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张写于67年前的欠条突然出现在蓬江区民政局，根据欠条上的内容，当地政府竟欠下一名老人3万亿巨款，这究竟是为何？
修缮老屋，惊现天价欠条带来欠条的这位老人名叫梁诗伟，家境一般，平时依靠低保和微薄的收入生活。2011年，梁诗伟在重修家里的老宅时意外发现一张欠条：
“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共三十八担七十斤。大洋伍仟圆。金条八支，每支一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付息二分。建议将鸿文三姐以革命家庭看待，其后人须保护及照顾。此据在偿还之日终结。新鹤人民抗日游击三中队李兆培，民国卅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按照当年的物价，这些物资的价值超过500万元。而如今又过去半个多世纪，物价成倍增长，截止到2011年，本息合计已经超过3万亿元。这样一笔巨款，甚至超过了一些省份的年GDP，是“货真价实”的天价欠条。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如今看来并不富裕的一家能在67年前借出如此一笔巨款？又为什么时隔几十年后才来找民政局补偿？
（梁诗伟手拿欠条）
父亲被拐却意外发财其实，梁诗伟出生于大户家庭，他的父亲梁鸿文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豪，而梁鸿文能发财也是出于一场意外。
梁鸿文本是一名乞丐，每天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没钱没势的他在十几岁时被拐到了美国。没想到他颇具赚钱的天赋，竟因祸得福，在美国越混越好，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晚年，梁鸿文带着这笔钱回到家乡，他买田置地，还娶了好几房夫人。而欠条中提到的“鸿文三姐”就是“三姨太”。
鸿文三姐是个很有能力的女人，梁家不少事都要交给她处理。梁鸿文83岁时去世，鸿文三姐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梁家说一不二的掌权人。
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梁家身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势力，三番两次受到日本人的骚扰，梁文三姐对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
恰巧，梁家有个叫梁月娇的小辈是新鹤人民抗日游击三中队的一名队员，所以鸿文三中队与三中队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常在私下给战士们提供帮助。
（鸿文三姐照片）
物资匮乏，“三姨太”出手相助1944年10月13日，梁月娇带着几名战士回家，鸿文三姐热心地安排战士们休息。然而，他们此行目的显然不在借宿，但几个人都犹犹豫豫不好意思开口，最后还是梁月娇说明了情况。
原来，当时抗战物资匮乏，三中队不少战士都已经饿了好几天。鸿文三姐听罢，当即拍板，让几个人把新收的几十斤米都带回去解燃眉之急。
鸿文三姐知道队里没什么钱，也就没提还的事儿，但战士们不愿意平白接受馈赠，就立下了一张欠条：
“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陆拾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按每年一倍偿还，如此类推。立据人：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中队李兆培，民国州三年十月十三日。”
这是梁家获得的第一张欠条，也是67年后那张天价欠条得以“现世”的引子。
（第一张欠条）
第一张欠条被发现，老人获得2万元补偿抗日战争结束后，梁家被划为地主成分，成了众矢之的，逐渐走向没落。改革开放后，国家为部分无辜的地主平反，但当时，鸿文三姐已经去世，梁家后辈也没有上报。
直到许多年以后，梁诗伟和朋友聊天时才突然想起那张借“60斤白米”的欠条。由于当时年代特殊，鸿文三姐并没有将那张欠条公之于众，而是悄悄藏了起来。于是，梁诗伟就顺着老屋的边边角角找，最后，他在阁楼摆放牌位的地方寻到了。
梁诗伟把欠条带到蓬江区民政局，政府高度重视，很快就上报给领导。但如果按照欠条上所写“每年一倍偿还”，那60斤白米早就翻了数倍，当地政府不可能全部还清。
于是，蓬江区民政局与梁诗伟协商后决定：
“一，由蓬江区民政局一次性奖励人民币二万元作为对鸿文三姐抗日行动的肯定；二，鉴于鸿文三姐已故，奖励款项由梁启超(梁伟诗)代领，借条原件交蓬江区民政局作历史资料保存；三，其他生活上的困难，可按救济救助途径进行解决，但不能再以借条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
梁诗伟对于这一处理结果非常满意，他决定把2万元奖励款用于修缮老屋。
（梁家老宅）
天价欠条出现，见证鱼水关系第二天，梁诗伟带着工人师傅检查老屋，没想到这一次竟又从一个匣子里发现了另一张欠条，而这张就是文章开头所述的天价欠条。
于是，梁诗伟又来到了蓬江区民政局。面对第二张欠条，政府工作人员难免产生怀疑，相关人员立即着手寻找能证明欠条真伪的人。
很快，他们找到了抗日游击三中队队员廖健的妻子简惠仙，经过她的回忆，确认欠条上所列属实。
梁诗伟提出来，是希望民政局处理第二张欠条，偿还他一部分欠款，同时兑现欠条中所允诺的：将鸿文三姐以革命家庭看待，其后人须保护及照顾。
然而，梁诗伟的要求并没有被采纳。一来，按照现在的法律，超过3年的欠条就不再具有法律诉讼时效，即便这属于特殊情况，但有关部门也没有专门针对这一情况的法律条文。
二来，当年，李兆培个人能否以国家名义借走如此巨大的欠款？当年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再就是家庭认定，鸿文三姐只能算是对革命有过支持和资助，至于她的家庭算不算革命家庭，还需要有很多佐证与认定。
不仅如此，第一张欠条在补偿时已明确写出梁诗伟“不能再以借条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而他当时也同意了。
最重要的是，第二张欠条时隔这么久才被发现，而且年代同样十分久远，其内容也很难界定与兑现。况且，所谓的巨额利息，其算法是否妥当，联系当年的实际情况，也都不大好定量。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张欠条被发现后，政府所补偿的2万元是以“奖励”的名义交给梁诗伟的，所“奖励”的人也是鸿文三姐，而梁诗伟只是替已故的三姐领取。
政府并不是接受欠条理应由官方偿还的条件，他们所真正肯定的是梁家对抗战所做的贡献，2万元是“奖励”而不是偿还“欠款”，所以，当第二张欠条再次出现时，当事双方都不好提出恰当的解决办法了。
（梁诗伟照片）
革命战争期间，游击队或者部队，因为紧急需求，临时打借条给民间，借用粮食和财物的情况并不鲜见，这种情况，我们在早期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里也看到过。只不过，时隔几十年，欠条隐匿，当事人直到去世还完全不知的情况，却较为罕见。
不管怎么说，这两张欠条的出现，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当年革命的不易，也见证了革命者和民众之间的良好鱼水关系。
文|干果
编辑|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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