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周家我的曾祖父名叫周攀龙（官名起魁，字云门），大约于清同治年间从老家浙江绍兴来到苏北，在淮安府做了几十年的刑名师爷，晚年还署理过几任知县并补了一个从六品知州衔，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比较好由于周攀龙在周氏家族中大排行四，故他这一房又叫老四房，人们亦称他为周四太爷，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周家。
我的曾祖父名叫周攀龙（官名起魁，字云门），大约于清同治年间从老家浙江绍兴来到苏北，在淮安府做了几十年的刑名师爷，晚年还署理过几任知县并补了一个从六品知州衔，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比较好。由于周攀龙在周氏家族中大排行四，故他这一房又叫老四房，人们亦称他为周四太爷。
我的祖父周劭纲（原名贻能，字懋臣）是周攀龙的次子，他共生有3个儿子，即我的大伯父周恩来（字翔宇）、二伯父周恩溥（字博宇）和我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那时周家各房兄弟没有分家，全住在淮安驸马巷周家宅院。大约在1898年底或1899年初，曾祖父周攀龙去世了。周攀龙生前没有置办田产，他去世后，老四房的家势很快就衰败下来了。祖父便只能外出去谋生，家中的事则全由祖母万氏操持。祖父本事不大，只是一个小职员，挣的工资很少，养不起3个儿子，所以经济上一直靠他的哥哥周贻赓给予帮助。
1907年秋天，祖母万氏在家乡去世。当时伯父9岁，二伯父8岁，父亲才只有3岁。想到母亲临终前的重托，9岁的大伯父便开始担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多年后，父亲对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同志回忆说：“总理9岁当家，一切管理的井井有条。”
周贻赓（字曼青）是周攀龙的长子，亦大排行四，周恩来称他四伯，我们称他四爷爷。20世纪初，周贻赓在东北奉天度支司做财会工作，奉天度支司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财政厅。不过周贻赓也只是一名科员，工资也并不很高，而周家其他几房兄弟的家境这时就比我们老四房好许多了。他们有的在京城邮传部任郎中、有的在直隶总督府工作，还谋得了一个知州的官衔；有的在津浦铁路任职、有的在山海关关署任职，收入都很高。面对其他几房兄弟的发迹，回想父亲在世时家中的富贵，周贻赓心中颇有不甘。周贻赓自己没有孩子，为了重振老四房的家业，他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智商超群的大侄子周恩来身上。
1910年，周贻赓把周恩来接到东北去读书。100年前的中国的家长和现在没什么两样，都是想方设法要把家里的孩子、尤其是功课好的孩子送进重点学校读书。周贻赓给周恩来安排在东北念的两所小学——铁岭银冈书院小学部和奉天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都是属于在当时开风气之先、教学质量优等的小学校。1913年，周恩来该上中学了，周贻赓从亲戚那里得知天津有一家十分著名的好学校南开中学。当时南开中学与天津长芦盐运司有合作关系，长芦子弟进南开有一定的照顾，周贻赓就托亲戚帮助他从奉天调入天津长芦盐运司工作，同时把家也从奉天迁到了天津。为了培养侄子，周贻赓可算煞费苦心。1933年夏，周贻赓在天津去世，终年61岁。10年后的1943年夏的一天，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值夜班的小战士张颖聊天时提到了周贻赓，他说：“四伯对我恩重如山。”
祖父周劭纲长年在外奔波，做点小差事，生活很不稳定。1938年春天，伯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写信给祖父，让祖父去武汉找他。祖父到达武汉时，正面临着日军即将大举进攻武汉，祖父随即跟从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一起撤退，经湘乡、衡阳、桂林，最后落脚在贵阳。1940年，伯父又把祖父接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生活。1942年夏天，祖父在重庆去世，终年68岁。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一家居住在天津。父亲周同宇（恩寿）开一家小货栈，母亲王士琴做家务。当时，我们姐弟共有4个：大姐秉德、二哥秉钧、我和四弟秉华。我们的二伯父周恩溥已经于1944年底去世。
1946年，为促进国共合作，伯父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来到北平，父亲便从天津赶到北平和大伯父相见。由于革命，由于战争，伯父和父亲几十年没有联系，这一次兄弟相见才互相通报了祖父与二伯父去世的消息。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天提到‘爹爹去世’，你伯伯和你爸都哭了。”爹爹（diadia）乃绍兴人对父亲的称谓。那一次会面后，伯父让有关人员给交给父亲一项任务，即利用他的货栈为解放军提供毛巾、搪瓷缸子、胶鞋等生活用品。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夏秋之际，伯父将我们一家从天津接到了北平。
伯父先安排父亲去华北大学学习。华北大学是共产党进驻北平之后为年轻人开办的一所学习革命理论、培养共产主义新理念的短期学校。伯父认为父亲早年离开革命队伍，实在有必要重新进行学习。学习结束后，父亲经由伯父在南开中学的老同学陈颂言的介绍，入职华北钢铁局工作，当时陈颂言伯伯是华北钢铁局的总工程师。母亲则没有工作。解放前中国的妇女大多都是没有工作的，也没有地位。共产党号召男女平等，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母亲在新政权的感召下，也应聘了一所中学，当了一名俄文教师。为了帮助父亲和母亲适应新环境、新工作，伯父伯母便把我和大姐秉德、二哥秉钧三个孩子接进了中南海，暂时由他们来照顾。姐姐进中学，哥哥上小学，我被送进了幼儿园。幼儿园的全名叫中央军委保育院，也就是原来的延安保育院。在保育院，我的名字叫周咪咪。我们全是寄宿制，周末才回中南海。四弟秉华只有3岁，就留在了母亲身边。
而二伯父周恩溥唯一的儿子周荣庆当时已经20岁了，伯父便要求他去基层工作。荣庆大哥听从伯父的话，去往河南焦作，在一家机械厂做一名普通职工。他在焦作老老实实工作了几十年，一直到退休、去世。
建国之初，为筹建新政府和恢复国内经济，伯父的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9月，伯母受中央委托去上海邀请宋庆龄进京参政，任务完成后她就病了，住在颐和园休养。所以我在保育院一住就是两个月没有回家，周末由我的二娘（我的二伯母）王兰芳照顾我，当时她就在我上的那家幼儿园工作。12月的一天，伯父和父亲的六堂伯、我们叫六爷爷的那位老人家从扬州来到北京投奔伯父。傍晚，伯母在西花厅接待了六爷爷周嵩尧和他的孙子周华章。父亲下班后也赶了过来，伯母就说：“把咪咪也接回来吧。”伯父的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新世姐姐当时也住在西花厅，她后来对我是这样回忆的：“我们大家都去了前院，等着要看你，说小咪要回来了。等了一会儿，接你的汽车回来了。我们一看，哎呀，车里走下来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女孩，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黑葡萄似的，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真好玩儿。那时你也就四、五岁吧。小超妈妈（邓颖超）拉着你的手，大家一起回到后院。又过了一会儿，总理才从外面回来。”
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伯父。而在我的记忆中，则只留下了伯父见到我以后立刻把我举起来又举过了头的那个镜头。我看到这位陌生的伯伯抬头望着我，笑得十分开心。我还看到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服，人长得又白又胖，由于皮肤白，就衬托着他的头发、眉毛和那一双大眼睛都格外的黑。有几个大人围在他的身边，他们也都穿着黑色的棉服，也都高兴地望着我，其中有一个老爷爷还留着花白的长胡子。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和大人们一起开心地笑，低头看着这位双手把我举得高高的陌生的伯伯，我紧闭着嘴，只顾害怕了，心里紧张兮兮地在想：“你可千万别松手，你一松手，我可就掉下去了。”现在回想，那天站在伯父身边的，应该有我父亲周同宇（恩寿），有六爷爷周嵩尧和他的孙子周华章，还应该有伯父的秘书何谦叔叔和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几个大人。
说起来真不好意思，我的胆子这么小，四弟秉华可就比我勇敢多了。就在两个月前的秋天，父亲母亲曾带着刚满三岁的秉华去颐和园听鹂馆看望伯父和正在养病的伯母，伯父也是这样子把秉华举起来，甚至还把他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秉华开心极了，咯咯地笑个不停，一边又在伯父的帮助下，举起小手拼命地去够听鹂馆那个大门的顶框。
