似性也同样存在，借助这一相似性能够从人群中辨认出某一个体，但首先是与其他人的互动，参与互动的不仅仅有声音和目光。面部肌肉更多地传达的是一种信息，由于人的面部活动相类似，因此一个人能够对他人传递出的面部信息进行解读。
关键在于人们用脸来做什么，而表情行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每张脸上都储存了相同的表情。自然史在各种文化的在场中不断延续，尽管不同文化对面部表情有着不同的约束和管理方式。不同于杜兴的系列影像，将一张脸定格为唯一一种表情的图像并不能反映脸部活动，因此也无法再现问题的关键。
达尔文为一种新的范式开辟了先河，他使图像让位于科学实验。事实证明，人类所拥有的是一种局限于物种的情感表达，人不过是一种生物。达尔文研究的是作为情境反应的情感，感情的其他类型则被视而不见，他的结论是：人类"起源于某种较低级的生物形式"。
人的情感及面部表情反映了一种进化过程，所有物种在这一进化中都能找到相同的根源。"情感语言-人们有时会这样称呼它-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幸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自然科学家应当对"在周围人的脸上时刻上演着的不同表情"予以关注。关键在于，表情是一个集体特征，且正如达尔文所强调的那样，它适用于所有人。人们在某一张脸上所能看到的，曾经出现在所有人的脸上。
人的表情早在婴幼儿时期就已形成，尽管此时的他并不能对自己的表情做出解释。当然，人类学在这个问题上也发展出不同的分支，从这时起，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脸的功能，而脸在过去一度被理解为人类统一性的体现。现代人因脸的个体概念和直接体验的丧失而发出的悲叹，便是这种发展所导致的结局。
本文收录于 新书《脸的历史》/[德] 汉斯·贝尔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当人出现在图像中时，人脸总是成为图像的中心。而与此同时，脸却仍以其特有的鲜活和生动，与一切将其固化为图像的尝试相对抗。在这部前所未有的《脸的历史》中，作者汉斯·贝尔廷探讨了脸和图像之间的这种张力。
本书从石器时代最初的面具开始，以现代大众传媒制造的脸为终点。汉斯·贝尔廷在宗教面具、舞台面具与演员的脸部表情、欧洲肖像绘画、摄影、电影、当代艺术中，发现了种种企图征服脸的尝试。而由于脸和人的自我都是一种鲜活的存在，这些尝试无一不以失败告终。生命不断地进入图像，最终却与一切再现规范和阐释标准相对抗。甚至近代欧洲的肖像绘画所生产出的也大多只是一些面具。电影虽然以无可比拟的私密性对人脸进行了展现，但这种将人类第一次真正付诸画面的诉求也宣告失败。
本书充满了打破流行观点的真知灼见，是对漫长历史中诞生的人类自画像的一次引人入胜的探索。
汉斯·贝尔廷，1935年出生于德国，曾在美因兹大学和罗马大学修习艺术历史、考古学和历史。1959年取得艺术史博士学位。1970—1980年为海德堡大学的艺术史教授；1980年为慕尼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1989—1990年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迈耶·夏皮罗客座教授；1996年为汉堡大学的艺术史副教授。2000年，他与24位来自艺术史、文学批评、哲学、神经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博士创立了跨学科的人类学和图像研究项目“图像媒体机构”。2002—2003年，他被任命为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欧洲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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