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春，七七级入学不久，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都报道了一位十三岁的天才，他便是被誉为“神童”或“中国第一神童”的宁铂。1965年，宁铂降生在江西赣州。
宁铂很小就显露不一般的天赋：二岁半时会背三十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到一百，四岁学会了四百个汉字。记者曾这样描绘到，宁铂在家待着，“乱翻书，翻大人的书”。他翻看中医书，很快就会开药方；翻看围棋书，没多久就能与大人对弈，还能授三五子；翻看唐诗宋词，即能吟诗作对，那年他才九岁。
“少年班”最早出现在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77年秋天，宁铂父亲的朋友、江西冶金学院的一位老师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方毅写了一封长信，举荐天才少年宁铂。方毅收到信后转交给中科院直管的科大，并有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十天后，科大两位老师抵达江西，到宁铂就读的赣州八中面试，结果他被录取了。
宁铂
1978年春天，宁铂受到刚刚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接见，两局对弈，宁铂全胜。当年最吸引我的新闻图片，便是“神童”宁铂与方副总理下围棋的照片，宁铂也成了我辈的偶像。据说科大是为宁铂成立的少年班，这一点是否属实尚不得而知。同样不为我所知的是，宁铂后来的一些情况。
二年级时“少年班”同学开始选系，宁铂认为科大没有他喜欢的专业，要求转到南京大学学天文，被学校拒绝，因为他已是科大的骄傲和招牌。他只好选择理论物理，但那不是他的所爱，于是兴趣渐渐转向了星象学和气功等。1982年夏，宁铂大学毕业留校做了辅导员。十六年以后，宁铂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拍摄，在电视上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又过了五年，他在苏州西园寺出家。
除了宁铂，科大少年班最出名的要数谢彦波了。如果说宁铂还是少年大学生，那么谢彦波可以算是儿童大学生了。他出生于1967年，1978年还只有11岁，那张戴着小帽、系着红领巾，站在黑板前的方凳子上解数学题的照片曾轰动全国，让无数同龄人和家长为之动容。
谢彦波自幼在湖南医学院的家属院长大，父亲是物理老师。据说他小时不爱说话，喜欢看童话故事《木偶奇遇记》。读二年级时到五年级班里听课，一听就会。爸爸于是给儿子安排了作息时间表，每天超前自学一小时数学。就这样，他在小学三年级就把初中数学攻下来了，四年级学完了高中数、理、化，到五年级时已经开始钻研微积分了。
谢彦波
小学刚毕业的谢彦波，参加医学院附属中学高二年级数学竞赛，获得第二名。随后，又在长沙市高中数理化竞赛中取得好成绩。于是科大派人对他进行面试，发现他的数学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其他各门功课也达到了高中毕业水平。科大录取他进了“少年班”，也就是说，他跳过整个中学阶段，由小学直接进入大学。
据说谢彦波十五岁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跟于渌院士攻读硕士，十八岁跟周光召副院长攻读博士（网载报道如此，但多年以后，当我向作客浙大的于渌先生求证此事时，他亲口予以否认），被看好有望在二十岁前获得博士学位。可是，中国博士没读完，他又去了普林斯顿，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森。后来，他因为与导师关系紧张提前回国，以硕士学历担任了科大近代物理系的教学工作。
虽然如此，科大“少年班”仍坚持下来，并且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从1980年开始，报考“少年班”的同学都要参加高考，成绩优异者方可面试。至今已有三十多名“少年班”同学在国内外一流大学担任正教授，仅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就有三位，还有两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即八一级的骆利群（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和八七级的庄小威（哈佛大学化学和物理学教授），他们是科大“少年班”的金童玉女。
早期的少年班学生在宿舍里讨论功课
再说说山大“少年班”，一个学期以后，根据平时的课堂表现、考试成绩以及个人兴趣，楼姚老师从我们中间又挑选了四位同学，进行数论专门化的训练，可谓是“小小班”。除我以外，还有王炜、杨宇弟和杜一宏，他们都没有参加高考，而是山东各市数学竞赛的优胜者。那以后有点像讨论班，老师布置任务，大家分头去查阅文献，然后每周一次聚在一起轮流报告、研讨问题。可是到头来，还是失去了两位成员。