哥哥秉钧也曾对我回忆过他第一次见到伯父时的情景。1949年的9月，哥哥从天津来到北京后马上被安排进了华北军区荣臻小学（后改为八一小学）读一年级。当时伯父还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丰泽园有好几进院子，每排房子前面都带有回廊。这天，哥哥由何谦叔叔带着走进丰泽园，在一个回廊的拐角处，哥哥见到了对面走过来的伯父和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当知道哥哥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伯父既没有搂抱他，也没有叫他的小名大驹，而是伸出手来，直视着哥哥的眼睛，就像对待大人一样很正式地和他握了握手。哥哥的回忆让我想到，这正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过去，一个男孩儿一旦进了私塾念书，家中的长辈们，主要是男性长辈，祖父、父亲、伯伯叔叔们都不会再叫他的小名，而是要称呼他的学名了。如果他还没有“字”，那就一定要给他补上一个“字”，这样他和大家就可以以字相称了。小孩子一旦上了学，家长们也就开始了对他的严格管教。当然，伯母对我们的称呼就不像伯父那么严谨，除了大姐秉德、二哥秉钧，剩下的我们4个小的，伯母始终是“小咪、小四儿、小五、小六”地叫，一直到我们长大工作，甚至成家有了孩子，她老人家也没有改一改。
大家可能会说，你伯父是国家领导人，他又那么喜欢你们，你们住在他家，生活各方面是不是也会跟着享受很高的待遇？事实还真不是这样。下面我想通过自己小时候在西花厅生活的体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来看看两位老人家在教育周家后代的问题上遵循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西花厅。西花厅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一所招待宴请宾客的房子，是真正名符其实的“皇家会所”。新中国建国前这里还是原北平市政府的所在地。大家可能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参观过那个复制的西花厅，多少会有些印象的。西花厅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很大，是个大花园，有草坪、花圃、鱼池、水榭、亭台、长廊和满院子的树。院子北面的高台上矗立着一座颇具规模的大殿，大殿门楣上方的牌匾写着“西花厅”三个字，西花厅的人都叫它“大客厅”或“前客厅”。由于周总理一直分管国家的外交和统战工作，而那时国内外许多人又都还不了解共产党和新中国，伯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也许是考虑到这个前客厅正好可以用来接待中外宾客，他便住进了西花厅。
在前客厅的西侧有一间机要室，因为是设在和前客厅平行的高台上，我们小孩子们就叫它“高台”。曾任伯母邓颖超秘书的赵炜阿姨和另外几个同志就在这个机要室工作，他们专门负责处理收发文件，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
前院的最南头有东西两排小平房，我们叫它东平房、西平房。中间有一个宽敞的门洞，从门洞出去是西花厅的外院。外院呈长方形，像一个篮球场，院子北边也的确安放了一只篮球架。外院的东边是汽车库，一排6间灰色的车门，所以我们管这个外院叫车库。外院南头是西花厅的大门和一排警卫战士的住房。把着大门的那一间则是一个传达室，每天上午准时有一个黑脸膛大嘴巴的年轻人骑辆摩托车来送文件，大家叫他小方（方守仁）。建国初期，国务院各个部门只有1到2辆自行车作为公车，谁需要谁用，只有小方独享一辆摩托车，每天一阵风似的来回奔跑在国务院各机关之间传送文件，在我们小孩眼里十分拉风。小方把文件送到传达室，会有高台机要室的同志出来负责接收，再将文件分类，交给各位主管秘书。我记得当年我在车库玩时，常常看见赵炜阿姨抱着一大包材料和文件从传达室往回走。那时她才20岁出头，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让我很羡慕，因为我们八一小学不让低年级女同学留辫子，只许梳妹妹头（短发）。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留上这么长的辫子。
现在再来说说西花厅的后院。西花厅后院有几棵高大的海棠树，夏天树上结满了红亮亮的海棠果，浓密的枝叶向外肆意伸展着，给后院送来了大半的荫凉。正房的台阶前有两棵西府海棠亭亭玉立。院子中间是个小水池，水池里没有水，但是有座小石桥。两棵高大挺拔盖过屋顶的桧柏巍巍然立在桥头，据说它们应该是代表着原房屋主人的高贵身份。在我的记忆中，1950年代后院还种了一些花，有碧桃、丁香、珍珠梅、玉簪、鸡冠花等。伯父伯母都是爱花之人，是国务院管理处的花工老周叔叔（周保林）的劳动给他们带来了这一院子的姹紫嫣红。伯父便对老周叔叔说：“老周啊，西花厅最忙的就是咱们两个姓周的人了。”
西花厅后院的北房是正房，有周总理的办公室、书房，有我伯母邓颖超的书房和两位老人家的卧室，有一间带着小餐厅的家庭客厅，我们就叫它客厅。在周总理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卫士的值班室，但大人们一直习惯叫它“水果房”。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清香，但我很少见到有水果摆出来，大概这名字是从旧北平市政府那时沿传下来的。水果房的墙上装着电铃，方便周总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卧室，只要一按电铃，卫士们可以随叫随到。
后院的西厢房一排全是秘书们的办公室。这里的秘书也都是老革命、老干部，他们有的从延安过来，有的从东北过来，有的从新四军过来，还有的是跟随周总理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过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老同志又汇聚在中南海西花厅，一起辅助周总理工作。
后院东厢房的几间则比较机动，家属、客人、工作人员，谁需要谁住。50年代初，我和姐姐、哥哥就住在东厢房。
现在大家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看到的那个仿制的西花厅的房子是很漂亮的，的确有个王府的样子。但是在我小时候，这座皇家会馆早已经陈旧颓败黯淡无光，所有的门窗、回廊，该绿的不绿、该红的不红、一片灰秃秃的没有颜色。而且油漆也已经斑斑驳驳，抠哪儿哪儿掉渣儿。我有时候坐在前院不染亭的廊凳上玩，手欠，老是不由自主地想用手去抠长凳上的旧漆壳，一边还想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不把这些地方重新油漆一下呢？客人来了多不好看呐。可是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伯父去世，他也没有允许搞维修，西花厅的大院，就那么一直灰秃秃的。只是1959年，负责照料周总理生活的老秘书何谦叔叔趁着伯父去外地开会时，把接待客人的前客厅装修了一下。伯父回来后大发脾气，自己又专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这些我当时不知道，只知道他很不满意给他装修了前客厅，因为他说过一句话：“我跟他们说，你们去看看我那个西花厅，弄得跟宫殿一样。”他还说：“只要我当总理，国务院就不能盖楼堂管所。”
西花厅的陈旧一直延续到伯父去世以后，中办的同志几次要翻修西花厅，伯母都不同意。上世纪80年代，中办的同志告诉伯母，西花厅已被列入历史文化遗产了，他们必须进行一次检修和翻新，以待有关部门验收登记，伯母才不再坚持了。
因为毛主席习惯夜间工作，周总理的作息时间必须同毛主席保持一致，也是从夜间一直工作到凌晨5点左右才休息，休息到上午10点半左右起床，再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5点，年复一年，都是这样的循环。记得我还没上学时，和姐姐、哥哥住东厢房，印象最深的镜头是早上起床后，从东厢房出来，穿过院子去北屋客厅找伯母吃早饭。伯父在休息，整个大院十分安静，只有一个哨兵在院子里静悄悄地来回走动着执勤。大片的阳光洒满了庭院，穿过回廊，照在西厢房的一长排玻璃窗上。古建筑的窗户非常大，又没有拉窗帘，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秘书叔叔们已经伏在窗前办公了，他们的神情非常严肃和专注，连头都不抬，更没有人理会窗外走过的什么小孩。
我还记得有一个夏天的周末，天黑了，我穿条小花裙子独自坐在东厢房门前的台阶上乘凉，看到院子对面秘书办公室的那排窗户一片灯火通明，那正是抗美援朝最紧张的时刻，秘书们也跟着周总理在加班。那个镜头深刻地印在我一个儿童的心里，它告诉我一个人长大以后应该是怎样工作的。后来，当年负责对苏工作的秘书马列叔叔对我回忆说，那时我们和苏联方面事情的确比较多，我们的部队到朝鲜后，重型武器装备都没有，坦克也没有，通讯器材也落后，铁路交通设备也不够，都需要苏联的帮助。有些是他们无偿支援，有些需要拿钱买，要定货，所以他们做外事秘书的都无法按时下班。另外，一位当年曾在志愿军司令部通讯处担任过无线电通讯兵的老同志周世恺也在给我的信中特别提到：“据我所知，志司领导通过我们电台与中央军委通信联络，都与总理密切相关。总理时任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志司发去的电报都经过总理审阅后，批示中央及有关部委执行。中央发给志司的命令指示，也都由总理签发。总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仅在战事、后勤方面发布命令指示，还为战士们的生活操心操劳，总理为志愿军亲自动手炒面粉，在全军奔走相告、传为美谈、鼓舞士气。”
