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婚恋心理的时代探微
——读高鸿短篇小说《春风十里》
杨焕亭
美国文艺评论家伊恩·瓦特说：“小说背后所反映的，是对时代、历史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表达诉求，这才是小说的现实走向 。”高鸿的短篇小说《春风十里》正是这样一部表达社会转型期国民心理困惑、家庭关系嬗变、灵魂救赎和精神回归诉求的作品。作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主人公杭云、倪剑的婚恋夤演，家庭重组的心路历程为基线，立体地呈现了在当代中国日益走向富裕和繁华、生存方式多样、文化理念多元、伦理格局复杂的背景下，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所经历的沉浮聚散，及其对作为“此在”绽出的人的性格、命运以及心理世界的撞击和重塑，从而在对婚恋生态的文学探微中表现心理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 一
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心理生态，是《春风十里》的立足点。
在作品中，“春风十里”是一个带有十分丰富内涵的文学意象，在客体上，它象征着作品主人公所处的是一个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岁月，一个可以容纳多样价值取向的岁月，一个可以自由放飞个性的岁月。因而，才有了主人公时而日丽风和，时而风雨滂沱，时而执手相看，时而彩虹重现的情感风光。从某种意义上说，“春风”是一个“符号”，它涂下温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时代色彩；在主体层面，它承载了作品中几位主人公对人生际遇，幸福愿景和生命价值的憧憬和向往；在外延上，它涵盖了从杭云到呼延刚、从米娟到倪剑、从倪晓晓到呼延宇泽多层面的关系生态和心理交织。这样的选择，就使得作家将杭云和倪剑的婚恋历程作为一个切片，由此出发，去深层地探索繁华年代国民心理世界的再塑必然，表现了作家作为“社会风气先觉者”的敏锐和前沿。
这是一种身份落差的痛感。故事冲突虽然是从倪剑前任妻子米娟留下的女儿晓晓把男朋友带回家爆发的，然而，它的深层原因却在杭云对于人生况味的咀嚼和回思中。杭云之所以与呼延刚走到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身份认同”的婚恋心理。他们都来自乡村，都为改变命运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在杭云看来，彼此间不会存在身份歧视。然而，作家的深刻就在于，通过情节的铺排告诉读者，当这种心理缺乏道德支撑和爱作为润滑剂的时候，对于对方的伤害会更重。她因为生孩子而被学校辞退，马上就招来身份歧视。在呼延刚眼里，就成了“大油瓶”；同样，当杭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到外面应聘公司，做代理销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状况后，“呼延刚变得不那么暴躁了”。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巨大改观缓解了夫妻矛盾”，实际上折射出在物质富裕面前，呼延刚被早年家庭贫穷种下的“身份”自卑的复活。这种心理，一旦失去道德约束，就会迅速膨胀为“拿着妻子的钱在外呼朋唤友，风光无限”的虚荣心理和人性的扭曲。杭云与呼延刚的分手，固然有着“呼延刚出轨”等因素，然而，归根结底仍然在于杭云通过自塑改变了自己，从而以新的文化认知对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定位上的心理逆转。
然而，在作家看来，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国民惰性。这种身份落差而带来的情感倾斜同样发生在杭云的第二任丈夫倪剑身上。当倪剑因为杭云的经营而大方起来后，他发现校长“看起来好像高看他一眼，实则却是认为他找了个富婆，眼神怪怪的，内涵丰富。”它蕴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在走向复兴进程中应该平抛弃的精神重负。这样，作家就艺术地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爱情理性，只有在作为“此在”的人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恒定的价值实在。这当然不是单指之物质上的充裕，而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和心理的构建工程。
