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楚人酓达(熊通)僭越称王之后,设立郢都。依据传世文献,人们普遍认为凡带“郢”字的城邑,都是楚都,如鄢郢、陈郢、寿郢等。然而,自《楚居》问世以来,人们突然发现楚国的郢城多达十余处,以其楚国的实力,这些郢城不可能都是楚都。一时之间,人们议论纷纷,一方面这些郢城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它们究竟在哪里?今天就来揭晓这一谜题。由于篇幅较长,分上、下两篇。

岳阳楼记范仲淹原文及翻译(楚都郢郢城)(1)

《楚居》局部

《楚居》析文:

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至成王自若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蒸之野,蒸之野徙居鄢,鄢徙袭为郢,至龚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

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美郢。至献惠王自美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司吁。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王自司吁徙蔡,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䣜。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垪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以上节录)

《楚世家》:“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始都郢,即始以郢为都,“始”还指即位不久,时间在公元前689年。《十二诸侯年表》亦载:“楚文王赀元年,始都郢。”《世本·居篇》曰:“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文王“都郢”与武王“徙郢”并不矛盾,因为在武王时期郢尚未成为楚都,楚都是“宵”。然而,打开《楚居》,扑面而来的诸郢让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要想明白其中之意,必须先弄清楚“都”“郢”“郢城”三者之间的关系。

楚都与郢的区别

其一,概念不同。

从时间上来看,在郢未出现之前,就有楚都,楚都是楚子熊绎建国的产物,始于西周早期。而郢是楚武王称王的产物,自春秋起始,郢才成为了楚王城,并有可能成为楚都。

其二,内涵不同。

都与郢的要素构成差异较大。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神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说文解字》:“都,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释名·释州国》:“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杜预《春秋释例》:“大曰都,小曰邑。虽小而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故《考工记》匠人营国(修建国都),要“左祖右社”。据此,我们对“都”可以理解为应具备以下三个要素:

(一)要有宗庙社稷,里面供奉着先君的牌位;

(二)要为国君所居;

(三)规模建制要足够大,有的虽然不够大,但有先君之主的邑,也可以成为都。

其三,后人对郢、楚都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郢,《说文》释作“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南郡,秦置。江陵,即江陵城,今荆州古城。我认为这一释读是错误的,既有郢字本义上的不确切,也有位置上的错误。

《说文解字注》:“郢者,程字之假借也。”此注从《孟子》而来。《孟子·离娄章句下》:“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西夷之人也。”然而《帝王世纪》却云:“文王居程,徙都丰。”《后汉·郡国志》:洛阳有上程聚。《注》古程国,重黎之后,伯休甫之国名。周宣王时,程伯休父入为大司马,封于程,后遂为氏,与司马氏同。可见周文王生于毕程,而非毕郢,假借之说亦不确。

郢,实为楚人所创,因处疆浧之滨,“浧”字去水添邑,始为“郢”。郢,本义楚王城。在国家体系中郢在□(上宀下或)之上,是国家最高级别的城市,具有一定的规模。在楚人语境中,单字“郢”,即指楚都,这在出土的竹简文书中已被证明。在传世文献《左传》和《史记》中,单字“郢”,也是指楚都,《史记》亦作郢都。(《史记·货殖列传》:江陵故郢都)

《左传·桓公十一年》载:“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杜预注:“郊郢,楚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郊郢,当即今湖北省钟祥县郢州故城。”黄锡全先生《楚武王“郢”都初探》认为:“‘疆郢‘就是‘郊郢’。‘疆’字书作‘郊’,是二字读音相近的原因。”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之“春秋初楚都”内云:“郊郢或指郢都郊外之地,则似武王时楚都已在汉水中游一带。”

以上诸说均把郊郢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其实非也。事件的经过是陨人联合随、绞、州、蓼四国将要伐楚,斗廉向屈瑕建议,让莫敖驻扎在郊郢,以保卫“郢”。君,代指莫敖。次,驻扎。