总之，西花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家，它的正式名字叫政务院总理办公室（后来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这是一个办公场所，是周总理为辅助毛主席指导全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外交等各项工作的总参谋部。所以，住在这里的孩子们首先要学会遵守纪律和保持安静，不能妨碍伯父的工作与休息。
记得我上保育院以后学会了跳皮筋，有一个周末，我向小朋友借了一条橡皮筋拿回家。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顾不上吃早饭，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院子里，把皮筋拴在两棵小树上，高兴地跳起皮筋，一边跳一边还唱着歌谣。刚没跳两下，卫士张树迎叔叔很快从水果房跑出来，小声招呼我说：“咪咪，咪咪，快别跳了，你伯伯在睡觉。”打这以后我就非常注意了。每天早上从东厢房出来，要脚步轻轻地穿过院子、从北房的西侧门进入客厅。伯父不起来，不敢大声说话，而且再也不在院子里跳皮筋了。后来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寒假，有一天，我一个人在东厢房做功课。当时，我们小学生的铅笔盒都是铁皮做的，我开盒盖时，不小心手一松，铁皮盒盖“啪”的一声翻到桌面上，我吓得心咚咚直跳：“哎呀，可千万别把伯伯吵醒啊。”如今想来，那时候我已经非常习惯说话轻、走路轻、动作轻了。这是西花厅教给我的第一个纪律，也是第一条家规。
除了保持安静，我们小孩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拉上伯父出去散步。因为伯父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除了出去开会，接见客人，他基本上就是在办公室里工作，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窝。西花厅纪律严格，遵守纪律的伯母一般也只能站在办公室门口提醒伯父休息一下、站起来活动活动换换脑子，而伯父常常是答应了，却依然一动不动。但是要保证周总理的休息与健康，那也是党交给伯母的任务。伯母就想出一个办法，让小孩子们去“打扰”他一下。伯父喜欢小孩，小朋友去叫他，他一般是不会拒绝的。我从5岁开始，就经常被伯母派去拉伯父出来散步。那时我还没上学，还不认字，也不懂事，还可以进伯父办公室。一般情况下，都是卫士叔叔或者护士阿姨交待我进去叫伯父出来散步。有一个叫张永池的叔叔后来对我回忆说：“你小的时候特别老实，不爱说话，还见人就笑。每次让你去叫你伯伯，你走到你伯伯跟前，也不说话，就那么笑眯眯地去拉他的胳膊，你伯伯一准儿会站起来，带着你出去走一走。”一般情况下，伯父会带我散步到前院花坛前转一圈，或者会走到西花厅的大门口附近；有的时候他走到一半，又忽然想起什么来，就立刻返回，不再往前走了。有一次伯父伯母带我和哥哥散步去了中海的湖边。记得那一次我们站在中海的岸边，看见湖面上划过来一只船，船上坐着一个长得像农民一样的伯伯，伯父和他打招呼。卫士叔叔告诉我：这位伯伯叫彭德怀，正在朝鲜前线打仗的志愿军都归他指挥。我知道抗美援朝，在西花厅的后厨房吃饭时，哥哥还教我唱过《志愿军战歌》呢，所以立刻记住了他的名字，觉得这个伯伯很了不起。
我的朋友李延的母亲李玉明阿姨解放初期在政务院机要处工作，当时机要处就在西花厅的隔壁东花厅。李延有一次对我回忆说：“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有一天我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出来散步，走到西花厅门口，正好看见周伯伯带着你也出来散步。我妈就向周伯伯介绍我们几个小孩的名字：‘这是大妞，这是二妞，这是三妞。’我嫌‘妞’不好听，急忙向周伯伯更正：‘我们不是妞，我们是牛。’一下子把周伯伯给逗乐了，他笑着说：‘是妞也挺好嘛。’然后你们就回去了。我妈说：‘你看总理多喜欢咪咪，他老带咪咪出来散步。’”我告诉李延：“那一天的事我至今还有一点印象，就是记住了你们家有三个‘妞’，最小的三妞好像才两三岁，长得很可爱。”
有一张照片是我6岁时跟伯父去中山公园看花时照的。护士王力阿姨后来告诉我说，那一天，天还没亮，她就把我叫了起来，她帮我穿好衣服，又给我在头上扎了个大蝴蝶结，也算给我打扮了一下。我好像还没完全睡醒，还迷迷糊糊地，就被她带到了伯父办公室门前，阿姨弯下腰来嘱咐我：“咪咪，你进去，对你伯伯说，你要去中山公园看芍药花。”我走进办公室，乖乖地按照王力阿姨教的话对伯父说：“伯伯，我要去中山公园看芍药花。”伯父一看，这天刚有点亮，他们就把这个小女孩给叫起来了，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伯父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伯母的安排，大概他觉得我这小侄女也挺不容易的，那就去吧。就这样，伯父带着我，还有孙新世姐姐、王力阿姨，和值班的卫士叔叔等一行人就去了中山公园。后来王力阿姨才告诉我说，伯父喜欢芍药花，尤其喜欢白芍药。每年中山公园的芍药花开了，他们都会想办法安排伯父去公园看看芍药花，也是为了让他休息放松一下。那天在公园里的情景，我至今还能有些记忆。印象中天空是阴蒙蒙的，其实那是5月中旬的黎明时分，天还没有完全大亮。我跟在伯父的身边，听他对大家讲芍药花和牡丹花的区别。他说牡丹花是木本，芍药花是草本，你们看那个芍药花的枝干是草茎，牡丹花的枝干像棵小树。可如今我每次再看这张照片，看拉着我的小手的伯父，总觉得他的心思好像并没在公园里，而是还留在他的办公桌前呢。在花圃旁边立着十几个高大的铜铸的鱼缸，里面养着各种漂亮的金鱼。我个子小，手伸得再高也够不到鱼缸的边，王力阿姨便把我抱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金鱼，有红色，有黑色，还有白色、黄色的，个头都很大。有的头上顶着一个绣球似的冠子，有的顶着两个冠子，显得富贵华丽，非常好看，阿姨说这些都是当年皇家培育的鱼种。我正看得兴头上，伯父转身发现阿姨在抱着我看金鱼，立刻让她把我放下。于是我被放了在地上，只好一个人在那些高大的鱼缸中间转来转去，既着急又无奈，也不明白为什么再也没有哪个叔叔或阿姨肯过来帮我了。下一次再去中山公园就已经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了。有一天老师带我们去中山公园过队日，一进公园，我第一个迫不及待地飞奔到大花坛旁边找那几只金鱼缸。现在我长高了，可以自己去看望那些美丽华贵的金鱼了。鱼缸都还在原地，但是最漂亮、最华贵的那几尾金鱼却已经没有了。
我从小胆子小也不爱哭，在西花厅几年一共就哭过两次，这两次还都是由伯父帮我给化解了。第一次是保育院的一个老师教我们小朋友跳舞。这个老师大概还是当年从延安农村招来的，文化水平低些，她教的那个舞蹈是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两个人，像散步一样，哈着腰背着手，往前走两步，又往后退两步，老头还要做出拿着长烟杆在抽烟的样子，很原始，基本不能算舞蹈。大家知道，我们汉族妇女自宋代以来就实行裹小脚，小脚女人怎么跳得起来呢，所以旧中国的广大妇女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舞蹈。那么周末我从幼儿园回来，伯父吃过晚饭会有大约十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伯母就说让我给伯父表演一个节目。我正好刚学了这个舞蹈，自己也想展示一下，就非常卖力地表演起来，往前走两步再往后退两步，一会儿演老头抽烟杆，一会儿演老太婆洗衣服，当然谈不上跳，只是在挪动步子而已。表演结束了，我就看着伯父，只等着他给我鼓掌或夸一句跳得好什么的。没想到伯父没有夸我，甚至没有笑，只是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这个舞蹈没有什么意义嘛。”我没有受到表扬，心里很受打击。我想：我这么努力地表演，伯伯怎么连一句表扬的话都没有啊。我那时有5岁半了，可我并不知道伯父是做什么职务的，只知道他是我的大伯，是我父亲的大哥，好像也是个大官。我们保育院有一个小朋友的爸爸是部长，那我伯伯也是个部长吧。我还没听说过“总理”这个官职，无论在西花厅还是在我父母那儿，没有人告诉过我。现在想起来，伯父面对一个不能算是舞蹈的“舞蹈”，那么严肃，那么若有所思，他一定是在考虑，中国农村的舞蹈太陈旧落后，一定要把新中国的舞蹈事业尽快发展起来了。不久，很快地，我们幼儿园调来一个文工团的阿姨教我们小孩跳舞。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间舞蹈，比如匈牙利的土风舞、苏联小朋友的友谊舞，还有扮演小动物的舞蹈等。后来又到一个周末，伯母说：“咪咪这次在幼儿园学了一个小猴子的舞蹈，给伯伯跳一个小猴子的舞吧。”可我还记着上次的委屈，这次说什么也不肯再跳了。大人们怎么劝都不跳，自己又说不出来，最后干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哭得很委屈。