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英国贸易使臣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商谈对华贸易。然而中英双方在礼节上出现分歧,阿美士德拒绝行叩头礼,结果未获嘉庆皇帝接见即被赶出北京。次年,英国使团在归国途中,途经关押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阿美士德登门拜访,向拿破仑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遭遇。在对中国礼节的认识上,拿破仑与阿美士德有严重分歧;关于是否要“以武制华”,持和平主张的拿破仑亦迥异于英国人。正是在双方的交流中,拿破仑说出了那句在中国广为传颂的名言:“中国并不软弱,它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一旦它苏醒过来,必将震撼世界。”

——这就是所谓拿破仑“中国睡狮论”的由来。现在看来,此说大有可疑之处。

著名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曾在《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1期上著文《清仁宗与拿破仑》,称“迄今没能从中外相关史著见到这则名喻的确切出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施爱东在《民族艺术》2010年第三期上刊文《拿破仑睡狮论:一则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此文后来的网络流传版标题改为《“睡狮论”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睡狮论”来龙去脉》),系统详实地考察了“中国睡狮论”的形成过程,基本撇清了“中国睡狮论”与拿破仑的关系。施爱东在文章的摘要中提出:

关于拿破仑预言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的传说,是顾颉刚所谓“层累造史”的典型个案。此说起源于20世纪前基督教话语及西方话语中常见的唤醒东方论,先被曾纪泽借用来阐释中国的外交姿态,继而被梁启超化用并创作了一则关于睡狮不觉的寓言。清末民族主义者以及革命宣传家,则把醒狮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应用到各种民族主义宣传之中,广为传播。部分革命宣传家还试图将睡狮论与一些西方政治明星捆到一起,重新组装成一种新的政治寓言。在这种宣传攻势下,睡狮论很快就超出革命宣传物,融入到民众的口头传统当中,而在众多可供选择的故事主角中,口头传统最终选定了拿破仑。到了21世纪,这则政治寓言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供嫁接的历史事件,落实为一段关于拿破仑教训阿美士德,预言中国将有伟大复兴的历史故事。

通读《“睡狮论”来龙去脉》,可以梳理出所谓拿破仑“中国睡狮论”形成的若干关节点:

其一,沉睡的概念,源自曾纪泽。1887年1月,刚刚卸任驻英、俄大使的曾纪泽以英文撰写的《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在英国《亚洲季刊》上刊登,文中提到,“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

其二,狮子的比喻,出自梁启超。1899年4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一则题为《动物谈》的寓言,梁启超称,自己曾隐几而卧,听到隔壁某人说,他曾在伦敦博物院看到一个状似狮子、沉睡不醒的怪物。由此,作者联想到祖国,悲叹一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而且,梁还故意混淆了曾纪泽撰写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和其人善于画狮的特点,把“沉睡”与“狮子”合并打包为“睡狮”,并将发明权一并颁予曾纪泽。

其三,代言人挂靠拿破仑,跟胡适相关。1915年3月,留学美国的胡适在为自己前一年创作的诗《睡美人歌》所写的补注中提及“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胡适的文字,将曾纪泽和梁启超接力炮制的“睡狮论”,挂在了拿破仑名下。

至此,所谓拿破仑“中国睡狮论”这个超级IP完成了认证,并逐步成为中国人的“历史常识”之一。不过,拿破仑“中国睡狮论”的生产线如果就此打住,超级IP还仅是一个绝妙的创意。没有叙事背景的金句,在传播中终究还是一个悬浮着的金句。

拿破仑雄起普鲁士(佩雷菲特再造的拿破仑)(1)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好在已故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的著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5月版,王国卿等译,以下简称《停滞的帝国》)在中国出版,为拿破仑“中国睡狮论”提供了剧本。《停滞的帝国》里的剧情,与本文第一段的叙述大抵类似,金句出自阿美士德在圣赫勒拿岛与拿破仑的交谈。

施爱东的《“睡狮论”来龙去脉》,也引用了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中的表述。颇具玩味的是,施爱东转引佩雷菲特内容时所用的修辞:“佩雷菲特语带犹豫地认为拿破仑还‘可能说过’这样一句预言。”

公允论之,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表述拿破仑名言的语态不是“语带犹豫”,而分明是一位遣词造句的高手在表达无法核实的内容时所刻意营造的模糊。

事实上,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总共两次提及拿破仑“说过”这句名言,第一次见于书的《前言》,第二次见于书的第85章《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摘录原文如下:

