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200年），字元皓，钜鹿（今河北巨鹿一带）人，一说渤海人。 [1] 东汉末年袁绍部下谋臣，官至冀州别驾。其为人刚直，曾多次向袁绍进言而不被采纳，曹操部下谋臣荀彧曾评价他“刚而犯上”。后因谏阻袁绍征伐曹操而被袁绍下令监禁。官渡之战后，田丰被袁绍杀害。
建安五年春，袁绍自认为兵强马壮，决定伐曹，满朝文武没人敢说个“不”字，只有田丰“不识时务”地唱了“对台戏”。他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力谏袁绍：我兵众则弱，敌兵寡则强；且曹公善用兵，不如以久持之，急则必败。袁绍大怒，说是田丰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动摇军心，罪不可赦，将其打入大牢。结局果不出田丰所料，官渡一战，袁绍被曹操杀的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有同情田丰遭遇的人悄悄向他贺喜，说这下你可以“平反”受重用了，而田丰却对天长叹：吾今死矣！又被田丰料中，袁绍兵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田丰拉出去砍了。
袁绍的这一手着实让人费解：官渡之败的教训有力地证明田丰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十分称职的谋士；袁绍企图“一统天下”，田丰不正是一个用得着的人才吗？应该赶紧提拔重用才对呀，怎么给杀了呢？
然而田丰是把袁绍看透了的：“袁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田丰对袁绍的这段评语，将袁绍的德行和杀田丰的心理活动刻划的淋漓尽致。袁绍是一个忌贤妒能、独断专行、文过饰非的“暴君”，他之所以非杀田丰不可，是因为田丰犯了他的大忌。
一忌是没与他袁绍保持一致。领导说“是”，那就是“是”，领导说“不是”，那就是“不是”，这是为官的“秘诀”，也是“讲政治”的表现。然而田丰虽有一肚子妙计，却不谙为官之道，对袁绍的话，满朝文武都“保持一致”，只有田丰表示疑义，这不是公然对领导不信任吗？连这点“政治性”都没有，能放在领导身边工作吗？
二忌是逆言犯上。为官的“常识”是，“一把手”已拍板定案的事情，下面关键是抓落实。而田丰心怀疑义倒也罢了，可恨的是竟当着满朝文武，将人家“一把手”的“英明”决策说的狗屁钱不值，叫人家领导的“面子”往那儿搁，尊严朝那儿摆？如果听了你的，还有人家“一把手”的位置吗？说轻的，你这是吃饱了撑的，犯不着；说重点，你这是企图架空领导，犯上作乱。
三忌是竟敢比领导高明。假设官渡一战袁绍侥幸打赢了，各方面舆论必然大肆吹嘘袁绍是英明统帅云云，他挣足了“面子”，蛮可以摆出“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姿态放田丰一码。然而不幸的是袁绍大败而归，事实无情地证明当初田丰意见是正确的，这下大祸真正临头了。田丰意见对了，那就说明袁绍的意见错了；不仅错了，还听不得不同意见，一意孤行，招致今日的惨败；一个小小秘书级干部竟然比他堂堂“一把手”高明，这叫袁绍心里很不是滋味。由羞生恨，袁绍会想：田丰这小子这回楞让老夫丢尽了面子，如果再让他张扬的满世界都知道，今后老夫尊严何在，威信何在，满朝文武谁还把老夫放在眼里？气煞老夫也，这小子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出心中这口恶气，不杀，不足以挽回影响！
于是，田丰便必然地被送上了断头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