作家铁竹伟在帮我大姐撰写《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我当时在地上打滚尖叫。我没有，我胆子小，那种在地上打滚撒泼的勇气和魄力我还是真不具备。伯母看我哭，就说：“大家都离开这里，让她一个人哭吧。”大人们都走了，客厅里只剩下了哭鼻子的我。没有人知道这个一向很乖很蔫儿的小咪今天为什么哭，只有观察力超敏锐的伯父看懂了我的心思：是因为上一次跳舞他没有表扬我，还说我跳的舞没意义，我受了委屈，不想再给他表演舞蹈了。伯父就想弥补一下，哄我高兴起来。但是他不会哄小孩，不会过来摸摸你的头，或者搂一搂你，再说点什么“乖乖”啊、“好孩子”啊这类的话，这方面他非常老派，有点像过去旧家庭中的大家长，是有威严的和老古板的。那怎么办呢？于是有一天，伯父去北京饭店理发时，就特例地把我也带去了。北京饭店的理发室装修得很洋气，那些门窗呀、家具呀、理发用的镜台呀，全都漆成白色，上面还都刻着卷草的花边，比老式陈旧的西花厅显得洋气漂亮多了。伯父把我安排在他左边的一个椅子上，有一个叔叔开始给我洗头。洗头时头要往后仰靠在椅子背上，我个子太小，根本够不着椅背，理发的叔叔给我找来一个小板凳，我坐在板凳上才差不多了。但是头往后仰还是觉得脖子有点硌，我回头看看伯父，伯父仰着头，闭着眼睛，脸颊上涂满了白色的泡沫，一声也不吭，让师傅给刮脸。我只好也乖乖地让叔叔洗头发了。能跟着伯父去北京饭店玩，我当然很高兴，不愉快的事情就忘了。只是他以后再也没有带过我去北京饭店，所以我至今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我第二次哭是在上小学以后的第一个暑假，那时我和大姐秉德、二哥秉钧住在东厢房，我们仨一人一张床。天气炎热，我跟着姐姐去游泳池游泳。游泳还没学会，耳朵里倒先灌了水得了中耳炎，疼得我晚上直哭，睡不好觉。哥哥也睡不好，就去找伯母告状。伯母让王力阿姨过来给我打了一针。但是不管用，还是疼，又怕吵到哥哥，只好躲在被子里悄悄哭。第二天哥哥又去告状，于是晚上王力阿姨又过来给我打了一针，并且告诉我说：“这次用的是你伯伯的药。”我听懂了，就是说伯父知道了我的情况，是他吩咐王力阿姨用他的药给我治病。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药叫盘尼西林。当时还属于进口药，是专供中央首长的。王力阿姨走后，哥哥便给我下命令说：“今天晚上你不许哭了啊！”那天晚上我果然没有再哭，因为耳朵不疼了。
下面我再讲讲我所记得的西花厅里执行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几件小事。
195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伯父在前客厅招待外宾，好像是苏联的客人。那会儿苏联不是老大哥嘛，跟咱们关系好。天很热，招待科的同志特地给外宾准备了冰激凌。外宾走后，伯父也回办公室了，我和哥哥才能上前院去玩。刚好看见招待科的叔叔正在把一个装冰激凌的大铁桶抬出来，准备运回招待科。他把我们叫过去，顺手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冰激凌。反正冰激凌也不能留了，回去也要处理了。那个冰激凌特别好吃，奶油味很重。而当时一般老百姓都是没有条件吃到这么好的冰激凌的，顶多在街上买根水果冰棍、小豆冰棍什么的。伯母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那个招待科的叔叔就被伯母批评了一顿，以后我和哥哥也就再没机会吃到这样美味的冰激凌了。
还有一次是秋天，西花厅院子里的大海棠树结了许多海棠果。卫士宫润富叔叔比较喜欢和小孩玩，他找来一只大号的搪瓷缸，煮了一缸子海棠，又放了一大勺白糖，送给我和哥哥吃，我们都说这个煮海棠真好吃，他听了特别高兴。结果这个宫叔叔也受到了伯母好一通批评。他也不敢再随便摘树上的海棠果给我们吃了。那时西花厅的院子里还只有海棠树，后来才又种了梨树、核桃树，和两株大号的盆栽石榴。每年果子打下来，伯母都会将大部分果子上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伯母说：院子里的树是公家的，结了果子就应该上交。剩下的小部分，伯母自己花钱买下来，分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还会派人去送一点给我父母和弟妹吃。
还有一次是1952年夏天，我们那个六爷爷周嵩尧要过80大寿，伯父在西花厅给老人家做寿，除了我们一家，还有六爷爷的孙子周华章、曾孙周国镇。另外还有一个小男孩，是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晓枫，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饭后，伯父又带大家一起去颐和园游船。在颐和园，大家都上了船，船要开了，我却要上厕所，伯母没办法，只好留下宫叔叔和冯佛成叔叔在岸边等我，然后再带我划小船去对岸赶大船。那天是个阴天，昆明湖的东北角有片荷花区，荷花已经不多了，只有绿色的荷叶在湖面上连成了一大片，我们的小船就这样在绿色的荷叶中穿行向前。船走到一半，下起了蒙蒙细雨。宫叔叔人很机灵，一看下雨了，顺手就摘下一片荷叶顶在了自己头上。其实当时那个雨很小，还不至于打伞，宫叔叔就是淘气，他们都才20岁出头，是很年轻的小战士。但划船的冯叔叔不高兴了，他批评宫叔叔说：“你忘了咱们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摘荷叶，要是让总理知道了，非关你禁闭不可。”宫叔叔一听这个，赶快就把荷叶扔进了水里。我在一边好奇的问什么是关禁闭，宫叔叔逗我说：“就是关小黑屋。”两年后，活泼的宫叔叔因为另有任务，调离了西花厅。
因为伯父的作息时间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和伯母在一起吃饭。但是伯父在吃饭的时候，伯母有时也会让我和哥哥过去，坐在他旁边，和他说会儿话。我现在能记住的事不多，只记得有一次，伯父一边吃饭一边教了我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为什么我记住了这首诗呢？因为后来我上小学一年级，班主任刘老师教的第一首唐诗也正是这首“锄禾日当午”。我当时就想：“欸，这首诗我会，伯伯已经教过了。”
记得伯母也曾拿来画本，教我看图识字，印象中有戴着红冠子的大公鸡，有通身是青绿色的小青蛙。以后我上学了，在操场做操时，看到了趴在地上的青蛙，才知道青蛙原来还有棕土色的。
1952年夏天，我要上学了。有一次是伯父吃饭时，我和哥哥坐在他旁边，他对我说：“你要上学了，你的学名叫秉儀，这个‘儀’字笔划太多，你年纪小，怎么写得过来，你就改成适宜的‘宜’，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而且的且。”我听完伯父这么一说，马上跑出客厅，跑到秘书办公室去找马列叔叔。我为什么去找马列叔叔呢，因为在我一个小孩子的眼中，那些秘书叔叔们都很严肃，不苟言笑，只有马列叔叔对小孩子比较和蔼，我只敢找他。我问他：“马列叔叔，什么叫‘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而且的且’？”马列叔叔找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一个“宜”字，我就知道了。我拿着这张纸，回到客厅，伯父已经进办公室了，我就把这个“宜”字拿给哥哥看。这是我在西花厅唯一一次进秘书叔叔的办公室，而且是在我上学之前的事。我觉得伯父那时已经开始考虑汉字简化的问题了。建国初，我国4亿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政府开展全国性的扫盲工作已经有几年了，然而要想尽快地普及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字，能看报、会记账、会写信，谈何容易。我想伯父在为我改名字的时候，心里想的应该是汉字简化的问题吧。
上学之前，伯母曾带我和哥哥去过王府井一家商场买衣服，没有警卫，只有伯母的生活秘书霍英华阿姨跟着伯母。商场里人很多，一楼卖百货，二楼卖服装。上下两层是通着的，一楼是个大天井，走到一楼中间，左右两侧有木制楼梯，沿楼梯上到二楼，为防止人掉下去，二楼的边上则是用半人多高的木制栏杆围住的。栏杆里侧摆了一排木板，上面堆满打折的衣服，伯母也挤在一群妇女中间为我们挑衣服。那时共产党刚进北京城不久，没有人认出她来，她也很享受这种自由购物的乐趣。她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一件带花色条纹的棉线织的线衣，共产党的干部还在实行供给制，毛衣她是买不起的。但是她说：天已经凉了，你们也该加件衣服了。这是我印象中唯一一次伯母上街给我们买衣服，以后她就很少有机会自己上街购物了。那家商场后来经过改建，就成了今天的王府井百货大楼。
我小的时候长得很像我的祖母万氏，祖母是在伯父9岁时去世的，而父亲那时才只有3岁。1949年建国时，周家的老一辈人大都去世了，只有来北京的六爷爷当年见过我的祖母。在西花厅，六爷爷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说过：“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六爷爷还劝伯父说：“你就要了这个孩子吧。”作为有4个孩子的父亲也曾几次向伯父提出要把我过继给他，伯母也很愿意要我。他们都认为，把这个长得像自己母亲的小侄女留在身边，对从小失去母亲的伯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精神慰藉。但是伯父没有同意，为此他专门把我父亲找来谈了这件事。他说：“我要是要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别的孩子又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的孩子我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对待。”伯父不希望我被惯坏，也看不得他任何一个侄子晚辈受委屈，他就是这么一个既严格又公正的人。事实上，伯父特别喜欢孩子，每一个他见过的孩子，他都对人家特别好。后来许多童年时接触过伯父的同志在回忆他时都会说一句：“我小时候，总理特别喜欢我。” 我相信那不是他们的夸张，而是他们切身的感受。