这是一种非自致角色的位置冲突。早在新世纪前十年末，就有社会心理学专家提示，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相对富裕时代的到来，会带来职场竞争的加剧，社会非自致角色转换的频繁，人与自身、与客观环境适应与不适应的冲突会越来越普遍，它必然要影响到婚姻爱情的生态。在《春风十里》中，作家赋予杭云以多重的自致角色和非自致角色。作为呼延刚的前妻，她是一位有着儿子的母亲；作为倪剑的现任妻子，它是晓晓的后母；作为在职场拼打的奋斗者，她做过教师、当过销售代理，担任过民办学校的校长，成为故事中所有矛盾的焦点。“为了离婚，杭云倾家荡产，还背了几十万外债”；“婚后，杭云开了一家礼品公司”，“还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起早贪黑，每天都忙到深夜”。这种多元角色，毫无疑问地加剧了她的精神疲累和情绪焦虑。不仅要面对自身角色的协调，更要与同时空里不同角色相仞相靡。这种境遇，常常使得她的心理世界或压抑倾斜，或纷乱杂驳。因而，无论是因晓晓带男朋友回家的风波，还是基于宣泄而与倪剑之间矛盾的爆发，都是一种角色的因果。如果把高鸿笔下的杭云和倪剑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比较，就不难得出结论，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固然如同沙滩上的楼阁，而被被物欲重重包围的爱情，恰似夜海中的小舟，脆弱而没有未来。对这种“角色焦虑”从心理层面开掘，恰恰是近年来文学作品中少见的。同样，倪剑与米娟的无奈、在与杭云的争论中的逐渐麻木和沉默，只不过是“角色焦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由此不难看出高鸿处理人物关系的游刃有余。诚如卢卡奇所说：文学作品中，“它的人物彼此之间，与他们的社会存在之间，与这种存在的重大问题之间的多方面的相互依赖上被描写出来”，“这些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这些相处关联发展得越是多方面”，它就越是成功。
二
揭示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性格特征，是《春风十里》的美学取向。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景，一个语句，一个隐喻”，“小说要探寻的奥秘，仅在另外一边开始，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陷于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 人的个性心理是一个完整而又开放的系统，而性格则是个性心理中的核心特征，它鲜明的情感机制和意志机制往往对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读《春风十里》，会发现高鸿笔下的人物，是作家为文学画廊创造的毫无重复之弊的“这个”。
这种不重复，表现在多元利益主体格局中的人格自觉。《春风十里》中的杭云、倪剑，米娟、呼延刚等，既不是宏大叙事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也不是某些作品中被极度矮化的人物，而是跟随着时代潮涨潮落而寻找自己未来的普通人。惟其如此，对于他们心理世界的探索才具有“剖解”的意义，才更容易透过这个群体把握当代中国走向复兴历史进程中深层的社会矛盾。
在作家审美天平上，杭云属于那种不屈服于命运的生命个体。“她看起来很柔弱，骨子里却透着一股男人的阳刚之气，不让须眉。”她喜欢拼搏，也敢于享受，“她兼职给一家医药公司做销售，赚了一些钱，后来买了辆普桑，让侄子给自己开。”“自己没考上大学，却趟出另一条路，比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混得有模样儿，成为最早有车有房的一族。”倪剑觉得“杭云野心太大”。其实，她的所有行为只是要走出“身份”的阴影，紧紧扼住命运咽喉，在芸芸众生中取得属于自己的位置，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幸福。问题在于，这种人格自觉是需要文化自觉作为铺垫的，否则，这种人格自觉就会被就扭曲为功利和虚荣。她虽然因为文学梦与倪剑再度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然而，这一成为他们情感牵系的“梦”纽带很快就被她强烈的功利欲望所淹没，从而为他们的爱情埋下了一个陷阱。开始，“她不想让他生气，也不愿向他妥协”，“渐渐地，倪剑都有些麻木了”。所以，杭云与倪剑的分歧，属于精神层面的冲突，心理上的碰撞，完全不同于与呼延刚的分手。
