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许金松
6月17日，夏日的古城区楼东大街树木苍翠、飞檐翘角、朱栏雕栋，尽显古朴庄重、秀丽雅致。一处上书“东昌毛笔”四个大字的古朴小店内，孙金龙正和女儿孙惠霞、孙惠民制作毛笔。父女三人手握制作工具，有说有笑，与满屋毛笔为伴，画面温馨。
孙金龙，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张堤口村人，16岁开始学习毛笔制作技艺，至今已有50余年。他制作的毛笔，外形美观，含墨量多而不滴，行笔流畅而不滞，一支普通的毛笔能写5万到10万字，因此，赢得了“金龙毛笔堪称奇，可与湖锥比高低，提按起卧任君意，如墨泼毫圆尖齐”的美誉。
半个多世纪的坚守，成就了孙金龙手中的东昌毛笔，也让他的身体落下了病根。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年近七旬的他，因长年从事毛笔加工制作，患类风湿病多年，身体常感不适。所幸，女承父业，在父亲的影响和教导下，两个女儿懂事、孝顺，也早已学到了东昌毛笔制作的技巧和精髓，相继成为东昌毛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一段“旧时光”
姐姐孙惠霞今年41岁，妹妹孙惠民比她小5岁。
对她们来说，童年时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与毛笔为伴。家里有一间屋子，是专门用来给父亲制作毛笔的。屋里的床上放有一台收音机，父亲盘坐在床上干活，聪慧懂事的姐妹俩便在一旁打下手。听着收音机里的节目、拉着家常、干着手里的活，日子虽不宽裕，但每每回想起这段时光，姐妹二人仍感到幸福满满。
早年，对于孙金龙来说，制作毛笔就是养家糊口的手艺。平时下地回来，一有空闲他便忙着制笔。冬闲时，他更是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制笔上。每年临近春节，孙金龙天天赶集卖笔，此时，放寒假的孙惠霞、孙惠民姐妹便成了父亲的“跟屁虫”，帮着父亲赶集卖笔、招呼顾客。赶集时至晌午，父亲便会腾出粗糙的大手，从破布兜里摸出些零钱，用嘶哑的声音说：“去，买串糖葫芦和几个包子！”对孙惠霞、孙惠民姐妹俩来说，这就是世间最美的声音。
一笔“多故事”
东昌毛笔为聊城一绝，历史悠久，由浙江、湖北经运河流传而来，在元朝已开始制作。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为聊城东昌毛笔制作业的兴隆时期，从业者千余人，产品大多销往山西、河北、河南及本省各地。“东昌作坊，书笔两行”说明了当时的东昌毛笔制作的繁荣景象。
毛笔形体虽小，但制作非常讲究。东昌毛笔制作工艺极为严谨，素有“万千毛中选一毫”之说，按规格，有毫长最大的抓笔，用六寸（1寸约合0.03米）的猪鬃、羊胡精制而成，可写三尺（1尺约合0.33米）大字；也有最小的毫笔，只有半寸，可写豆粒大小的蝇头小楷。
东昌毛笔制作工艺分为水盆和干棹两大部分，共72道工序。水盆即在水里制作笔头的工序，干棹即为笔头制作好后安装和后期整理的工序。在72道工序中，又以择笔最为复杂，不仅对小的制作工序要求极其严格，对坐向、坐姿和脚的摆放也有特殊要求。制作时需要经过选料、浸皮、发酵、采毛、分毫、熟毫、胶头、装管、剔修、刻管等十几道小工序。东昌毛笔选料精良、做工精细，有“尖圆齐健，刚柔相济”的特点。
相传，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大考，傅以渐曾用东昌毛笔写出了精彩的文章，深得顺治皇帝的赞赏，并御笔钦点头名状元。康熙皇帝巡幸聊城，也曾用东昌毛笔撰文赋诗，并为光岳楼题写了“神光钟暎”的匾额。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邓中岳也曾用东昌毛笔进京应试，被康熙皇帝朱批“字压天下”， 钦点为头名状元。另，海源阁创始人杨以增用东昌毛笔撰写了《重修光岳楼记》碑文，自此，东昌毛笔闻名遐迩，誉满天下。
一心“传手艺”
作为东昌毛笔的传承人，一直以来，将东昌毛笔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是孙金龙最大的心愿。
大女儿孙惠霞初中毕业后，便留在了家里，跟父亲学手艺，帮父亲制笔。一直上学的孙惠民，毕业后则选择了到聊城一家单位上班。直到2007年，孙金龙类风湿病加重，看着胳膊疼得抬不起来的父亲、忙碌的姐姐，孝顺的孙惠民改了主意。深知父亲心愿的她，决定待在父亲身边，和姐姐一起传承、发扬好这门老手艺。
如今，相继成为东昌毛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孙惠霞、孙惠民姐妹俩，在性格坚毅、做事执着的父亲影响下，早已能够独立、熟练地制作东昌毛笔了。她们也紧跟时代潮流，把非遗传承从师徒相授的案牍搬上了网络平台，把东昌毛笔的推荐销售从传统店铺搬上了网店，极大地方便了人们了解非遗文化，购买非遗产品。
2014年，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东昌毛笔作为首批进驻古城区的文化项目而备受瞩目，父女三人现场制作毛笔的温暖场景，已然成为古城区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8年来，不知成为多少游客相机定格的瞬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