在西花厅，自从我上学以后，伯母便给我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家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就在我上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回家，伯母把我叫到她的书房里，第一次很严肃地找我谈话。她说：“你现在是一名小学生了，而不再是一个儿童了，以后你伯伯和我就要用一名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了。”也就是说，伯母要给我定纪律、立家规了。那都是什么家规呢？当然，第一条家规我是早已经知道了，就是要保持安静，不许影响伯父和秘书们的工作。那么今天伯母要定什么家规呢？伯母和我谈过话，就把我带到值班室交给了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她说：“你和哥哥以后就要去大食堂吃饭了。”原先我们一直跟着伯母一起吃饭的，现在不行了。哥哥后来回忆，伯母还对哥哥说过一句话：“毛主席的女儿也是去吃食堂的。”总之，去大食堂吃饭，这是第二条家规。那天成元功叔叔发给我和哥哥每人一只搪瓷碗，一只勺和两毛钱（当时叫两千元），这两毛钱是几天的菜钱。我们两个小孩走出西花厅大门，横穿过一条小马路，又沿一条很窄的小巷子快要走到头了，才能到达中南海第三食堂，也叫国务院食堂。食堂里人很多，乱哄哄的。我找了一支买饭的队伍排在了后面。食堂为宽敞的老式平房，房中立着柱子，柱子上挂着小黑板，上面写了菜价。我个子小，得仰着头看，刚上学，实在认不了几个字，怎么办？就问旁边排队的叔叔，叔叔告诉我菜名和价格。我记得那天第一次吃食堂，我买了一个馒头，一碗二分钱的素炒白菜。当时“二”是繁体字“贰”，我就是从这菜牌上学来的。就这样，从那时起一直到我上大学，凡住在西花厅，住在中南海，我始终是在大食堂吃饭。除非个别情况，家里有外地的亲戚来，伯父伯母请亲戚吃饭，我或者可以跟着蹭一顿。
第三条家规是我不能再进伯父的办公室了。从此以后，那里就是禁区。这条家规我始终是认真遵守的，因为懂得伯父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我们既然住在西花厅，就不能随随便便的。记得大约是1964年左右夏天，伯父伯母去北戴河开会，整个西花厅只剩下服务人员老朱叔叔（朱士珍）照看房子。有一天老朱叔叔要打扫卫生，他把伯父的办公室大门打开了一上午，这在平常是没有的，伯父办公室总是关着门的。这天老朱叔叔说他要给办公室透透气，还把窗户也全打开了。他拿个鸡毛掸子在忙着打扫，就这么开着门。我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站在门口和老朱叔叔说话。虽然我也知道，办公室里的重要文件肯定早收好锁好了，但我依然不敢往里多走一步。伯父的纪律、伯母的规矩深入到我的生命里去了，即使他们不在时，我都不敢放肆自己。
虽然伯母不让我再进伯父的办公室了，但伯父埋头办公不肯出来休息一下的习惯还是没改，伯母还要为此操心。所以有的时候伯父在吃饭，或者他饭后休息几分钟的时候，伯母也会让我们过去坐在他身边，和他说几句话。也有时我们在值班室看小人书，听见电铃响了，卫士叔叔要去伯父的卧室照顾他起床，叔叔临走前会嘱咐我们：“你伯伯起床了，你们赶快站到他办公室门口，等他进办公室之前见你们一面。”伯父来到办公室门口，见到我们，偶尔会说一句话：“噢，放假了？”不过多数时候，他连话也顾不上说，只是看我们一眼，就转身进了办公室，或者直接出西侧门开会去了。另外若是有客人或者有工作人员带小孩来看望他们二老，伯母照样也会抓这些小客人的“公差”，安排他们进伯父的办公室“打扰”一下伯父。伯母会说：“恩来呀，你看看这是谁家的孩子来了？”伯母就是这样想尽办法，见缝插针地为伯父安排哪怕一两分钟的时间见一见孩子们，换换脑子，调节一下紧张劳累的神经。在伯母的心目中，保证周总理的健康，那可是党交给她的一项重要任务啊。
伯父的办公室不能进了，秘书们的办公室也不能进了。我只在小时候上学前进去过一次秘书的办公室找马列叔叔认字，以后就再也没去过了。与此同时，伯母还不许我们去打扰秘书们的生活。1950年代初期，西花厅大门外的西边有一个院子，叫南小院，里面住着西花厅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总理办公室主任李琦叔叔的大女儿延玲正好和我一样大，我便常去南小院找她玩跳皮筋。有一个礼拜天，我们俩在院子里跳皮筋玩的正高兴，延玲的妈妈王泓阿姨过来对我说：“咪咪，阿姨中午包饺子，你就留下和我们一起吃饺子吧。”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整天都吃大食堂，大食堂的伙食当然比不上王泓阿姨的饺子，再说我和延玲还没玩够呢，舍不得走，就留下来在她家吃了一顿饭。第二个周末回到西花厅，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就专门嘱咐我：“以后不要在别人家吃饭了，还是去大食堂吃饭吧。”成元功叔叔绰号“孩子王”，他管着我们的生活，食堂的饭票都是他发的。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在秘书叔叔家吃过饭了。
我入学的学校正是哥哥所上的八一小学。这个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北京军区的干部子弟，其中很多学生的家长都还正在朝鲜前线打仗。记得有一次我们全班同学集合站队，班主任老师说：“家长在朝鲜的同学往前一步走。”结果话一落音，有一半同学站了出来。学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大家不但起床出操要动作迅速不许迟到，连一天三顿饭也都要集体排队进食堂，老师不喊“开动”，谁也不许动筷子。大家穿的衣服和鞋子也都是统一发的，谁身上也没有零花钱，也没有人比吃比穿，而是要比谁更艰苦朴素，谁能做到团结同学关心集体。学校每学期评选优秀班集体，都是拿当时宣传的中国和苏联的战斗英雄的名字来命名，比如黄继光班、董存瑞班、卓娅班、舒拉班。学校还定期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去农村参加劳动，干不了重活没关系，可以除除稗草、挖挖花生，就是培养你的劳动意识。到了周末，大家可以回家了，学校位在海淀，离城里较远。北京军区各部门便出动大客车来接学生们回家，一接就是十几、二十几个孩子，即使有个别首长的小汽车来，也多是一辆车里接两家孩子。原来我在幼儿园时，每次回家都有二娘带着我，我们娘俩坐三轮车进城回西花厅。现在上小学了，伯母只好看西花厅哪位工作人员正好有空，就请他骑自行车去学校，在学校门口雇一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接回家。当时伯父有两辆小汽车，伯母自己也有一辆小汽车，但是伯母说：“汽车是公家分配给你伯伯工作和开会用的，你们小孩子没有权利享用。”也因此，每逢周末，当学校大门内的空场上停满了大大小小来接学生的汽车时，你总能看到还有一辆三轮车也停在校门口。一位脸色黧黑、身着粗布衫的三轮车师傅正带着几分好奇几分耐性向校门内张望着、等待着。不用问，那一定是邓大姐派人来接总理的侄子侄女回家了。说起来，这也算得上是当年八一小学的一景了。而三轮车的车费，自然是由伯父自己掏钱。其实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国家干部还正实行供给制，伯父每个月也只有很少的津贴。总之，不能享用伯父伯母的小汽车，应该是伯母给我和哥哥定的第四条家规。有的时候，西花厅的叔叔们都太忙，只能两、三个星期才接我们一次。伯母告诉我周末如果叔叔没有来接我们时，我可以去找哥哥玩，但是哥哥喜欢和男生一起在校园里玩，登高爬低的，我去高年级男生宿舍就从来没见过他的人影儿，我只好去高年级女生宿舍找大姐姐们玩，这些大姐姐们的父母或是在外地或是在国外工作，还有的家长还在驻军朝鲜，周末她们也没地方去，学校特别为不回家的学生们开放了活动室，活动室里准备了小人书、故事书、象棋、跳棋、跳绳、毽子、铁环等，让同学们游戏。
大约在1954年春天，国务院开始实行工薪制，伯父开始领工资了。而军队还是供给制，八一小学的学生吃饭还是不用交钱。但是伯父认为自己既然已经领工资了，就应该自觉为孩子们交伙食费。我还记得第一次为我们交伙食费的是送我和哥哥回学校的冯佛成叔叔。那是一个早春的下午，叔叔一个人伏在学校财会室的窗口前交费，我和哥哥则穿着大棉袄大棉裤站在一旁等他，走廊里空空荡荡的没有别人。我不由地在想：为什么同学们都不用交伙食费，而我们却要交伙食费？不过很快地，就在我们脱下棉袄换上春装的时候，又有几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家长也来财会室为自家的孩子交伙食费了。
