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四年（前93年），司马迁完成了旷世巨著《史记》。这部书不仅是我国文学和史学上的重要著作，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一部奇书。鲁迅先生赞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巨著。全书130篇，五十多万字。它采用五体结构：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开创了纪传体纂写史书的体例。所谓纪传体，就是用“本纪”记帝王，用“世家”记侯，用“列传”记各种人和事，用“表”记时事，用“书”记制度。《史记》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每篇后都写一篇“赞”，进行评论。他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都包括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内，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史记》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正史”之首。以后历朝历代修史，多以《史记》为范本。司马迁先进的史学观念，不仅表现在历史编纂学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的史学思想方面！
封建帝王都认为自己的统治能千秋万代，如秦始皇取名始皇，就是取意子子孙孙皆为帝王之意，汉高祖亦然。而司马迁则认为历史是连续的、发展的、变化的，直接否认了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充满反叛精神的。司马迁也不以当时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如“世家”本是王公大臣作传，司马迁却将“布衣”孔子、“反民”陈胜列入“世家”，以表彰他们对历史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司马迁明确提出了以史为镜的思想，他的史学观念已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后来的许多封建史学家都无法企及。在文学史上，《史记》开了纪传体文学的先河。唐宋的散文、宋元的话本、明清的小说，直接继承了《史记》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中很多篇章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之作，《陈涉世家》《鸿门宴》等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他叙述故事，往往曲折生动，高潮迭起，引人入胜。《史记》中富有传奇性的材料，成为戏曲家选材的宝库。《完璧归赵》《霸王别姬》《文君当垆》等等，都是票又们喜爱的剧目！
尤为突出的是他注意收口语，使《史记》千载而下，仍通俗易懂。如陈涉怀有鸿鹄之志的豪言壮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星宇要代替秦始皇的雄心大志：“彼可取而代之。”等等，很能表现人物性格，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司马迁也是以实地考察来证史、写史的第一人。为网罗“天下流失旧闻”，在他20岁时，开始漫游大江南北。据《太史公自序》和其他篇章的记载，他从京师长安处罚，南下至江陵，渡江辗转到汨罗江，凭吊屈原；沿湘江溯流而上，到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县），访求虞舜死去的藏地；登庐山，了解大禹疏九江的传说；上会稽山（在浙江兴县），寻找传说中大禹的藏地；北上到淮阴（今江苏江阴县），采访韩信的事迹；又向北来到汶水、泗水一带，摆放孔子庙堂里的车服、礼器；又到秦汉之际风云人物的故里访问，对楚汉相争的战场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回到长安。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35岁时，被派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安抚！
他阶级深入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将它们写进《史记》中。这次出使，他形成了民族统一思想，开了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先河。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得宠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率军攻打匈奴右贤王，李陵为后方辎重官。不料李陵所率的五千步兵，被匈奴三万骑兵包围，又得不到支援，战士们仍浴血奋战，最后拉开空弓射敌。不得已，李陵投降了敌人。李广利本无将才，虽未遇到匈奴主力，也被打得大败。好大喜功的汉武帝非常生气。一些阿谀苟合之徒不敢得罪皇帝的舅子，讳言李广利的败绩，诿过于李陵。正直的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借以发泄对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的不满。汉武帝却认为他在为李陵开拓而贬损李广利。于是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以诬罔主上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汉代法律规定，犯死罪的人可以交五十万钱赎死，或以腐刑免死。腐刑是一种阉割生殖器的残酷刑罚。司马迁家境并不宽裕，他只有两种选择：死或受腐刑。生死之间，他千思万虑。不写完《史记》，他是不该一死了之的。于是他决定下蚕室，忍受这奇耻大辱。前96年，司马迁出狱，汉武帝任他为中书令。原先他的俸禄是1000石，现在增加到2000石了。中书令是一个离皇帝很近的官，掌管政府的诏书、表章等机要事务，这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他们说：“现今没有品行的人，关在蚕室里，疮还没有养好，就来侍奉皇上，享受高官俸禄，妻子宝贵，自己来尊荣起来了！”面对这些，司马迁毫不在意，他除了发愤写作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甚至他的好朋友任少卿都不理解他，写信责备他位居高危，为什么不推荐贤人？
自己身受腐刑，“身残处秽”，和竖宦同列，即使才高行美，又有什么光荣尊贵可言呢？的确，中书令名为显职，实则是很卑微的。司马迁通过实地考察和民间访问，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闻。如传说中孟尝君“好客自喜”，很喜欢招募天下各种人才，包括鸡鸣狗盗之徒。司马迁到薛地时，发现当地有很多顽劣子弟，与邹、鲁等地很不相同。当地居民告诉司马迁，孟尝君入薛时，带了六万余家任侠奸人来，于是他才相信孟尝君确实“好客自喜”。为弄清“夷门”是什么，司马迁过大梁的废墟时，实地勘察，细心求证，终于弄清夷门就是城的东门，正是由于司马迁这种求实精神，《史记》才成为“实录”之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