鲁桓公十一年,即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武王于公元前704年称王立郢,楚并无郊郢,此郊郢初以为系左氏笔误,反复斟酌并非如此,“郊郢”与“四邑”实为词语倒置。四邑,不是指四个邑,而是邑之四面,此邑即郢。郊郢,也不是指一座城,而是郢之郊。郢之郊也有四方,正与邑之四面相合。

郢与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郢只有具备了以上“三个要素”,才能成为都;但凡都必郢。(按:春秋楚文王之后)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迁都是大事,社稷宗庙都要考虑周全。从《楚居》来看文王时期有“疆郢(大郢、福丘)、湫郢、樊郢、为郢”,如果把这些“郢”都看做楚都的话,文王焉何把祖宗的神主搬来搬去?文王在位13年,有四次迁郢,平均3年一次。楚昭王在位27年,有五次迁郢,平均5年一次。他们如此频繁,这是何苦呢?这些疑问,有了以上说明都可以彻底冰释了,文王时唯有疆郢(大郢、福丘)是楚都,昭王时福丘被吴人所毁,只好迁郢于邦,以湫郢代行都事。

故此,《说文》将“郢”释作“故楚都”是不确切的。《楚居》:“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大,即郢。楚武王时,宵才是楚都,郢并不是楚都。只有到楚文王时,郢才成为了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显然是指楚惠王所建的“疆郢(纪南城)”,而非武王和文王时的“疆郢(福丘)”,二者不在同一位置上。

其四,楚都与郢数量不同。

自从楚子熊绎建国,直至楚国灭亡,楚都共有7个,即:夷屯、发渐、宵、福丘、疆郢、陈郢、寿郢。其中是郢的只有4个:福丘、疆郢、陈郢、寿郢。另外,湫郢曾经以“邦”短暂代行楚都。邦则有三个:湫郢、朋郢和钜阳。(按:楚国东周时期的政体是“都邦制”,即一都一邦,下篇具体讲。)

《史记·六国年表》: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徙于钜阳”;二十二年(公元前241)“王东徙寿春(今寿县),命曰郢。”考烈王“徙于钜阳”,没有说徙都钜阳,可见钜阳不是楚都。

郢与郢城的区别

郢,即楚都;郢城,指楚王城。楚武王时期只立一郢,所以在楚人心中单称“郢”即指楚都,《左传》亦从。对此,前文已有明述。

楚文王即位后,将郢更名为疆郢,又更名为大郢,后更名为福丘,实际反映了楚国在郢城建置中的命名规制问题,足见楚文王对楚都的重视。从《楚居》来看,文王所居只有四郢:疆郢、湫郢、樊郢、为郢。然其在位时并不是只立四郢,还立了“若郢”。《楚居》“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堵敖在位时间很短,从“徙袭”二字判断,其不可能城郢,若郢当为文王所立。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楚国除了上文提及的几个郢城外,还有睽郢、鄀郢、蓝郢、美郢等,在《左传》中所有的郢城都没有提及,显然鲁人不承认这些郢城为“都”的地位。而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记有“鄢郢”外,同样没有提及其他郢城。《楚世家》载“(昭王时)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司马迁的记载是客观的,他说“北徙都鄀”,而没有说“北徙都鄢”,一方面说明鄢郢不是楚都,另一方面他也告诉我们楚都迁到“鄀”去了。至于其他郢城,司马迁同样不承认它们为楚都。

总而言之,楚都与郢都是个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楚武王之前的楚都是不能称谓郢都的,这是其一。其二,所有的郢城都是楚王城,但唯有春秋时的福丘(疆郢、大郢)、战国时的疆郢、陈郢、寿郢,才是楚国的郢都。

关于楚国郢城的建置,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沿汉水、丹水而设。郢城均设置在汉水、丹水沿线。(按:若无特殊说明,文中所言汉水,皆指自丹江口至汉口段)。