西花厅有许多工作人员，伯母的第五条家规就同他们有关了。伯母规定我们必须要尊重在西花厅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对秘书、干事，还是警卫、司机、厨师、医生、护士及后勤服务的同志都要有礼貌，见面要打招呼，要叫“叔叔”、“阿姨”。伯母说：“你伯伯说了，这些同志是组织上派来帮助我们工作的，你伯伯和我和这些叔叔阿姨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所以，一直以来，在我和哥哥眼里，这些叔叔阿姨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是在为党工作为国家工作。所以，伯母的第五条家规就是：我们没有权利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也为我们小孩子服务。原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姜贵春同志就曾对我说过：“我们从来没有伺候过你们。”（姜贵春刚来西花厅时只有18岁，我只叫他小姜，不叫叔叔。）是的，随便支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为自己服务，这种情况在西花厅你想都不敢想。
与此同时，伯母自己对工作人员也非常平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母亲就曾对我回忆过：有一次她去西花厅看望伯母，伯母说今天请母亲去外面吃饭，由于那天为伯母做生活服务工作的霍爱梅阿姨要留在家中做事，不能跟着一起去，伯母临走前便对霍阿姨说：“那就偏劳你了。”“偏劳”这是句老话，意思是“让你留下来受累了。”
50年代初，西花厅的叔叔阿姨大部分还都很年轻，伯父伯母对待他们就像对自家的孩子一样好。如有哪位同志结婚，伯母会代表她和伯父非常认真地准备一份贺礼，或者一对枕巾或者一对钢笔或者一幅织锦风景画，东西不贵重，礼轻情意重。而当哪位叔叔的爱人或哪位阿姨生了宝宝，伯母又会去买来一只老母鸡、两斤鸡蛋、一包白糖或红糖，送给产妇，表示由衷的祝贺。而那只老母鸡是从特供商店买来的，那时中央首长的食品供应都有定量，老母鸡送给了生宝宝的同志，他们这个月就只能少吃一只老母鸡。不过老两口并不在意，他们太喜欢小孩子了。
有一个护士阿姨叫郑淑云。因为小郑阿姨工作忙，有一次，伯母专门把小郑阿姨的男朋友崔长庚叔叔请到西花厅来，对他说：小郑因为照顾她而不能经常出来和小崔同志约会，十分抱歉。1960年1月，小郑阿姨结婚，由于她家住房太小，结婚仪式就借用房东贾大妈的房子举行。伯母知道后还专门去贾大妈家表示感谢。她对贾大妈说：“你看你的房子还做了我们工作人员结婚的礼堂。在你这儿行的礼，是不是这样啊？”贾大妈高兴地回应说：“是啊！是啊！”
所以，凡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都亲切地将西花厅称作是“家”，将伯父伯母这两位老革命，视如自己家的老人一般。
而在我结婚生孩子时，伯母却只是送了我几只他们用过的掉了瓷的搪瓷小碗，几件伯母穿旧了的棉毛衫裤。伯母说：“棉毛衫裤是纯棉的，质地比较柔软，你可以拆开了给孩子做尿布。”还有一块老两口用了好几年的塑料花桌布，伯母说可以垫在小床上、防止孩子尿湿了被褥。
今天，我们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见到原来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仍然要恭敬地称呼他们“叔叔”、“阿姨”。2006年初，原中南海警卫局的老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纪念周恩来的座谈会，我代表周家晚辈在会上发了言。我说：“按照中南海的规矩，当年凡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志，我们做晚辈的都须称呼你们‘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们：你们跟着毛主席、周总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革命工作了一辈子，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全部心血，你们辛苦了！值此新春之际，我们在这里祝愿你们健康、快乐，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一段时间，我的姐姐、哥哥、弟弟身体状况都还不错，腿脚也都还灵便，每逢春节，我们会分成几组，买好年货，到各位叔叔阿姨家去拜年。如伯父当年的秘书马列叔叔、钱家栋叔叔、陈浩阿姨，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伯父的两位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张树迎叔叔；卫士乔金旺叔叔、韩福裕叔叔，还有曾照顾伯母生活多年的霍爱梅阿姨、霍英华阿姨等等。周家鼎叔叔住在国防大学，路途较远，当时又不通地铁，未能前往，但是我们也和他通了电话。
建国以后，新政权的工作千头万绪，中央领导同志身上的压力都很大。中央办公厅便想办法创造机会让首长们得到休息，放松一下。但是伯母不允许我们也跟着享受任何特殊的照顾。这便是她的第六个家规。
比如中南海的甲区那边一般会在周末给中央首长和家属们放些内部电影，我们西花厅这边也会得到通知。但伯母不许我去。她说：要想看电影，就到咱们国务院礼堂吧，这边也有电影看，我给你买票。国务院这边放电影最早是在国务院大食堂。周末晚上，食堂工作人员把饭桌收干净后挪到墙边，再把长条凳一排排摆好，就变成电影院了。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及家属都可以来看，放的也都是社会公映的电影，票价5分钱。后来才改在国务院小礼堂。还有，在暑假里，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开会，他们的子女也可以跟着家长去北戴河度假，但伯父伯母从来不带我去。伯母说：“你伯伯上北戴河是去工作的，你们小孩不能跟着去。”大约在我高中以后，还有一次伯母说：“你伯伯说了，什么时候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去北戴河度假了，你们才能去。”那一次伯母安排了我的发小彭晓枫去北戴河度假，她可能怕我有意见，又特别补了一句说：“因为晓枫是彭雪枫烈士的儿子。”我心里就想：“哎呀，你不用跟我说，我知道我不能去。”就这样，我始终记得伯父那句话，一直到2001年，我哥哥秉钧从广州来北京出差，我们两个人才陪着我母亲去了一趟北戴河。那时北戴河旅游景区早已对外开放十几年了，一般老百姓怕是都比我们去得早了。
大家会说，这么多家规约束，那你的生活多枯燥，多没劲呀。其实也不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西花厅又增加了几个孩子，一是伯父在重庆时期工作时的警卫副官把他的两个孩子送到北京来，托伯父伯母帮助照顾，他们也住进了西花厅。这样，我和姐姐、哥哥住的东厢房肯定不够住了，况且东厢房还要给值班的护士阿姨等工作人员留出地方来。伯母就把我们这几个小孩都送到前院门洞旁边的东平房院子去住，也省得小孩子多了，难免叽叽喳喳地影响伯父休息。而姐姐已经是大姑娘了，她还住在东厢房。东平房里有一排平房，每间房里有两或三张单人木板床、一张旧的两屉桌、一把旧椅子，条件和大门口的警卫战士住房一个标准。与此同时，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和她的三个孩子，也被安排住进了前院水榭旁的一处房子里。平时大家都住校，到了假期，几个孩子都回到西花厅。伯母让我们组成一个假期学习班，由大孩子管小孩子，每天一同出操，一同去食堂吃饭，一同做假期作业，作业做不完谁也不许玩。做完功课，大家在一起玩，打乒乓球，看哥哥们打篮球，听大姐姐讲故事，在前院的亭台、假山、回廊和干了的大水池一带玩捉迷藏，还一起去游泳池游泳，去图书馆看书，过得很快乐。而且自己的内衣裤、手绢、袜子也要练着自己洗。有时伯父伯母出来散步，经过小平房，还会进屋抽查我们的个人卫生。哥哥后来对我回忆说，有一次伯父散步来到小平房，正好看见哥哥屋子里扔着没洗的袜子，结果哥哥挨了一顿批。伯父对男孩子们管得更严一些。
我们在前院过暑假，伯父在后院紧张地工作，而每当伯父出来散步，便会在前院看见我们这群小孩奔跑的身影，听到孩子们开心的笑声。我想，在伯母的心里，这对伯父就是一个最好的放松和休息，这样的安排应该是一个最理想的安排。
然而伯父却不这么看，伯父认为，孩子总是住在西花厅这个深宅大院，太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对孩子的成长没有一点好处。于是，暑假过后，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父母从东城搬到西城一处稍微大一点的房子里，伯父就让我和哥哥回家住了。他对我们说：“出去不要说和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了，问起来，就说是很远的亲戚。”不久，我大姐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分到朝阳区教育局，她也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我想，“出去不要对人说和我们的关系”，这应该是伯父伯母给我们定的第七条家规。