1973年发表了我对动荡中的中国的想法,其中多处提到马戛尔尼使团。许多读者询问我如何能得到那本书(作者1954年从克拉科夫的一个旧书商那里购买的一套旅行丛书,其中包含斯当东和巴罗关于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旅行的纪实)。我曾有过再版该书的想法,因为那次出使在法国罕有人知。诚然,斯当东和巴罗的两部纪行当时很快被翻译,一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拿破仑读过这两本书。它们启发他说出了这句名言:“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前言》)

拿破仑对在伦敦广为传播的、用武力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的意见十分恼怒:“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地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后来日本人就是这么推理的,而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违背了拿破仑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呢?为什么他们至今尚未证明他可能说过的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呢?(《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

书中两次提及的拿破仑“说过”这句名言,前一次是“启发他说出”,第二次是“他可能说过”,都有语焉不详的味道。从两次提及的上下文看,你都无法推断出拿破仑是何时、何地、哪个场合、对谁说的这句名言。至少,从第85章《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中的那次提及来看,你也无法肯定这是拿破仑对登门拜访者阿美士德说的。更重要的是,从拿破仑“可能说过”的这句名言看,它只是一句关于中国的预言——“醒来后如何如何”——怎么牵强附会,都扯不上“睡狮”二字。

佩雷菲特是20世纪下半叶在法国政坛和学界均有所建树的人物,是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法文版《停滞的帝国》出版于1989年,是佩雷菲特最重要的作品。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第一个英国使团来华为乾隆祝寿,但双方因英使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未达成共识,导致此次访华以失败告终。《停滞的帝国》主要讲述和探讨的,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中,由礼仪之争所引发的文明冲突。而被认为是所谓拿破仑“中国睡狮论”出处的阿美士德访华使团,是英国对华派出的第二个大型使团。当然,阿美士德遭遇了与马戛尔尼相同的问题:觐见大清皇帝,跪还是不跪?结局也类似:败兴而归。

拿破仑雄起普鲁士(佩雷菲特再造的拿破仑)(2)

佩雷菲特

在《停滞的帝国》里,留给阿美士德使团的篇幅其实并不多,第84、85章,而描述阿美士德拜访拿破仑的内容仅限于第85章《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这次拜访发生于1817年7月1日,其中阿美士德与拿破仑单独会谈的时间只有一小时。《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一章里关于两人交谈的描述,援引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拿破仑私人医生奥米拉的回忆录《来自圣赫勒拿岛之声》。然而,查阅《来自圣赫勒拿岛之声》英文原版中关于这次交谈的记载,里面没有提及“睡狮论”,也没有“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之类的表述。根据奥米拉回忆,两人交谈时主要是在拉家常。

孤证不立。那查阅另一本关于这次交谈的重要文献、阿美士德秘书亨利·埃利斯所撰写的《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版,刘天路等译)。书的第八章《海上返程》中有关于阿美士德拜会拿破仑的内容,埃利斯称“拿破仑的谈话风格简练精辟,爱用警句,大量使用比喻和例举”,但拿破仑的警句里没有“睡狮”之喻,也没有“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拿破仑更多的是对自己在圣赫勒拿岛处境的抱怨。

从谈话双方的第一手记载可以确认,拿破仑所云“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绝非出自阿美士德途经圣赫勒拿岛时对拿破仑的拜访。至于这句名言出自其他哪个场合,譬如《停滞的帝国》前言中所说的“拿破仑读过拿破仑读过这两本书(斯当东和巴罗关于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旅行的纪实)”,佩雷菲特并没有给出精准的答案。这是佩雷菲特给读者留下的谜。

有趣的是,在《停滞的帝国》之前,也就是1973年,佩雷菲特还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震撼》(quand la chine s'eveillera...le monde tremblera),书名就取自这句出处未明的拿破仑名言。在这本书的题记中,佩雷菲特写道:书名拜拿破仑所赐,关于这句预言的出处,未见于他的任何著作。拿破仑受到马戛尔尼使团中国旅行纪实的启发,对马戛尔尼的后继者阿美士德所说。1923年3月2日,列宁在其生平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重申了这个预言。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不难找到,《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四卷最后一篇即是。但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并未单独就中国的未来进行过预测,而只是将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视作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总之,无论是《停滞的帝国》还是《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震撼》,佩雷菲特都未就“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给出一个确切的出处。还是如前所述,佩雷菲特用高超的文字技巧,对一个无法核实的内容进行了模糊化处理。恰是这种模糊,为正在中文世界里自循环的所谓拿破仑“中国睡狮论”提供了最后一块拼图。从这个意义上说,佩雷菲特再造了拿破仑“中国睡狮论”。

但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的现状,竟应验了佩雷菲特于1996年出版的另一部著述:《中国已经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