(二)滨水而建。郢城都建有水门,引水入城,且与汉水、丹水贯通,形成南北水上交通大通道。每个郢城都建有陆上和水上两条交通体系,并延伸到子城(列城)。

(三)所有的郢城均不出汉水、丹水流域,形成楚国版图上的郢城集聚带。在郢城之间设有关隘,围绕着郢城还建有列城(敔)。

(四)郢城的命名多以所在地而名,如樊郢、鄢郢、为郢等;也有以地理属性命名得,如朋郢(垪郢)等。除了湫郢之外,绝少以水名郢,。

(五)以福丘、疆郢(均在荆州)为楚都,系楚国先王宗庙神主所在地,是国家的象征。

(六)楚国称王之后,国家实行“都邦制”,即一都一邦。在紧急危难之时,可以邦代都。邦由楚王指定。如楚昭王、惠王时,以湫郢为邦;柬大王时,以朋郢为邦;悼王时,以肥遗(湫郢)为邦;楚幽王时,以钜阳为邦。

(七)郢城随楚王居住而成为楚国的行政中枢。楚王不得随意城郢,故后世诸王多筑宫室,每一郢城均在附近建有王宫。

以上七条是我在研究楚史的过程中所作的一个大概总结,真实的情况远比这些要复杂得多。

注:为了阅读顺畅,参考文献具略。预报:下篇讲——楚国诸郢的性质、规模、地理位置等。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岳阳楼记范仲淹原文及翻译(楚都郢郢城)(2)

景广海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书主要看点: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学”根本要义,提出“分族命氏”原则及模型。

2、首次全面破解景氏、昭氏、庄氏、悼氏、黄氏..........源起及世系传承,对于研究其他楚贵族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3、首次厘清楚惠王封君制的内涵与实质,其不同于传统学术认知。

4、首次破解“楚都丹阳”之惑,将彻底结束千余年来寻找楚都丹阳,而至今仍一无所获的尴尬局面。

5、首次解决了困惑学界的“郢、郢都、郢城”的问题,解决了“楚都”到底在哪里,及其变迁的问题。

6、首次提出楚国的政权体制“都”与“邦”的建制问题(即“一都一邦”制);另楚有□,而无郡;郡为秦所首创。

7、首次破解“若,上鄀、下蠚”之谜,拿到了破解众多谜团的钥匙,而这一问题大家仍在苦苦探索之中。

8、首次提出“颛顼故里在襄阳”、“襄水即若水”这一命题。

9、首次揭示楚国历史发展的路径:立国(酓绎)——亡国(酓咢)——称王(酓达)——灭国(负刍),此观点颠覆了传统学术认知。

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迁徙路线图:夷屯(酓绎)——发渐(酓巨)——若(酓义)——宵(酓达)——福丘、疆郢(文王)——陈郢(顷襄王)——寿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谜(三楚先)。对楚先“得姓(嬭)”“得氏(酓)”问题,以及“楚先人的迁徙路线”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传世文献中,楚王为何被称“熊”氏之谜。

13、首次提出“屈氏源起猜想”、“屈氏故里”命题,对“莫敖”、“左徒”进行了释考。

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穷、发渐、乔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见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余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对于暂无证据的提出刍论。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馆藏的“秦王卑命钟”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编钟中“有铭、最大的那枚”原为一套,并对铭文进行了释读。

17、首次发现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况(《大市铜量》)。

18、首次论证《大招》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辩》亦为景差所作的观点。

19、首次论证了钱穆宗师关于春申君黄歇是“芈姓黄氏”,而非“嬴姓黄氏”的观点(钱氏提出而没有证明),同时否定了他关于“楚庄王即顷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庄宣王”的新发现。

20、首次论证“春申君故里”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这一命题。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黄歇家族覆亡之惑(黄歇之后还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统地考证了战国景氏家族人物,对他们的“身世、爵位、官秩、作为”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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