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究竟是取决于先天还是后天因素，或者说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谁起决定作用一直是科学界争执不下的问题，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米德与弗里曼持续百年的论战，这是社会科学界最为知名的大论战，参与的学者众多，却一直没有结果。
这场论战起源于先天与后天之争，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生物决定论和遗传决定论占据了支配位置，达尔文的弟弟高尔顿就是遗传决定论的创始人，高尔顿曾经对 977 个名人（著名的科学家、医生等）做过研究，这种人约在 4000 人中才有一名，他在随机抽样的基础上，预计一个取样组只有一名有名望的亲戚，而结果却有332名。
据此，高尔顿认为伟人或天才出自于名门世家，在有些家庭里出名人的概率是很高的。高尔顿汇集的材料证明，在每一个例证中这些人物不仅继承了天才，像他们一些先辈人物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他们还继承了先辈才华的特定形态。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或律师往往出生于一个显赫家庭，而且是在法律方面的显赫家庭。与之相反，那些在心理发展上有缺陷的人，也是由于遗传的缘故。
1869年，他发表了《遗传的天才》一书，在书中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一个人的能力，乃由遗传得来的，其受遗传决定的程度，如同一切有机体的形态及躯体组织之受遗传的决定一样。”
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重视遗传素质的研究，但夸大了遗传素质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后天生活环境的作用，这是欠妥的。在 20 世纪 20年代，米德向遗传决定论发起了挑战。
优生学的代表
当时在太平洋中部有一个萨摩亚群岛， 原信波利尼西亚原始宗教，崇拜首领，并有众多禁忌，可以说萨摩亚人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原始文化。米德认为他们受后天的因素影响较小。
米德是人类学之母，米德修习过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算术和诗歌。在米德8岁时，曾担任教师的祖母让米德观察记录妹妹的语言习惯，这让米德从小就开始接受了良好的人类学训练。
米德师从人类学一代宗师弗朗兹·波亚士，1925年，23岁的米德不顾波亚士的劝告，只身前往南太平洋小岛萨摩亚，开始了人类学最基础，同样也是艰苦而重要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它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
“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一个严格定义的 空间和时间 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这就是田野调查。
然而当时的萨摩亚可以说因为与世隔绝，有许多的病菌是现代社会的人无法适用的，而且当时人们并不清楚萨摩亚的生活习俗，所以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经过 9 个月的调查，已经 2 年的研究，1928 年米德出版了人类学专著《萨摩亚人的成年》，米德认为萨摩亚社会充溢着普遍的随和性，没有青春期的压抑与苦恼，男女之间的性爱更是“十分愉快的舞蹈”。
她在书中得出结论：青春期危机理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并非所有社会的青少年在青春期都会出现心理危机。
“以往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
简单来说，米德认为青春期现象并非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因为后天因素而形成的。米德的观点对当时的著名心理学家霍尔“青春危机论提出了挑战， 霍尔认为青年期之情绪不稳是必然现象，也就是人有青春期是天生的，所以主张青年教育。
米德的观点对当时的遗传决定论给予了致命一击。
米德认为人格具有可塑性，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期可以接受与父辈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可塑性是有限的，让孩子创造不符合其所处社会的价值观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成人的规则最终将取胜。
这里，米德再次强调了文化决定论——文化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一个人不可能试图通过让学龄儿童接受其父母根本不能容忍的新行为模式来改变他们身处的社会。
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中国是说中国话的，你如果呆在中国，强行让孩子说英语，孩子一样会说一些汉语，因为他不可能拥有一个纯英语的文化环境，所以人对孩子的塑造是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
当时的“先天——后天”之争米德占据了上风，而《萨摩亚人的成年》也被称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的经典之作”，
直到1978年米德逝世，其萨摩亚研究范例也没有遭受到真正有力的挑战，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教授德里克·弗里曼于1983年推出的《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弗里曼尤其关注萨摩亚传统的等级制度对萨摩亚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萨摩亚社会的具体结构后错综复杂且千变万化，研究者也应该注重传统知识中的许多细小差别。
所以他在书中对米德的萨摩亚研究的方法论、具体研究条件和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米德的经验证据和结论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以其充分的田野研究经验向学界宣称：萨摩亚社会有着严格的基于血统的等级制度，有着对少女童贞的极度崇拜，自杀率和侵犯行为发生率高，青春期冲突非常普遍……在弗里曼看来，米德研究结论的严重错误具有必然性，因为她着眼于“意识形态”的成功，一心寻求能够“证明”文化决定论的解释，从一开始就违背了科学的立场与方法。之后，弗里曼还撰文和发表专著强调米德受到了其信息提供者的愚弄。
弗里曼相比米德，在1940至1981年间先后对萨摩亚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累计实际调查时间不少于六年。他还通晓当地的语言，逐步作为社区的完全成员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甚至被授予了玛泰即家户之主的头衔。 所以他对于萨摩亚的观察更为深入，由此在人类学界掀起了一阵风暴。
由此“先天——后天”之争达到了高潮，也就是自然的天性还是后天的文化对于人类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
当然，弗里曼的论文也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比如弗里曼的调查时间是 1940 年开始，而米德是 1925 年，十几年萨摩亚的社会结构可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甚至还有对弗里曼进行人身攻击的，认为他沽名钓誉。
我们知道，人这一身都是会被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因素所影响，但是这两者究竟是谁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研究人类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即使是 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共同提出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翻开了记载着生命奥秘的人体天书的第一页；还是到2001年2月12日，中、美、日、德、法、英等6国科学家经过13年努力，共同绘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序列图，实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所有目标，人类基因组是指合成有功能的人体各类细胞中蛋白质及（或）多肽链和RNA所必须的全部DNA顺序和结构，包括人类的23对染色体上全部的DNA所携带的遗传信息的总和，即30亿个碱基对的序列，估计含约10万个基因。
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争论作出具体的结论，而在这几十年里，围绕这个争论，诞生了许多理论，比如人本主义理论，心理动力学理论，艾森克五因素模型。
其中最有趣的是马特·里德利的观点，人类本性实际上是一个结合体，它的形成混合了达尔文的普遍性、高尔顿的遗传、詹姆斯的本能、德弗里斯的基因、巴甫洛夫的反射、华生的关联、克雷佩林的历史、弗洛伊德的形成式经历、博厄斯的文化、杜尔凯姆的劳动分工、皮亚杰的发展和劳伦兹的印刻效应等等等等。既有先天也有后天，这些都能对了人类的心智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所有关于人类本性的论述必须要包括这些才算完整。
人类是动态的、有创造力的有机体，对他们来说，学习和体验新环境的机会扩大了基因型对表现型的影响。每个人都是由他所属的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与影响社会行为的基因的相互作用所塑造的。遗传影响不可避免，一个有机体的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有机体的行为、生理和机能，这同时也有助于构建一种新环境。基因具有典型的敏感度，是生物灵活性的依托，也是经验合适的仆从。随着人类对自己了解程度的逐步提升，先天与后天对立的观点日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先天与后天的交互作用。
这个结论非常有趣，不一定对，可以预见的是，米德与弗里曼之争将会持续下去。而到时候谜底揭开之后，关于人类的终极奥秘也将彻底揭晓，到时候，是否可以实现量产天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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