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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午门。
“午”者，南也！中国的古老成语“面南而坐”“坐北朝南”无形中已经给“南”提供了一种事实上的方位尊贵，南，即有正向的意思。因此，午门天然也就获得了一种显赫、尊贵，这种地位，连威武不凡的“五凤楼”也要在形制上担当一种配角儿，给它提供排场上的宏大。
光凭这一点，它就远远超过了东华门、西华门和神武门，成为皇门之首。
出入紫荆城，少不得要在它的眼皮底下充当一回“小人”，这个“小人”，倒非粗话，而是人这种个体相较于重檐庑殿的午门，也确实显得渺小；再者，作为强大封建秩序在建筑外观、形制上的一种延展铺陈，午门又确实让人从内到外感到一种寒气压顶，咄咄逼人。当新科状元带着浓郁的土气，一脸茫然地踏入紫禁城，进入午门的时候，他会是宠辱不惊，视若如常吗？当那进京述职的外地官员，长年放职在外，一入皇门，他会满副轻松，真真自在吗？还有那出阁宫廷，即将正位后宫的皇后，当一顶花轿抬至午门，面对这堵红体高墙，她会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无忧无虑，了无牵挂吗？即便是贵为皇子门领命办差，当他们骑着马，带着随从，跨出午门的时候，冥冥中他们的命运遭际也不可预测地充满风险挑战，如剑在悬：办好了差，自然可以荣耀凯旋，在这午门广场接受王公大臣们的隆重接驾；然而一旦差事办砸，纵然贵为皇子，也要面临封建体制中来自君父的直接问责压力——办不成差不得回京。午门，也成为一道冷酷严苛的拦路高墙，将其拒之门外。
几百年来，它矗立在那里，以天地为之一凛的身姿，看着眼皮底下进进出出不断变换着脸面的人们，每日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八方来集，将昔日的肃穆之地演变成喧闹之所。
从明初到清末，从朱棣到溥仪，多少大大小小的官员、学子、使臣，从这里走进深宫，上朝奏议、应试授官、远道来贺，给王朝注入新的元素，推动着气象更新，促进新陈代谢。这一切，它都一览无余地看在眼里，卑污小人的伎俩，哀忧时局的铮臣，宵旰勤政的皇帝，昏愦误国的劣君，欢笑，哀愁，忠贞，奸邪……都在这里演绎，定格成一个个饱满的历史瞬间，交织成封建王朝不同形态的脸谱大全。面对这官场万象，它似乎有足够的定力，不显山，不露水，以超常的静定功夫目睹着王朝的风云变幻，以自己的目之所及和独特感受见证着历史变迁与气象兴废，凝视着它的高大与颓废……
它绝对在紫荆城中拥有着显赫的地位。你看，出入紫荆城，你会无视它贯通中枢直入机要的战略性地位吗？它是如此重要的皇家通道，以至于上至天子下至凡俗都少不得要以仰视的视角体会一下它的高度，并放下身段，充当一回渺小。在重要的仪式活动上，它也当仁不让与无可替代地担负着重要角色，践行着作为皇门之首的角色担当。自然，它获得了一份与身价相媲美的分量极为不轻的权重，享受着无上的封建礼遇与政治优待，日复一日地在使命与荣宠中接受风雨洗礼与时代考验；它已经成了一种符号，代表着封建纲常礼仪下的伦理秩序，捍卫着强大的封建力量。
五
太和殿。
“太和”已经赋予了它无上至尊，就好比中医经络中的“太阴”“太阳”已经将“阴”“阳”衍化至极致，这里的“太和”显然也不无深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要在这里给予最大呈现，赋予它不折不扣的国家认同。
作为彰显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殿堂，显然少不了恢宏壮丽的视野表达，以至于其宫殿本身的物理尺寸，都成了紫禁城的一种高度，雄踞中央，巍峨已极；其次，它的精神内核所独享的那份庙堂之尊的礼制威仪，占据着绝对的地理优势，除了还是对它的功能定位，都要保证它的最高形制人文地位，成为明清王朝的宫殿之魂。
恢宏壮丽的感官视野，加上至高无上的纲常等级，已经赋予了它外在上的十足神秘，如此浓妆重彩，尊贵披身，它已无须将琐碎的实用功能揽在身上，以礼仪之名行威仪之实，就已经足够。谈到这里，你不能不佩服老祖宗的 用心之工：将天子威仪、大国神威假于一座赫赫的宫殿，进而无形之中迸发出封建王朝体制中所必需的威慑性力量，形成一种国家层面的礼仪公关，是不是很高明？
再者，如此华丽、高贵之地，本身并不适于作为治国理政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场所。它过于庄严、肃穆了，浓烈、凝重的环境气氛反而让人如负重荷，不仅于政务无益，让身心受累，还会沾染铺张、奢侈陋习，走向精神贪婪，成为注重形式的功利主义者，将其化繁为简，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最高存在，无疑是它的最好归宿。