西城的家在锦什坊街的机织卫胡同，就是现在金融街购物中心的位置。院子里住有4户人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房子虽然是比以前大了些，但家中人口还是多，除了父母、我和哥哥、四弟，家里又添了五弟、六妹两个小娃娃，还有照顾他们的两位老大娘，房子就不显得宽绰了。五弟和照顾他的朱大娘跟我睡一张大床，旁边一张床睡的是六妹和另一位潘大娘，哥哥睡在客厅兼书房的起居室，四弟则是晚上临时搭一张行军床睡。这样的格局让我感到很不适应，再去西花厅的时候，我就对伯母诉苦，说家里太挤了，妹妹睡觉还老哭闹，我不习惯。伯母听了很不高兴，十分严肃地批评我说：“人家老百姓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人家能住，你为什么就不能住。”
五弟秉和生于1951年11月，六妹秉建生于1952年10月，是个早产儿。伯父伯母十分疼爱家中这一对解放后出生的“金童玉女”。伯母还特地给他们起名叫秉和、秉建，喻“和平建设”之意，那正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年代。
由于父母都有工作，每天要去上班，便请了两位老大娘来到家里帮助照顾五弟六妹。其中潘大娘是农村妇女，朱大娘过去在清朝一个王爷家给人照看孙女。伯母在开始领工资后，有一天，她特地把这两位老大娘请到西花厅吃饭，伯母对她们说：“现在，家里又添了两个孩子，按说我这个做大妈的应该帮助照顾。但是你们也看到了，我的工作太忙，身体又不好，就请你们二位多费心了。”两位老大娘十分感动，从旧社会过来的她们眼中，这就是当朝宰相的夫人哪，却对她们这普通的劳动妇女如此尊重客气，真是从没有过的。她们临走前，伯母还送给她们每人100元钱。她们十分珍惜这份厚礼，每人都用这笔钱给自己打了一副金耳环戴上了。伯母听说后却对母亲感慨道：“哎哟，我可不敢给自己打什么金耳环。”
我家原来住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的那处房子，由于夏天太阳晒得厉害，房子小又不通风，才8个月大的五弟秉和头上憋出了许多热疖子。小男孩又疼又痒，整日哭闹不止。当时母亲还正怀着六妹，伯母知道后，干脆就把母亲和五弟以及照顾五弟的朱大娘接进了西花厅。白天母亲和朱大娘抱着五弟去中南海门诊部换药、烤电，傍晚时分，伯母则陪着母亲，用小车推着五弟，妯娌二人一起在前院的花园里散步纳凉。就这样，母亲带着五弟在西花厅度过了一整个暑假。直到五弟的热疖子完全治好，才把这个漂亮的小男孩送回家，又健健康康地还给了父亲。
小六妹秉建一岁的时候得肺炎住进月坛儿童医院，这事又让伯母十分惦记，她托卫士谢廉珍叔叔去我家看望。在附给母亲的信中，伯母写道：
“士琴妹：小六的病好些了吗？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我，我时常在惦念着。兹特派谢廉珍同志来问讯，望将小六的病况告他。我为可爱的小六祝福。望你注意，保重身体为盼。另 咸鱼两条，送你们佐餐。祝好。
大姐十一月三日”
还有一次，伯母在信中写道：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希望不久能看到你们一家。望你多保重。祝好。吻五、六儿。”
每次父母带五弟六妹到西花厅来玩，伯母总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糖、花生和水果，哄他们吃。而我平时是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吃饭的时候，伯母最喜欢看胖乎乎的小六妹大口大口吃肉的样子。她曾羡慕地对母亲说：“你快看，你看小六吃得多好，我就做不到。”
回到家里，再没有叔叔去学校接我们了。每到周末，上小学六年级的哥哥带着上三年级的我和上二年级的四弟秉华一同回家。我们从海淀坐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再换7路公交车到家。家里只给我们来回的车费，没有多余的钱。不过，那个时候小学生们差不多都没有什么零花钱。哥哥为了能省出点零花钱好给我们买零食，常常带我们步行走到中关村去乘车，3个人就可以省1毛5分钱。再大一点了，我们干脆从学校一直走到动物园。那时社会治安非常好，白颐路上没有什么高楼和汽车，只有公交车、自行车，还有马车。路边的草丛里点缀着白色、黄色的小花，还藏着许多螳螂和蚂蚱。高高的白杨树为我们一路遮荫，远处是一片又一片的庄稼地，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我们就一路走一路玩。到了动物园，可以用省下来的钱买上几块水果糖再去搭车。下车后，在胡同口的小人书摊再租上两本小人书，小人书一分钱看一本，看完了才心满意足地回家。那时大家都清贫，但是我们很快乐很安全。
冬天家中没有暖气，父亲身体不好，有胃病，他仍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全家人生炉子。生好炉子，做上一壶水，他就上班去了。周末和假期在家时，母亲让我们帮助做家务，擦地，倒垃圾、倒炉灰，做煤饼这样的活儿是哥哥和四弟做，我负责带五弟、六妹玩，给他们讲故事，做游戏。傍晚带他们到院子里乘凉，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学唱歌。我们回到家，伯母也会想念我们，母亲让我代表弟弟妹妹按时给伯父伯母写信汇报我们的生活，信的开头永远是：“亲爱的七妈、伯伯：”“七妈”在前，“伯伯”在后。（伯父在家族中大排行七，我们称呼伯母为七妈。）国庆节，街道组织胡同里的居民去长安街看游行仪仗花车。父亲说两个老大娘平时很辛苦，也没什么娱乐，他让我和四弟陪她们一起去看游行表演，当然还要用小竹车推上五弟和六妹。国庆节的晚上，父母带我们去西花厅，伯父在天安门主持焰火晚会。当时中央首长可以带家属子女上天安门看焰火，但伯母不让我们跟着伯父上天安门。她说：“你伯伯上天安门是有工作，你们不能去。”伯母带我们全家一起散步到中南海的海边，隔着宽阔的湖面，就可以看到对岸的天空中五彩缤纷的礼花。海边还有一些国务院的普通干部也带着孩子来看焰火。伯母坐在岸边的凳子上对我父母说：“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也可以来。”看完礼花焰火，伯母拉着五弟六妹的小手，一家人散步回去，伯母边走边说：“小五，小六，你们知道吗，咱们共和国又长了一岁。”
春节前，街道副食店开始向市民供应节日副食，一人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一两香油，二两粉丝什么的。我和四弟去排队，天寒地冻，一站就得是半个多小时。有一次四弟带六妹去排队，还把六妹给弄丢了，最后还是派出所的警察叔叔把六妹送回了家。我家附近的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还给学生们组织了寒假期间的专场电影，价格便宜一半。
1958年春节前夕，伯母托人带给母亲的信是这样写的：“士琴妹：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上次送给你们的酒（是一大坛子米酒，我还有印象——秉宜注），请转送一些给姥姥，作为对于长者退休的慰问。近日我的身体情况又有进步，请释念。在每日上午九点至十点半或下午四至五时之间，你只要有空，可在任何一天来我处会晤，略谈此。祝你和孩子们春节好！大姐二月十五日
上次咪咪来玩，交她带回105元，想已收到。
同宇有信来否？休养的成绩如何？念念！又及。”
我的姥姥王玫曾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做了25年小学教师，解放初期，国家需要人才，伯母见她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便介绍她到全国政协图书馆工作，使老人的晚年也有了稳定的收入。姥姥于1957年底退休。细心的伯母为此特意在信中向老人表达了慰问。
有一年的春天，伯母从南方养病回来，父母带我们去看望伯母。西花厅的院子里开满了白色和粉色的海棠花，大家在院子里赏花时，陈老总从东花厅那边散步过来找伯父，看到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就走过来和伯母打招呼。伯母向陈老总介绍五弟、六妹，说这是总理最小的侄子侄女。陈老总一边低头笑着打量五弟和六妹，一边操着我不太听得懂的四川话点头称道：“嗯，好嘛，一对金童玉女。”
后来，五弟六妹长大一些后，有时也会乘公交车去西花厅玩。姜贵春后来对我回忆道：你七妈总觉得你弟弟妹妹年纪小，每次他们来西花厅玩，走的时候，大姐就是不能放心，她让我把孩子们送到大门口，给他们叫一辆三轮车，付好车费，再嘱咐那个车夫一定要把两个孩子送到家门口，并且还要求我别忘了记上三轮车的车牌号。