宇地和一宏后来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在数论，而分别选择了实变函数和泛函分析方向，他们各自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龙瑞麟研究员和本系郭大钧教授的研究生，之后又先后出国留学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和澳洲见到他们，没想到宇地已改行做计算机，而一宏依然坚守纯数学，还曾邀请我到他任教的新英格兰大学讲学。
王炜和我一直研习数论，成了潘承洞老师的研究生，跟着他读完了硕士和博士（那时没有硕博连读）。毕业后王炜留校任教，很快被破格晋升教授。他关于算术级数上最小素数的上界估计研究一度领先世界，那是由潘师首先开创的领域，可以说是潘师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弟子取得骄人的成就，潘师自然非常高兴，王元先生也称赞这是中国解析数论近十年来最好的工作。可是不到一年，这项结果就被剑桥大学的希斯-布朗教授大大改进了。正好那段时间王炜在英国访问，回国后他突然决定放弃学术生涯，后来跑到加拿大搞计算机去了。如今王炜在西雅图的微软总部，与我们念硕士时的师兄郑洪流成了同事。
相比之下，科大少年班的宁铂和谢彦波同学远未取得王炜那样的成就。和小谢一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俩有着惊人的相似，都在普林斯顿，都学理论物理，都与导师关系紧张。“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带过他们的一位老师说，而一些少年班同学也承认，他们至今仍欠缺这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我个人觉得，纯粹由少年组成的团体容易出问题，而如果不同年龄的人在一起就可以取长补短。这方面北大和复旦等学校有着较为成功的例子（恐怕科大正常招收的班级也是），复旦数学系七七级和七八级出了一批人才，无论数学、统计学、金融学甚或政治学领域都有拔尖的。而北大数学系虽没有招收七七级，七八级也是人才济济，包括大器晚成的张益唐。
诚然，每所大学都有许多学生社团，它们大多按专业和兴趣爱好来划分和吸收成员，其中不乏投机分子。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一流大学里会出现类似剑桥使徒社（Cambridge Apostles）或维也纳小组（哥德尔是其成员）那样的社团。使徒社创办于1820年，由最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或教员组成。成员限制十二名，因为耶稣的门徒也是十二名。
将近两百年来，剑桥使徒社每周六晚上聚会，每次会有一位成员就某个话题发表演讲，然后大家一起研讨。会议的食物固定为沙丁鱼和烤面包，还有咖啡。有一本皮革日记，用手写记录下了使徒社每周讨论的内容。据说使徒们在不同的学院聚餐，年度晚宴则在伦敦秘密举行。
令人向往的是，使徒社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例如，数学家哈代、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生理学家霍金奇，诗人丁尼生、作家福斯特和伍尔夫、经济学家凯恩斯、间谍菲尔比。还有多才多艺的哲学家，如罗素、怀特海、摩尔、维特根斯坦、拉姆齐。在这样的团体里熏陶过，必定会有不一般的收获。
哈代（不同于作家哈代）不仅建立起剑桥数学学派，还有医学里的哈代-魏因贝格定律，这个定律说的是：在随机交配的大群体中，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的比例在每一代中均保持恒定，除非受到外界干扰。此外，他还留下一部传世的散文集《一个数学家的自白》。使徒社成员之间还保持深厚的友情，一位哲学家在回忆录中描述道，“和使徒社成员间的友情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
最后来看看麦克斯韦，他十五岁时便向爱丁堡大学递交了一篇研究论文。平日里麦克斯韦喜欢阅读却不注重系统性，有时为了钻研一个问题，会接连几周对其它什么都不感兴趣；而另外一些时候，又可能见到什么读什么，漫无边际，像一个性急的猎手，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纵马驰骋。我可以想象，与哈代一样，他的兴趣和发现首先与使徒社的同伴交流。而我参加唯一的社团——红烛诗社，还要等到研究生阶段。因此，大学期间基本上是通过自我探索和琢磨提升自己。
据说麦克斯韦喜欢即兴作诗，且很为社友们欣赏。但是，要与他对话却很困难，因为他说起话来就与读书一样，天马行空，前言不搭后语。常常是一个话题还没讲完，便又跳到另一个上去了。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不被理解。中学时候是服饰不被理解，大学时候是语言不被理解；到后来，他的学说也是很长时间不被理解。尽管如此，他以一组麦克斯韦方程征服了世界。
（本文摘自《我的大学》，蔡天新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内容来源：“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
本期编辑：张永群、常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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