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终于把读库历史学者傅国涌的民国人物传记《大商人》看完了，六本书讲了七位民国实业家，其中荣氏兄弟是占据一本。
排在第一的是张謇，真是惭愧，之前竟然对他毫无认知，看了《大商人》中张謇，我想说：“被张謇的成就震惊了，不是指他商业方面的成就，而是其他那么多方面。”
有人说，张謇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化之父”，如果你对他还不太了解，看过我这篇文章，相信你也应该会同意这句话。
我们先来说说，他在清末民初的中国都办过那些事，为什么能办成？
关于他的商业成就，总结概况来说，就是昔日的状元张骞受张之洞委托，弃文从商，在家乡南通办了一大批的工厂。
清末民初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时代，有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大家，也有状元大商人张謇。而她两还是好朋友，但是对教育，两人的理念完全不同。
随后，他又拿出资金在家乡南通造桥、修路和办学。可是，他的情怀和视野不是积德行善这么简单。
首先，《大商人》里说到，他本来也未必想要办工厂，而是当时的洋务派动员了一大批清朝的状元到各地去办厂，由朝廷出面购买机器，给予合法身份，这批企业的初始阶段可以说是公私合营。
从这里有个点我特别惊讶：古代的儒家士人也是“普通而又自信”，他们自以为读通了圣贤书就能掌握世间的一切法则，像什么领兵打仗，做生意都不在话下。所以这些状元们就真的到各地干起企业来了
其实，最后只有张謇脱颖而出，成了真正的大实业家。因此他的成功个人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说明了士人是可以经商的，而经商是能够救国的。而这个点我认为太重要了。
而关于张謇经营上的“南通模式”，网上已经有了很多介绍，我就不做多赘述了。我这篇文章主要是想来重点看看他这个人身上的可能性。
张謇生于1853年，他42岁的时候中了状元，但并不是他说考取这个状元有多难，当然考状元肯定是难，而他这么大年纪了才考中状元恰恰是与之相反。
这是因为他家祖辈没什么功名，张謇自己对科举也不大热心，于是，在早年他很长时间是做幕僚的，就是为那些大官僚们出谋划策，操盘具体事务。
就在这过程中，他的见识和才干，被李鸿章、张之洞看上了。
到了他40岁那年，他的父亲一定要让他去考功名，因此他拗不过自己的父亲，才去考了科举，结果一路考到殿试，被光绪钦点成状元，当然这与他早年的名声，以及深受光绪老师翁同龢的赏识有关。
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张謇属于一流的人才，学习和适应能力极强。他年轻时做幕僚师爷，能很快掌握相关的实务，吃透那个领域的规则；
虽然他早年科场失意，后来却能一路考中状元，说明他掌握了科举的考试方法。一般人做到了这一步，也就沉迷其中了，认为自己成功了。
而张謇最难能可贵的是：进得去又出得来，也就是拿得起放得下，他甚至不是从官场进商场，因为当时中国都没有一个商场存在，他是在一片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的领域里，自己开辟了一个模式。
因此历史学家傅国涌对张謇的做事方法有个形容，叫“好低骛远”，这是个褒义词。说来惭愧，第一次看到有人是这么形容同一个人的。
骛远是指眼界，张謇说：“办一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的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办家乡一个县的事，也有世界的眼光。
他在南通的建设目标是一个有完整规划的近代化城市。他的工厂安置了当地人就业以后，从码头到市中心铺设了几十里的石头硬化路，建了医院、养老院、剧院和五个公园，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博物馆、气象站、测候所，还扶植了科学团体和电影公司。
他是在有意识、有步骤地通过工业化来促进城市化。
在当时国外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注，但是有张謇办厂的南通唐家闸。
“好低骛远”的那个“好低”就是从最基础、可积累的事做起。
张謇一辈子都以宗教式的热情来推进教育，这是中国士人可贵的传统。
他竟然办过的那200多所学校，其中有师范院校，有聋哑学校这样的特殊教育，还有纺织、水利、水产这样的技术学校，甚至还有戏剧学校。
在教育理念上，他和自己的朋友蔡元培不同，蔡元培认为培养人才要从上而下，先办大学，没有好大学，好老师从哪里来？
而张謇觉得应该以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一步一步地向上做，好老师可以先由师范培养。他不光做残疾人教育，也曾经为囚犯、妓女办专业学校。
