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碧莲

记得小时曾看过一部电影,一位乡村教师在教孩子读书时,在黑板上写下“mài”和“麦”,然后指着拼音和字教学生:“m-ài- mài,m-ài- mài,méi(麦)子的méi(麦)。” 学生便跟着读:“m-ài- mài,m-ài- mài,méi(麦)子的méi(麦)。”我们愕然,惊讶地相互对望,银幕里,老师依然认真而执着地教着“m-ài-mài,méi(麦)子的méi(麦)”,孩子也声嘶力竭地大喊:“m-ài-mài,méi(麦)子的méi(麦)”,电影院却早已哄堂大笑。上班后,这句话与“香因点啰,我帮你一哈杀果了”,一直成为大家打趣的话题,每次提及,都会忍俊不禁地笑出来。在受教育程度不高、教师资源极其缺乏的年代,很多初、高中文凭半路出道的教师。对于普通话不够熟练、抄着一口与普通话甚为相近的西南官话的人来说,在母语与普通话之间自由转换而恍然不觉,这未尝不是普遍现象?

馆驿麻栗树方言(西南官话中的花垣方言)(1)

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秦始皇统一文字,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从汉末到晋代五胡乱华、唐末藩镇之乱、宋室南渡,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中原雅音南移,在历次大融合中,官话在祖国南方盛行起来。

唐宋明清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中,此现象可见一端。如《红楼梦》中:只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 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 ‘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史湘云把“二”说成“爱”被林黛玉打趣一节,被红学爱好者们从情感学、性格学、社会学、人物结局等各种角度加以种种考据、揣测,其实,把翘舌的“二”读成平舌的“爱”,是西南官话的典型特征。

馆驿麻栗树方言(西南官话中的花垣方言)(2)

及至清朝一统江山,在政治力量决定经济文化的社会,北方语言由北而南、从上至下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官话,在“市场”份额上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历次战争中,不少家庭为逃避战乱,举家西迁;贸易兴起,也有不少人留在了西南,逐渐形成了以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及湖北大部、广西湖南陕西少部,在西藏、青海等地作为非本地语言但也基本通用的语言,因使用人群大部分聚集在西南,现代习惯称之为西南官话。

1955年10月,全国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普通话选择投票,51:52,西南官话以一票之差,输给了北京官话 ,从此,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开始推广起来。

馆驿麻栗树方言(西南官话中的花垣方言)(3)

在电视还是稀罕物、普通话要靠老师普及的年代,方言闹了不少笑话。还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班一个男同学写文章,第二天被老师念了出来:“我去上该,打落了一双孩子。我到处找,找啊找啊找,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孩子。”老师特意将“孩子”读得很重。待我们的哄笑声好不容易止住后,强调:“他写不来‘孩子’的‘孩’,写了拼音‘hái’,你们看看。”并展示给我们看。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把“街”写成“该”,把“鞋”说成“孩”,平时谁又会在意呢?当它们在作业本上与普通话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经由老师绘声绘色的演绎,便构成了时空隧道,三十多年后能将我迅速拉回年少时光,对只听过一次的话记忆犹新,多么神奇!

馆驿麻栗树方言(西南官话中的花垣方言)(4)

曾经,一位乡村教师因没有人照看孩子,特别敬业的她便用包被一裹,背着孩子上课。没办法啊,孩子才几个月大。刚念到“五加七等于——”时,她听到背上的孩子哭了,便边扭腰晃肩摇着,口中不自觉地哼出哄孩子的“嗡嗡嗡”声。孩子们哪知啊?一起大声跟着念道:“五加七等于嗡嗡嗡。”每念及这个故事,我们都一阵心酸,也深感老师的伟大与奉献精神。

馆驿麻栗树方言(西南官话中的花垣方言)(5)

我虽不高,但我托举的是太阳!正是在无数教师的辛勤努力下,一代代精英走向社会,社会巨轮滚滚向前。而今,电影电视、文艺作品花样百出,三四岁的孩子说起普通话来,那真是叫字正腔圆!只不过,普通话与方言碰撞的火花也越来越少了。方言味浓,但现在很多年轻一代不会了。当大量的方言词汇渐渐消亡,文苑色调走向单一,这,是否值得我们深思?

馆驿麻栗树方言(西南官话中的花垣方言)(6)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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