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7年，一代雄主汉武帝决定采纳名臣主父偃的建议，正式在汉帝国内推行“推恩令”。
主父偃：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
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
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
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于是上从其计。
然后，不到十年时间，从汉文帝时期开始，就已经“尾大不掉”、屡屡造反的诸侯王，就彻底消停了。
后世之人，每每提起“推恩令”，都会给予无限的褒奖，说它紧紧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就算诸侯王明明知道皇帝老儿在使坏，却丝毫没有办法反击，绝对堪称古今“第一阳谋”。
诚然，即便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去看“推恩令”，它依然算是“无解”。
但是，不知道想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推恩令”这么好用，为什么后世王朝，在面对“藩王问题”时，却没有一个人去“抄汉武帝的作业”呢？
难道是后世君主“读书少”，不知道此等妙计？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多的帝王之师在侧，那么多的饱学之士伴读，肯定是有人知道“推恩令”这么一回事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好用的千古第一阳谋，竟再也没有被人重新启用过呢？今天，青史君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最好的兄弟燕王卢绾，看着汉廷举起的屠灭异姓诸侯王的40米大刀，不由地胆战心惊。
惊恐又不知所措的卢绾，在手下的撺掇下，最终造反。
至此，从大汉帝国建立时算起，在不到七年的时间内，刘邦当年所分封的8位异姓王，除了安分守己且龟缩一隅的长沙王吴芮外，其余的全部都走上了“造反”的老道路。
毫无疑问：这么多的诸侯王，接二连三地造反，绝不是他们都有一个“九五之尊”的帝王梦，而是，皇帝（刘邦）容不下他们了！
当然，这并不是刘邦不讲义气；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作为一位亲身经历过战国末年七国混战、与秦末时期诸侯争雄的、古往今来少有的杰出政治家，青史君坚信：汉高祖刘邦对“封建制”弊端肯定是感受颇深的；在其内心深处，绝对是颇为认可始皇帝当年所推行的“统一制”的。
然而，由于大汉帝国的建立，着实是依靠了众位股东的帮扶。如果在建国之初，不给他们分红让利，说不定刘氏江山立马就要翻盘。
故而，在自己即皇帝位的当天，刘邦就不得不册封了以韩信为首的7位异姓诸侯王（燕王卢绾是后封的）。
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得很明显：对于“异姓王会影响大汉江山长治久安的问题”，深谋远虑的刘邦早就准备好了后手。
在此后七年间，刘邦以平均一年一个的速度，最终将这些不稳定因素几乎消灭殆尽。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要问了：既然刘邦早就意识到了分封制的弊端，并且终其后半生都在致力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解决异姓王的同时，刘邦不直接统一实施“郡县制”，而是依然要大肆封赏同姓诸侯，为后世子孙埋下祸根呢？
依青史君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释：
那是因为，当时的刘氏江山还面临着功勋集团能力突出、外戚集团势力庞大、以及异族势力环伺的多重困局；如果当时直接废除“封建制”，确实可以一劳永逸，但是，一旦天下有变，却会出现中央政府独木难支的局面。
为了不重蹈大秦的覆辙，卓越的政治家刘邦不得不采取了一个比较稳妥（折中）的办法——“郡国并行制”。
虽然，在后来吕后当政之时，由于其私心作祟，彻底统一一事情被暂且搁置下来（吕雉想要册封吕氏族人为王，自然不会提“削藩”的事）。
然而，问题总归是要解决的。
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经过一系列的权力角逐，刘邦的第四子、代王刘恒，入继大统。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诸侯逐渐坐大的危险，于是，汉初之际最为有名的政论家贾谊，就不止一次的向汉文帝提出削弱藩王势力、以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并推出了初代版本的“推恩令”：
《治安策》：“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然而，由于汉文帝自己是藩王上位，现在再去削藩着实有点“出师无名”；再加上当时汉廷还没有“削藩”，济北王、淮南王等人就先后造反（文帝的根基还不稳固）。
所以，审时度势之后的汉文帝，并没有正面回到贾谊的建议，每当贾谊说起此事，文帝就会顾左右而言他。以致于后世留下了“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典故。
但是，有意思的是，汉文帝虽然没有采纳贾谊的削藩建议，但是，在后来他却把同样主持“削藩”的晁错，任命为太子刘启的老师。
文帝虽不用其（晁错）言，但奇其才，拔擢为中大夫、（兼太子太傅）···
让一个主张削蕃的人去教导未来的皇帝，汉文帝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有点不言而喻？
果然，汉文帝刚一驾崩，少年天子汉景帝就开始了轰轰烈烈地“削藩行动”。
虽然，此事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了“七国之乱”，以致汉廷的江山差点就此搁浅。但是，当时的各路诸侯已然坐大，眼看着就要威胁到汉廷的稳定，正如晁错所说：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故而，从这角度来看，削藩的这场战争是免不了的！
看到这里，肯定又有人要问：汉文帝不削藩，是因为时机不成熟，那么，到汉景帝时期，“削藩”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了，为什么景帝不采用更为稳妥的初代版“推恩令”呢？反而要付诸于战争呢？
其实，这问题也很好解释：任何行政命令的顺利实施，都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的；没有实力，圣旨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比如清末的“东南互保”事件。
而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推恩令”，其实质就是削藩，是软刀子杀人。
在没有反抗实力时，诸侯只能认栽，但是在有机会翻盘时，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坐以待毙的！
史实表明：在当时不要说推行初代版“推恩令”，即便是汉景帝刚刚动了削藩的心思，不甘心沦为鱼肉的吴王已然准备造反了！
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发谋举事。
故而，朝廷想要消灭诸侯王、想要废除分封制，战争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唯一的区别就是谁胜谁负的问题。
写到这里，青史君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
那些总是一味地夸赞“推恩令”的内在逻辑无解，是千古第一阳谋的人，都没有真正领悟到，权谋的精髓。
在汉武帝时期，“推恩令”之所以会推行无阻，并不是它的内在逻辑无解，而是经过文景两代帝王的布局与努力，到了汉武帝一朝时，那些诸侯们已然没有实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了。
所谓，真理总是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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