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是优于西方的，落后的只是器物方面和一些具体的社会制度方面。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冯桂芬在《校匏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种观点成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其后，礼部尚书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十九世纪晚期，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抨击洋务派持“中体西用”的态度，认为向西方学习的行为是舍本求末。提出学习西方议会，实行君主立宪，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由此方可实现国家的真正富强。
张之洞对维新派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于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观念。
当时的一些外国殖民主义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也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调。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仍然奉行“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
“中体西用”，是中国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思想不放弃“中学”之本，大规模地引进了“西学”之用，对中国近代的工业、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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