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蕤（秦艺原）
我常读的儒学，是孔孟之道，不是春秋以后的集权下推崇发展的儒学，不是八股文制度，也不像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排斥其他各家学说。
儒学是很多人骨子里潜移默化认同的文化，因为封建社会历时太长，它的精髓还在仁、义，而不是强制性、服从性。这些在《中庸》、《大学》、《论语》当中都反复被提及。
《中庸》，它是一本探讨天地万物遵循的规律和人们处理事务依循的道理，讲述治国处世哲学的书，儒学不仅是文治，而且希望以伦理道德治国、修身。它对于人们的精神和品行修养有提升和辅助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所以以儒家学说治国，往往是一个大一统王朝所坚定执行的方针。但过而不及，过于强调道德以致于规则化制度化，就会死板，须知道德是人们自觉遵守的，而不是强制性，对于文化艺术，过于强调格式，也抑制了生命力。在当代总有人提倡儒学复兴，因为物质水平上升了，精神文化却缺乏信仰。但是儒学在千年的发展和嬗变中，内容和精神也发生了变动。
儒学早期以仁、义思想为核心，是主张加强道德的修养，确实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过分强调气节，忽略人的需求，显得十分苛刻，宋朝也很保守，儒学的发展越来越局促。比如《中庸》之中所说阴阳之道是指男女刚柔的区别，但封建社会，有汉朝班昭写的《女诫》，主张女性以卑弱处世，恭顺柔敬，只对女子言行做约束，凡事要忍耐恭顺，知书达理，认为夫妇不和都是女性德行有失造成的，实则并没有平等，这样曲意逢迎符合儒家提倡不谄媚的君子之风吗？没什么可提倡的。唐白居易说，“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班昭这样的才女和敢于追求的卓文君不同，我并不是主张爱情至上，不顾伦理道德，况且卓文君寡妇再嫁的爱情也并没有不道德之处，至少在卓文君身上看到了平等、自由的人生追求。
儒家要求“文质彬彬”，“文”指文采，“质”则指内容，过于追求“质”可能太过刻板，过于追求“文”则太华丽。不仅在《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中被引用于文学创作，其中对于屈、宋的《楚辞》一部分只追求奇异，艳俗内容的文章做了批评，“文质彬彬”也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一个人过于质朴无华、不加修饰容易流于粗俗，过于追求文采，失去质朴品性，就会浮夸而不着调。《中庸》当中也对于人们的言行也做了规范，主张不偏不倚，两者要相得益彰。
“中庸”是指不偏不倚，中”是不容改变的客观规律，“庸”是人们处理事情依存的道理。《中庸》做为儒家的经典学说，至今仍是官场奉行的经典。这是因为它经常根据历史上的典故、事实，去探讨为官及处世之道。上至君主下至百姓，主张君主以仁、义处世，君主如果没有仁义，将会受到百姓的谴责。
而诚、孝、礼等其他要求在《大学》、《中庸》里有提出，但一些学者认除去仁、义，其他思想并非核心，因为仁、义被提及次数最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太刚在《儒家核心价值的普世性及治理儒学》对此做过统计研究。儒家注重人们德行的培养，追求君子之风，要求人们做大人而非小人，对于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好处，仁、义、礼、智、信、勇，当今我们仍在在提倡。比如礼，说的是礼仪、礼节，日本就很重视礼，但仁、义这样的核心思想并没有得到发扬。而历史上那些糟粕的内涵，比如裹脚、三纲五常等压抑人性，甚至影响身心健康，落后愚昧的事，不应该被提起。《中庸》之中就明确提出反对强权，主张人人平等，不过后世改造儒学一度成为强统治的工具，儒学发展越来越狭隘，只要求读“四书五经”。《大学》中提倡的仁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君王要宽容，臣子要恭敬，父母要慈爱，儿女要孝顺，子女要满足父母合理的要求，但对不恰当言行要规劝，而不单方面的要求某一方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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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中和·仁义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于爱情和生死，过于追求快乐或悲伤，在圣人看来都是不合适的，君子要保持理性。《诗经·关雎》的爱情观就很恰到好处。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语出《中庸》,这句话所说的国家命运，只要对历史少有了解都明白，国家的兴盛在于有贤明的统治者，国家衰亡是从上下荒淫，德行败坏开始的。人们熟悉的尧、舜、禹、周文王、汉景帝、唐太宗都是贤明的君主，他们在位期间都是太平盛世，而商纣王、秦二世、汉成帝、都因为暴乱或享乐被推翻或使自己的王权不能有自己的后人继承。儒学十分强调德行的塑造，君子的培养。
儒家学说最开始人们的德行规范，《中庸》倡导君臣、夫妻、父子之间的和，而明确提出拒绝以强权和地位压迫他人，对道德约束是双方的，这就是平等，孔子认为君子不应当谄媚。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儒学的内容被曲解很多。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三纲五常更是集权下的产物，实际上与主张平等的先秦儒家一些思想差别很远。
思想上的禁锢，对于人幸福感也大有约束，人们难以自由。如果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社会会充斥着负面现象，但如果不考虑人的感受，镇压人们的思想，制度都会教条化。在权力之端的人拥有决定权，其他人不敢言，不敢做，这离儒学倡导的谦卑、仁爱相去甚远。《大学》里提到的“格物致知"，是明白自己所处位置，所做的事情与能力相匹配，做到德配其位，如果能力不够就要努力提升，谦卑并不是指一味屈从。
在今天，儒学提倡的德治不是治国唯之一道，甚至不被重视，我仍在觉得早期先秦儒学，尤其是《中庸》每个人都可以读，也是需要读的，觉得这对于人们成长为一个积极，有教养，良好品德的人，自律的人生有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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