五弟六妹该上小学的时候，伯父已不愿意再安排他们进八一小学了，而是让他们进了普通学校，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叫赵登禹路小学。伯父一直认为孩子们在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容易脱离社会脱离群众，不利于他们的成长。1955年他视察北京101中学时，曾专门对学校的干部子弟讲话，嘱咐他们不要做八旗子弟。1964年夏天，伯父在给周家亲属开会时也专门谈到“新中国的青年不要学八旗子弟”，我印象中，他并没有说“周家子弟”，而是说“新中国的青年”。他还说八旗子弟后来废弃武功，养尊处优，几代以后就没落了，变得只会提笼架鸟，斗蟋蟀，玩物丧志，清王朝最终葬送在他们手中。五弟六妹很听话，从小学到初中，他们快乐地生活在胡同里，甚至后来去农村插队，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伯父是谁。前几年，大概是2011年左右，有一次五弟秉和去西柏坡革命纪念馆参加一个活动，跟他同住一个房间的是北京和平门烤鸭店的老总，姓姜。大家聊起来才知道都是北京35中学的校友，还是一个年级的。姜总十分感慨，说在学校就从来没听说过还有同学是周总理的亲侄子。我后来想这正是伯父所希望的，希望我们一直生活在老百姓当中，希望我们一直做一个老百姓。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我们就好像是一群小土豆，伯父要把我们这些小土豆深深地埋进人民群众的土壤里。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机关干部，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们的收入都不高，伯父每月从他的工资中拿出105元来帮助父亲，主要是用于家中孩子们的学费。为什么是有零有整的105元？姜贵春说：当年卫士长成元功对他讲过，这105元生活费是伯母让何谦和成元功“根据北京市民平均生活水平加上你家人口折算出来的。”唉，这么精准的计算，一听就是伯父的决定。另外，有时父亲胃病犯了，伯父还会再给他增加一些营养费。记得1990年代我去看望张树迎叔叔，他对我回忆说：“有一天我进你伯伯的办公室，他忽然抬起头嘱咐我；‘同宇那边的生活费别忘了送过去。’唉，你伯伯真是什么事都要操心到。”后来由于父亲总是犯病，胃疼起来不能正常上班，伯父便要求父亲提前退休，伯父对父亲说：“你不能为人民工作，就不要再拿着人民给的钱了。你退休吧。”母亲告诉我，伯父还对父亲说：“你生活有困难，我养着你。”1963年，父亲59岁时退休了。父亲退休后，伯父每月给我们家的生活费从105元提升到120元。伯父不止一次告诫我们“生活上要向劳动人民看齐。”有一次他还提到司机老杨叔叔（杨金明），说老杨叔叔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全家九口人。他说比起老杨叔叔，我们家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而伯母则负责接济我的二娘（二伯母）王兰芳。二伯于1944年在山东去世，淮海战役时期，二娘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干部子女的幼儿园做保育员。1955年部队大裁军，二娘复员了。复员军人都会领一笔复员费，伯父却不让二娘去领。他说二娘以后的生活由他们负责，就不要再给政府添麻烦了。于是便由伯母每个月给她50元生活费。二娘身体不好，经常来北京看病，所有的医药费、住院费以及住招待所的费用，全是伯母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1975年11月的一天，哥哥去西花厅看望伯母时，伯母对哥哥说：“你知道吗，二娘去世了，这样我的负担也轻了些。”伯父伯母除了在经济上帮助我们家，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伯父的老同学老部下等，凡生活有困难的，他们也都会给予资助。比如老杨叔叔，伯父每个月都补助他几十元。伯父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曾经特别向我强调：两位老人这样做，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找政府申请补助，就可以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我虽然回到了家里，但假期时间也会经常去西花厅玩。有的时候我忘了去，西花厅哪位叔叔来我家送生活费送东西时，就会告诉我：“你七妈说，让你去玩呢。”以前住在西花厅时，每个学期的期末，老师发了成绩册，我都要交给伯母看，现在我回父母家了，成绩册照样要给她拿去看。我当时功课比较好，又比较听话懂礼貌，属于好学生，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伯父伯母的表扬。上三年级时，有一次我的作文在学校评比得了奖，母亲把作文送到西花厅。伯父很高兴，一边吃饭一边用红铅笔在作文本上帮我修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还说：“下次有好的作文再拿给我看。”可这件事情我却一点也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人表扬我。不但没人表扬，伯母反而专门把我找来谈话，说我最近有骄傲情绪，要注意了。她还说到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多少艰难困苦都过来了，今天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尚且不敢骄傲，尚且要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等等，说得我一声不敢吭。那天西花厅偌大的客厅里就只有伯母和我一老一小这么面对面坐着，那个场景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清晰地存在我的记忆之中。还有一次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第一学期时，学校组织大家去观看全军运动会的开幕式。我回到西花厅后告诉伯母说：“我们去看了运动会开幕式，可是有一支仪仗队走得不怎么整齐。”伯母听了很不高兴，说：“学校组织你们去观看运动会，是要你们学习运动员顽强刻苦训练、为国争光的精神。你不想着向这些叔叔阿姨学习，却一上来就评头评足，这么不虚心怎么行。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了这一句话她又批评了我有10多分钟。我真是怕了她了。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期末，我的作文成绩没考好，自己觉得很丢脸，母亲也责怪我在退步，可是按照惯例我还得去西花厅上交成绩册。记得那一天我真是硬着头皮走进伯母的书房，把成绩册交给了她，然后老老实实退回水果房（值班室）里，一声也不吭，只等着她会出来把我数落一通。我没想到，这一次伯母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我白紧张了半天。这件事让我打心里感谢她老人家。为了不辜负伯母的信任，我暗自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作文成绩再追上去。母亲在晚年时对我也谈起过伯父曾对她的一次批评。那还是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四弟秉华特别贪玩、不爱学习，母亲怎么批评他都没用，于是母亲只好带着他去西花厅向伯父告状，说这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考试又经常不及格，真是太不争气了。伯父立刻阻止了母亲的抱怨，他说：“你不要这样讲孩子，你要多引导他，培养他对学习的兴趣，他有了兴趣，自然就会好好学习了。”
谈到教育，现在的家长们的确都在拼命培养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赢在起跑线上，如果一个小学生功课不好被家长训斥似乎是再正常不过了。回想我在上高中阶段，业务课也不怎么好。我上的学校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比起班上那些天才的小画家们，我的业务课只能算中下等，自己也挺灰心，绘画作业也从不拿给伯父伯母看。而两位老人倒也从不过问我的业务学习成绩，也从没有要求查看我的绘画作品，更没有说过一句责备我的话。至今回想起来，我要感谢伯父伯母对我的宽容和信任，让我能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去独立思考和逐步寻找自己最适合的定位。
虽然学习方面给予我宽松的环境，但是伯母在我眼中仍然是一位十分严厉的老革命。在品德教育方面，她的管教一刻也不放松，你做的好她不表扬，做的不好却是一定会挨批评。
还是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对我和哥哥说，前几天周家有一个亲戚去看望伯母时，曾对伯母提到：我们周家与鲁迅家是亲戚。伯母听了很不高兴，批评她说：“你不要老想着和名人攀亲。”伯母又嘱咐父亲把这件事告诉我和哥哥，让我们也要记住：不能有攀附名人的思想。那么，在我们那个年代，老百姓心目中的名人都是谁呢？是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这些文学大家，是赵丹、白杨、张瑞芳这样的大明星。那时，还真没有人把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看成是名人。那一天，父亲还告诉我：我们家的籍贯是在浙江绍兴，家族的祠堂叫“百岁堂”（正名锡养堂，俗名百岁堂），我们和鲁迅的那个周家不属于一个祠堂。听了父亲的介绍，我便在心里想着：“知道了，我保证做到不去攀附名人。不过，要是和鲁迅家真的是亲戚，那该有多高兴啊！”这个“不去攀附名人”的思想一直管着我，以至到了本世纪初，老革命家的后代的红色活动开始兴起。记得我第一次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活动，一看来的都是资深老革命家的子女，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见面。因为不熟悉，我只好在他们的座位旁边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人家不来打招呼，我都不敢贸然上前大模大样地去做自我介绍。
来源：中红网
作者：周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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