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曾在《山居笔记》慨叹“抱愧山西”，其原因自然是对于山西历史并不了解，甚至对于山西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概念模糊罢了。近十几年来，随着热播电视剧《乔家大院》、年度大片《白银帝国》、话剧《立秋》等等剧作的推出，山西票号的神秘面纱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揭开了。
《乔家大院》讲述了一代传奇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在经历千难万险后通过自己的勤奋与智慧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故事。同时，也将票号与中央王朝的远近亲疏直接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基本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白银帝国》则更侧重讲述了山西票号内部财东与掌柜（非家族经理人）之间的心理博弈，并通过家族传承的艰辛和票号规矩的严格来展现票号是如何正常运作的。《立秋》则在赞扬晋商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思想之外，更强调票号衰落的必然性。那么，历史上的山西票号对于当前中国家族企业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乔家在包头的各商号刚摆脱困境出现转机，就出现许多伙计纷纷向“东家”乔致庸提辞呈要求离职的事。
主因是别的商家用稍高薪金挖乔家伙计，而乔家商号内部也确实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于是那些伙计就心动欲弃乔家而他投。乔致庸随后做出一个创造性决定：凡乔家商号伙计满师后第一年除薪金外还可获得一厘“身股”，以后“身股”逐年递增。这一招果然灵，不但稳住了伙计留住了人才，有的人还替“东家”出了赚大钱的主意。这里提到的身股，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想为大家说明的制度。
山西票号把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为财东直接出资的股份，身股则由高层管理者及伙计以劳动所占份额所构成，可以看做管理或者技术入股，它是山西票号设计的激励机制。（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的号称山西票号鼻祖“日升昌记”纸币票样。）
山西票号的员工从“学徒”开始，期满成为 “伙友”，获得的物质薪酬主要是辛金（即年薪制）。当然，这里的“辛金”是在吃穿住以及医疗费全包前提下所发的薪水，初级学徒一般为每年2两~4两，高级职员则为70两~80两，这个收入水平是偏低的。但是学徒和职员的收入会逐年增加，直到有资格享受“身股”时，其收入就大为改观。据资料显示，当管理人员或其他职员拥有身股或股票期权时，一个票号经理在一个账期（三到五年）的分红一般都不少于8000银两，个别利润高的票号可以达到3万两~4万两。也就是说，享受不断增加的身股对于非顶身股或少量拥有顶身股的员工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白银帝国》里的各分号掌柜向东家报账。
事实上，这种制度所发挥的激励效果甚至远高于已转化成现实股权的部分。身股制度中隐含的对未来收益的期待成为了票号员工心理所有权体验的重要来源。影片《白银帝国》开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结账时的景象，天津分号刘掌柜中气十足地与众人宣布分红比例：“我七厘、七厘！”，随后又对本来要请客的北京分号戴掌柜说：“你们到他那儿报道，我给钱！我给钱！”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经理（掌柜）的自我满足感和兴奋之情有多强烈了。
身股制的基础是山西商人实践多年的东掌制。它是指由财东出资，聘请总经理（俗称大掌柜），双方书写合约作为证明，总经理对一般事务全权负责，财东则负责一些诸如拓展业务、赏罚同仁、分配股利等事宜的裁定，由财东对商号负无限责任。但是正如上文所列举的《乔家大院》的例子，东掌制只能实行短期激励。
利益驱动的激励机制作用有限
为了保证掌柜的可靠性，山西票号还将其选择范围限制在山西本地人甚至本县之内。另一方面，学徒进入商号学做生意，必须要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学徒出事，保人要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经理之类的人物则更要有相当身份和实力的人来保荐。与此同时，票号的约束制度也极为严格，号规对业务办理、职务变动、品德修养、待人接物、探亲休假都作了细致的规定。《白银帝国》中的刘掌柜最终也是因为坏了票号规矩而只能选择自尽。
有论者认为，以东掌制为核心的晋商治理模式的成因归根结底在于商帮治理与地域文化、商人信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山西票号为了管控金融风险，还采用了花红制。即从红利中预提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弥补未来意外损失的风险基金，称为“花红”。此款专项储存于企业，并支付一定的利息。只要分号掌柜在任期内不出现过失，此项基金就可在其退休时连本带息一起提走。同时，随着掌柜工作年限的增加，花红也随之递增，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其跳槽出走的成本，促使其一心一意为票号做事，同时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现在的“59岁现象”。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心理所有权本身有着严重的内生性副作用。另外，与高强度的激励机制相匹配，山西票号实行的包括重托制、号规和集体惩罚制度在内的约束机制，其实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各种问题，直到危害到票号的存续。
日升昌总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之间的矛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雷履泰生病后并不愿意将权力移交给毛鸿翙，甚至因为东家建议他好好休息而愤怒，遂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此事只逼得东家跪求其回到票号，二掌柜自动辞职才算告一段落。该事例说明：雷履泰心理所有权太强，导致他对日升昌的控制权产生了独占欲望。显然，在业务拓展时期暂停分号的做法是有损于企业利益的。
道光四年（1824年），西裕成颜料庄转为票号。由平遥县达蒲村人李大全联合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创建日昇昌票号，李大全出资30万两白银，雷履泰出资2万两白银，每股1万两。
另外，掌柜以权谋私，逐渐造成了掌柜家族化的现象，这是重托制和重用本地人的必然结果。必须承认，出身掌柜世家的家族成员可能有耳濡目染的优势，但这与企业家的后代未必就是优秀的企业家是一样的道理，掌柜的儿子未必就是优秀的掌柜。这种家族化的进一步结果就是掌柜会阻止票号进行银行改组，从而让自己的权力永存。
最后，票号作为家族企业一直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其兴衰荣辱皆在朝廷一念之间，并且这样的关系也导致两者一损俱损。在山西票号的最后时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与帝国主义的侵略，19世纪末的票号经营活动一直处于内乱外患的局势之下，集体惩罚制度的约束作用则处于无效状态，原来以“忠义”、“报效”构建起来的财东-掌柜的心理契约以及许多约定俗成的商业规范都无法保持。随着分号经理、伙友、职员的离经叛道，票号企业内部成员的合作性和整体性遭到破坏，依靠传统共同价值观念维系的内控机制无法正常运转。
在笔者看来，山西票号制度的症结在于，东家和掌柜的合作是建立在利益机制和个人忠诚基础之上，企业主体之间缺乏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说到底，基于利益驱动的激励机制作用永远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时局混乱艰危之际，无论是财东还是掌柜都不能引导员工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因而无法抵御朝廷盘剥和外国银行竞争的双重压力。无疑，当年创办票号的晋商企业家提出“汇通天下”的远大抱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晋商能够在中国传统的商帮中勇立潮头，执金融业之牛耳是极其成功的，但是，由于山西商人的历史局限不能更进一步，这一点也是对当今中国家族企业最为重要的警醒。只有企业家持续创业，不断创新，员工认同企业愿景并为之奋斗，乃至逐渐超越利益的捆绑，企业才能不仅在风平浪静之日欣欣向荣，更能够在惊涛巨浪中安然前行。
（作者陈凌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院长。章迪禹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研究助理。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17年5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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