有没有人格自觉，决定命运发展的趋向。作为与杭云相比较而出现在作品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米娟，属于那种一任时代潮流漂浮的人物，甚至连精神漂泊都够不上。她与倪剑的结合，不仅仅是因为“貌美如花”，本质在在于她是城市姑娘，能够弥补倪剑“身份”上的“缺憾”。而米娟，却是一位“三观”都很幼稚的女人，“随着圈子的不断扩大，妻子对美的追求越来越高，她又办了美容卡、SPA卡、消费卡等等，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像只蝴蝶。”这就注定了她从丧失人格到被时代潮流淹没的悲剧人生。
这种不重复，还表现在多样心理生态下的道德力量。一部《春风十里》，倪剑是高鸿叙事架构中的枢纽人物。作为一位爱情的旅者，他先后与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女人组成婚姻家庭。而且每一次婚姻危机的主动方始终在女人。这使得这个人物成为文学长廊中颇耐人寻味的形象。作家对这个人物怀着悠长的“悲悯”，赋予他以“忍”和“善”的性格特征。无论是面对米娟的浑噩还是面对杭云的主观倔强，他采取的唯一态度就是“忍”，“米娟态度很坚决。倪剑思考再三，同意跟她离婚”，“分手的那一刻，倪剑递给米娟一个信封，里面有一万元。米娟不要，倪剑说拿着吧，不管咋说夫妻一场，你还给我生了个孩子嘛。”他和杭云的矛盾升级，也是因为在米娟穷困潦倒之际，他接纳了她，并且把学校的一间房给他暂住，从而引发杭云写了离婚协议书。不仅如此，他在处理自己仕途的问题上，依旧坚守了“忍”为上的价值取向，以致被魏校长欺骗，他曾经的下级成为办公室主任。他竟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该做的一切。对于倪剑这样的人物，读者也许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作出纷纭多彩的评论，然而，在我看来，作家这里礼赞的，是一种深深潜入中国人血脉中的人性“善美”。正是这种道德力量，唤回了杭云的爱情，也促使倪剑在躺上病床的那一刻，生出依稀的自省。由此我想到福楼拜的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感言：“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是人类心灵深处的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和真理，任何故事都无非朝露，瞬间即逝。”
三
有论家认为：“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
作为一部短篇小说，《春风十里》在结构上也是很有特色的。作品没有依照事物自身的发展逻辑铺排故事，营设情结。而是从当前入笔，从倪剑的女儿引女朋友回家引发的矛盾为篇首，这种“倒金字塔”式的叙事，使得故事从一开始就直击人物心理世界，有一种“开窗放入大江来”的审美冲击力。从中不难看出高鸿对传统叙事和现代叙事融合的艺术自觉。
以人物为经，以环境和关系为纬，双线并行，交叉推进心理进程，构成《春风十里》叙事结构的主要特征。
一条是杭云的心路历程。虽然作者在这里充当了“隐身”的叙事人，然而，我们不妨将之视为女主人公的心灵自诉。在整整5节的叙事中，蜿蜒着女主人公对与米娟的初识，与呼延刚的结合，对晓晓的接纳的故事纵横，其间贯注着女其对情爱的追忆，对命运的反思，对围绕她和倪剑周围人际关系的梳理。从而构建起主人公悲与欢、爱与恨、成与败的命运图谱和心理基线。
另一条线以倪剑为轴心，铺开与米娟、杭云、晓晓之间的情感纠葛。作者用深沉的笔触站在倪剑的情感立场，铺叙了他与米娟从相识到分手的人生经历，工笔重彩地描述了与杭云彼此之间以疗治婚姻爱情伤痕为纽带，以相互都有文学梦为由头，重新组建家庭的朝朝暮暮。尤其是倪剑作为一个男人，面临社会大转型带了的心理震荡，在职场上搏击打拼，苦苦寻求自己的时代位置的周旋与寰转、惆怅与无奈；在爱情漩涡中的痛苦与挣扎、疲惫和隐忍，都彰显出作者善于深入人物心理的艺术功力。
这两条线，每一节的暂断，都很自然地转移到倪剑这条线上，既有情节上的接续，又有细节上的互补，从而彰显出作品的完整性和文本体系上的开放性。作品在结尾，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二是以杭云的泪水和倪剑的心语作结，这就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审美空间，而这正是小说魅力的所在。诚如村上春树所说：“小说家的任务，并非找到封闭性答案，而是做好讲故事的人，在故事中搭建更多的可能性，为读者提供一个开放性、延续性的思维。”
杨焕亭 著名作家，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代表作《汉武大帝》《秦始皇与秦都咸阳》《往事如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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