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精通12种语言，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他一生载誉无数，著作等身，“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生前曾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他弃之如敝履，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这就足够了。”
这位“不是大师”的学者，就是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逝世，享年98岁。
壹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一个农民家庭里，自小刻苦读书，十八岁前已掌握了英语和德语。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5年，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顺利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求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此后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羡林晚年经常考虑关乎国家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思维敏捷而深邃。他提出“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辟阐述了和谐的三个层次，并言“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表达了十几亿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企盼。
贰
季羡林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的著作，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他在《病榻杂记》中，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辞“国学大师”之称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光环。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之称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很多。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辞“国宝”之称
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不绝于耳，我很疑惑。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摘自季羡林《病榻杂记》
叁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关于名誉，季羡林曾对后辈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若有实，则名不远矣。在季羡林看来，自己既不是“国学大师”，也不是什么“泰斗”“国宝”，那么，人们该如何称呼他呢？或许，一位朴实无华的学者，与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是对季羡林更好、更适合的礼赞。
智者乐，仁者寿，这位学者、长者在走过98年风雨岁月后，溘然长逝。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皓首穷经始见学人本色，春风化雨堪为一代名师。先生已去，大树飘零，自此暮鼓晨钟不再，一曲梵音，山高水长，后来诸君，方知学问难为。
（本文综合光明日报、法制晚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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