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河南安阳“曹操高陵”考古简报，考古队判断此墓为曹操高陵的依据共有 10项，其中明确指向曹操本人的，就是几枚刻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字样的圭形石牌。可以说，没有这几块标明“魏武王”的石牌，即使墓中出土物品再多，文献记载更详，人们也无法确指此墓就是曹操陵墓。
正因为“魏武王”称呼如此重要，驳倒这三个字，就成为质疑者的主攻方向，其观点又分为三派，一种认为这些石牌都是现代人假造的，与曹操毫无关系；一种认为曹操不可能有“魏武王”的称呼；还有一种认为，“魏武王”就是曹操，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称呼不可以带进墓穴，墓主另有其人。
认为这些石牌是考古队假造后埋进去的说法，超出常理，在没有证据之前，无法采信。在石牌与刻字为真的前提下，按照考古学方法，出土物品的证明力要高于传世文献。因为墓中出土的是实物，古代文献不可能记下世间所有事物，即使记下在长期流传中也可能失真。所以出土文物可补史料之不足，增加人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就曹操的“魏武王”称呼来说，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梳理文献，看看它补充了哪些知识，原有史料是否能呼应新发现的史料，同时，也可以判断质疑观点是否成立。
对曹操死后称呼“魏武王”问题，其实可以细化到四个层面来分析。
一、历史上能否称曹操为“魏武王”
众所周知，曹操在汉建安间自立为魏公，建立封国“魏”，后又进位为魏王。他死时爵位是“王”，封国名称是“魏”。死后不久，汉朝赐给他谥号“武王”，然后下葬。中国史书一向有按照“封号 谥号 爵号”的方式来称呼前代帝王或他国诸侯的传统，皇帝如汉武帝、隋炀帝，王侯如中山靖王、陈思王，都是这样。在去魏不远的古书中，如《晋书》的律历志、五行志中，也有称曹操为“魏武王”的例子。所以从制度上、文献记载中看，历史上称曹操为“魏武王”并无问题。但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在曹操下葬 8个月以后，曹丕经过禅让建立魏朝，随即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曹操此后就被史书称作“魏武帝”或“魏太祖”。“魏武王”称号只存在了 8个月，故留下的史料较少。
二、魏人能否称曹操为“魏武王”
有人根据检索古文献数据库的结果，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魏武王”总出现在魏亡之后的书中，而魏国和魏朝人在提及他时，却只称“武王”，不称“魏武王”呢？
这牵涉到一个历史惯例。古代臣民在称呼天子、所在国诸侯时，是不能在帝王称号前加上朝代号、国号的。《春秋》是周代鲁国的史书，也是中国史书鼻祖，《春秋》里称周王为“天王”，称鲁公为“公”，并不加“周”“鲁”之号。而在称呼其他诸侯国的国君时，则加上国号。刘邦被尊为汉朝“太祖高皇帝”，后世通称汉高祖，但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只称他为“高祖”或“高皇帝”，从不称呼他为“汉高祖”。魏的史书也不例外。究其原因，最初可能是一种语言现象，后来逐渐演变成政治禁忌：君主在一朝、一国中是唯一的，不加国号，人们也知道说的是谁。需要在称号前加国号的君主，都是前朝或外国的君主。此事成为惯例后，称本朝本国君主就不能加国号了，否则即为不敬。其实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因此，代汉之前的魏国、代汉之后的魏朝，其国人都不会称呼曹操为“魏武王”或“魏武帝”。在魏的文献里找不到“魏武王”是正常的，找到了反而有问题，要考察其是否经过后人变乱。
三、魏国之外能否称曹操为“魏武王”
从曹操获得“武王”谥号到被尊为“武帝”的 8个月中，在魏国之内，他被尊称为“武王”，在魏国之外，人们包括汉天子和史官们又该如何称呼他？按照《春秋》传统和实际社会生活，应该称他为“魏武王”，否则至少在理论上无法将他与其他“武王”区分开来。汉帝在给曹丕的禅让诏书中，在对曹丕称呼“魏王”之后，对曹操称“武王”，这不能算标准的“魏武王”称呼。此外则无直接记载，需要寻找旁证。
黄初二年（221）八月，曹丕追谥曹冲时，称他为“邓哀侯”，使用“国号 谥号 爵位”的模式。此时去曹操下葬只有一年多，制度理应是延续的。
魏朝末年司马氏父子兄弟仿效汉魏禅代故事，逼迫魏帝禅让天下时，也上演了曹操当年演过的政治把戏，而且对剧本一字不改，全盘袭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死后分别被魏天子尊为“晋景王”“晋武王”和“晋文王”。《三国志》中称呼司马氏三王也明确用“国号 谥号 爵位”模式，可见诸侯国之外的人称呼该国已故诸侯，使用“封国号 谥号 爵位”模式是当时通例。
司马昭死时，已获得与曹操完全相同的政治地位、实际权力和天子仪仗，可说是曹操复现。司马昭称“晋文王”，曹操就可称“魏武王”。“魏武王”石牌的出土，增加了一个例证而不是反证。
四、曹操在墓中能否称“魏武王”
曹操的墓虽然建在魏国的土地上，他去的却是另一个世界，不是魏国，也不是汉朝。作为故去的汉朝魏王，假设曹操地下有灵，遇到死去的其他帝王，他该怎么介绍自己？换个说法，人们要在墓中留下表示他的身份的文字，该写哪些内容？
《晋书》卷三十七记载的司马孚对魏明悼皇后丧仪中应如何书写铭旌的议论，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礼仪制度。当时有人提出在称号前面加“魏”，司马孚以为，按照经典中的规定，旌铭上不应书写“魏”，因为“魏”是“天下之号”。皇帝、皇后的称号，是天下唯一的尊名，不需要“称国号以自表”。旌铭如果写上“魏”，就是把“天皇之尊”等同于诸侯列国之君，既背离经典大义和圣人明制，也为后世开下不好的先例。他的意见得到上下君臣的认同。
这件事发生在魏代汉以后。将“魏”换成“汉”，就适用于曹操的丧礼。从司马孚阐述的礼仪制度中可以看出，皇帝死后，表达身份不需要写“天下之号”，而诸侯列国之君则要“称国号以自表”，写上其所封之国的“国号”，否则就无法体现自己的身份，也无法区别于皇帝。曹操当时虽然掌控了汉朝的实际权力，也获准使用某些皇帝专用的礼仪、仪仗，丧礼中也可能享用皇帝所赐的丧葬物品和礼仪，但他仍然是一个封国之君，未取得天子身份，按上述制度，“魏”这个国号是不能省略的。
此外，司马孚还说“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而与往代相别”。当时曹丕正急不可待地准备代汉自立，“魏”即将由“本国之名”成为“天下之号”，是曹氏取得政权的政治基础。曹操作为魏国的开国之王，也是魏朝实际上的开国皇帝，又怎能不使用这个国号呢？所以，在尊号“武王”之前加上国号“魏”，称墓中的曹操为“魏武王”，合情合理。
本文授权摘自艾俊川《且居且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