所以，自太和殿有史以降，皇帝多不在此办公，即便多遭焚毁，也必在经济条件好转，条件允许时，全心修建，不遗余力。
那么，它到底用来做什么呢？或者说，究竟如何具体定位才最为恰如其分，体现它那象征性的最高存在和仪式规范呢？无疑，那些代表着国家重大活动：登基、大婚、册后、过节，甚至抡才大典的殿试、传胪，都会在这里隆重举行。这些重大典礼，几乎代表着一个朝代最重要的仪式安排，宣示着它不可动摇的最高规格和优厚礼遇，丝毫马虎不得，既定繁缛的仪式章程一完，就宣告了一个新的纪元的来临，封建王朝也开始了它的新的历史作业，进行一场人文气象的嬗变。
它就好比宫殿形态上的“宪法”，扮演着所有宫殿中的最高权威，树立着国家礼制的最高规范和根本大法，各宫殿各司其职，谨守本分，不得僭越，这种“席不正不坐”的借鉴和根源于儒家文化的思想和手法，在数百年的清一代一直沿袭不断。其实不只是有清一代，即便是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方才建成，时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传递的何尝不是一理？清顺治二年（1645年），终于改成今名，名“太和殿”，在那个中原沦陷，夷狄虚窃，汉族知识分子誓死反清复明的历史条件下，顺治摘下“皇极殿”这个正统味十足的额匾，从古老的汉学《易》中刨出“太和”，改称“太和殿”，至少从文化意义上缓和了与汉人的民族间的矛盾，在感情上照顾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敏感神经，同时，名之以“太和”，何尝没有融满汉于一体的良苦用心？“马上打天下”，未必可以“马上治天下”，数千八旗兵虽然可以铁蹄铮铮，踏平河山，但自古受着儒家文化熏陶，刻骨铭心地牢记着孟夫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汉人岂能光凭着八旗兵赳赳武夫们的武力就屈服了，不能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要建立和维护满族人的纲常法纪，怎么可能呢？遑论“建极绥猷”？
“建极”“绥猷”本来分别出自《尚书·周书·洪范》和《尚书·商书·汤诰》，指建立法度、准则、中正之道，从而安抚万民，顺应大道，四字合起来就是皇帝身为天子，君临天下，要建立起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海内，创万世之功，至今这四个字仍高高地悬挂于太和殿殿堂，成为。
至今我仍然记得二月河《康熙大帝》中，一段关于太和殿的绝妙描写，读来让人热血沸腾：
举世瞩目的博学鸿儒科终于开考了。这天是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天色刚亮，应试鸿儒们便齐集太和门，黑鸦鸦跪了一地。老总管太监张万强手执钺，端立太和殿口，静等康熙驾临。 忽然一阵景阳钟鸣，静鞭三声，天街上传来细细鼓乐之声，不一会儿，便见康熙乘三十六人銮舆从保和殿后迤逦而来，直至太和殿前方才夏利，张万强一声高呼：“万岁爷驾到！”立时肃穆寂静。 康熙下舆，却不急于进殿，在晨阳中舒展了一下身子，深深吸了两口略带寒意的空气，漫步踱着，先看了看巍峨壮观的太和殿。经过几个月的修饰，这里已是焕然一新，灵龟、香鼎、仙鹤、瑞兽腹中早燃上了百合香，霭雾缭绕；品级山旁八对象、驼依次肃立，背上的宝瓶灿然生光，这一切真给人一种“紫气蒸腾”的感觉。 …… 这是殿试、馆试翰林庶吉士都不曾有过的殊遇。人们立时一阵兴奋，互相交换着热烈的目光，带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循礼退下……康熙原地兜了一圈，仿佛有点舍不得方才那种气氛，不愿离开这座至高无上的宝殿。想了想，这里终不是议政的地方……
越是勤政的皇帝，越会备加珍视这种置身庄严殿堂的感受，那种激动、震颤、兴奋、那种力量，此时此刻变成了一种独特的直观体验，过往再怎么艰辛任重，操劳苦辛，此时都无须萦怀，都成了一种感动、贴心的安慰。也正因为曾经的巨大付出，才让这一刻变得更加有意义，否则，生命，又该多么的苍白。
作为一种最高形式意义上的存在，太和殿伫立在那里，始终守持着一份担当。它不分昼夜，日日俯瞰着紫禁城，眼目所及，除了错落有致排列整齐的屋顶房檐，还洞察着前廷后宫所应维持的封建秩序，成了定海神针。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它始终是双脚压着紫禁城，成为偌大一个皇宫王朝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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