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尼古拉一世登基后，决心用武力为俄国的商业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22年后，穆拉维约夫被他确定为完成“俄国的黑龙江”计划的最佳人选。
在穆拉维约夫举起砍刀杀向黑龙江的同时，作为黑龙江将军的奕山却严令部属：“随机应变，以期勿滋事端。”其实，奕山这种昏庸的举动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英军急攻广州时，奕山竟派道士登城作法，声称：“以乌鸡白狗血破之。”结果广州沦陷，清廷被迫与英国签订屈辱的《广州条约》。用这样的官吏来主持黑龙江事务，其结果可想而知。
1849年5月30日，沙俄军舰“贝加尔”号起航，直航目的地—黑龙江口。而奕山不管不问，以致穆拉维约夫对这次行动予以盛赞。1853年4月，“阿穆尔（黑龙江）特别考察队”迅速占领了“黑龙江的第二河口”。同年5月6日，穆拉维约夫又在黑龙江口建立了哥萨克海军部队。
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的恣意妄为遭到了英法联军的遏制。1854年8月，一场为争夺中国东北领土的恶斗开始了。满载700名英法士兵的23只划船和两艘登陆艇扑向俄军在黑龙江口的阵地，俄军困兽犹斗，竟然击败了英法联军。
在俄国军事部署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1855年，穆拉维约夫行文中国理藩院：“我国伟大的皇帝陛下不仅关心本国的领土与臣民，而且希望维护二百多年来同我友好相处的邻邦大清国的利益，故于不久前降旨饬令本东西伯利亚总督率领足够数量的军队，携带大小火炮及其他物资，一俟冰化，立即开赴东海，歼灭阴险自私的英国人。若理藩院肯将回文送至黑龙江口，则本总督乐于在该地处理此一要事（即划界问题）。”另一方面，又暗中致函陆军大臣，要求向黑龙江中游一带俄军兵力较弱处火速增兵。
在穆拉维约夫咄咄逼人的声势下，清廷于1855年8月被迫派出以奕格为首席代表的谈判团去解决划界问题。在谈判中，俄国提出：“俄国在黑龙江口集结的兵力和构筑的永久性工事，还要进一步加强，以保卫该地不受任何外国的侵犯。因此，第一，俄国为此目的在该地占据的一切领土以及整个沿海地区应该永归俄国所有；第二，为使俄国在黑龙江口的军队和要塞冬夏不断地同内地各省保持必要的交通联系，俄国必须在整个黑龙江左岸设立居民地，而黑龙江正是一条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
尽管这是狼与羊的谈判，清廷还是提出以1853年6月俄国枢密院致中国理藩院的咨文为谈判方案，好歹为自己争回了一点颜面。
虽然谈判桌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穆拉维约夫并未放在心上，反而加速向下游及河口输送物资调配兵员。而作为中国吉林将军的奕格在形势危急时，竟然请求辞职，其理由为：“俄国船只过境之消息，使我十分震惊，以至体温剧增，头晕目眩，耳聋心跳，若非家人扶持，早已昏倒在地。从此一病不起，将无痊愈希望。”
大清官员的胆怯反过来又助长了沙俄的侵略气焰。1856年底，沙俄单方面下令设立“东西伯利亚滨海省”，其区域包括黑龙江沿岸地区。而且，指定“滨海省”军事省长的驻地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并将该地改名为“黑龙江河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这样，沙俄侵略者已完成对黑龙江左岸的实际控制，剩下的只是一纸条约强迫清廷承认此事了。
1857年，沙俄政府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时机，再次要挟清廷：“为尽快解决俄中两国之间发生的一切问题，并为防止中国内乱和外患波及我陆海边岸”，沙俄要立即派遣某伯爵赴华，全权进行谈判，并处理有关俄中两国的一切事宜。
伯爵到大清境内后，向清政府递交了一份咨文，声称“东北至海，西至伊犁等处，两国接壤极多，遗有未定界址。现在阻止民众在该处居住，恐起事端，即应复行商定界址。敝国以事为要……”咸丰龙颜大怒，断然拒绝。因此，沙俄政府紧急召回正在巴黎养病的穆拉维约夫，命令他于1858年初赶到伊尔库茨克部署军事行动，而伯爵则继续留在大清境内沿海观察动静。
这时，清廷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英法联军直逼天津城下，扬言要进攻北京。因此，只得派出以奕山为代表的谈判团前往瑷珲，与穆拉维约夫进行谈判。谈判中，穆拉维约夫先发制人，更改谈判地点，并且报告俄国政府。然后，奕山不加考虑地在俄国人提出的草案上签了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中俄《瑷珲条约》。
条约签订后，穆拉维约夫举杯狂叫。而奕山经短暂的“革职留任”后，又复官为御前大臣。最惨的是世居黑龙江的中国人，从此任由沙俄压迫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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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小涛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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