他俩的理念分歧，可以说是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国家视角和地方视角的区别。这兄弟两，真是太神了。
张謇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里说的“乡绅精神”的代表人物，他的实业、教育和城市建设，都是锁定在家乡南通，也只有在这里，他才有机会大展拳脚。
现在来看南通能建设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但是不可能拥有全国的最高学府。
从他开始，中国企业家往往会有一种本土传统和家乡视角。
虽然张謇在的经历里多数是退居幕后，但他有很高的抱负，他的胸襟是要通过民间事业来积累社会文化资本，对时代形成影响。
有人问过傅国涌：张謇和之前之后的商人有什么不同？
傅国涌说，在他之前的商人，属于旧式的红顶子官商或者买办，基于农耕文明，自身缺乏独立性。而张謇在资本和体制上都有创新，代表着近代企业的方向。
同时，他又和当代企业家的精神不一样，在他的后代企业家身上，可以明显感到冒险和开创精神，内心对求新、求多、求大，有不可遏制的强烈冲动，这是一种商业品格。
而张謇对商业冒险和开拓兴趣并不那么大，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儒家经世济民情怀和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
看张謇在近代史上的活动，他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先在南通实验，然后在全国实行。
张謇对国家的愿景是三个词：大一统、共和、XIAN ZHENG。也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采取“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一统ZHNNG ZHI文化格局。
他主张保留虚君，主要原因不是他对清廷有情感，而是他认为中国文化离不开国家权威的人格化象征，否则，就会对和谐有影响。
在这个历史时期，无官无职的张謇受到了清廷等各个组织的重视和礼遇，并在影响上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商人之最。
他率先把西方议会制引入到了中国。他领导发起的国会QING YUAN运动催化了辛亥GM。当时有的人失望，说：“这样的国家不亡，真是没有天理。”
而张謇却说：“我辈还在，不为国家想办法，看着它亡，那是没有人理。”这句话居然让我热泪盈眶。
有的人主张采取“不成功，毋宁死”的激烈行为，而张謇说改变要“做一尺便是一尺，做一寸便是一寸”，急躁不得。看到这句话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傅国涌评价他说“好低”。
而他参与组织的原则一直是努力寻求秩序，维护稳定，这也是选择不同时期合作对象的准则。
就因为这样，过去，张謇常常被认为是软弱的投机分子，然而他促成了一个奇迹：
中国的共和GM，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史学家认为，辛亥年间没有出现大流血、大动荡，正是因为张謇为代表的民间绅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这样，可以看到：张謇深刻地理解现代文明，朝着那个方向一点点地去做建设性的事。
在道理上，他只是说：上天生人，和草木没有区别。但是如果你能遗留下一两件有用的事业，那就虽然和草木同生，却不会和草木同腐了。
从这个角度说，张謇，他做一寸便是一寸，至少和南通这座城市的历史融合在了一起。
傅国涌老师是专门研究民国人物和思想史的，他对一代大商人的兴趣，更多地聚焦于他们的时代贡献，可以说，中心字是“人”而不是“商”。
张謇影响了后来的许许多多的企业家，比如无锡的荣氏兄弟，重庆的卢作孚，卢作孚创办的民生航运公司是民生集团的前身，曾经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也同样仿效张謇在重庆北碚地区搞乡村建设。
卢作孚说：“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地去影响、改变社会。”这是中国企业家精神里的宝贵传统。
看完张謇的故事，仅仅无法平静，想起去年学者温铁军说的，百年乡建，多少仁人志士永立潮头，我想毫无疑问，张謇就是那永立潮头的人之一。值得敬佩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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