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冯时先生于2014年发表了《祖槷考》一文，对于两周时期贵族墓葬随葬的青铜方座柱形器进行功能分析，根据河南淅川和尚岭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青铜方座形器HXHM2:66自铭“祖執”，当解读为“槷”，为“槷表”之名。他将湖北枣阳郭家庙GM17、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G2:A16、山东长青仙人台春秋中期邿国墓M4、浙江绍兴坡塘M306:18、安徽屯溪弈棋土墩墓M3:12和13、河南淅川下寺M1:19等青铜方座柱形器，都解读为“祖槷”，取祖槷本身的圭臬、法度之义，“故祖槷或赠予夫人，或为夫人特制，目的皆在体现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寡妻严守礼法，谨恪妇德的基本要求，是为以器喻德”[1]。
关于这类青铜方座柱形器，学者们的解读还存在着较大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其功能是镇墓兽的前身，镇墓辟邪之器，如高崇文先生认为其为“祖重”[2]，向华强先生释为“祖祢”[3]，赵平安先生释为“宛奇”[4]。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类铜器为陈设之器，裘锡圭先生释为“祖设”[5]，方辉先生释为“席设”[6]。新近，刘蕾提出新论，认为这类方座柱形铜器，是楚文化镇墓兽的来源，释为“祖執”，读为“祖艺”，意为祖先魂灵依附之物，被置于墓葬之中，则使祖先魂灵不得四处游荡，可安之镇之，护之载之[7]。
纵观诸家观点，笔者认为，冯时先生的观点论证最为系统，不论从器物的造型、结构、随葬墓主的身份和性别等诸多方面，释为“祖槷”更胜一筹，引申象征意义为“以器喻德”，具体说是“妇德”，更加符合方座柱形器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更令人信服。所以，笔者赞同冯时先生对于东周时期青铜方座柱形器“祖槷”功能的解读。
但是，笔者对于冯时先生“祖槷”的解读进一步思考，发现还是有一些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论的空间。
据刘蕾统计，所谓“祖槷”方座柱状铜器，考古总共发现约10余件，均为高等级贵族墓葬随葬品，可以判定墓主性别者皆为“异国嫁入的外姓女子”[8]。显然，祖槷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有两个关键特点值得注意：一是数量极少，表明在东周青铜器当中属于“个案”或特例；二是主要用于或说就目前材料看仅用于贵族夫人。将这两个关键点结合在一起，可以判定，祖槷是个别的贵族夫人随葬或使用的特殊器物。
冯时先生认为祖槷随葬于女性贵族墓中，体现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寡妻严守礼法，谨恪妇德的基本要求。虽然，笔者认同冯时先生对于祖槷功能意义的解读，然而，这种“恪守妇德”，是以男权为中心社会的通则，不应该仅限于对个别贵族夫人的特殊要求，因而与祖槷出土数量极少的现状不符。其次，说祖槷是用于“对寡妻严守礼法”，那么便意味着祖槷铸造时，先君已故，专为守寡夫人铸造祖槷，考古资料很难证明这些贵族夫人是在守寡期间铸造或得到的祖槷。
基于此，笔者试图进一步申论祖槷的真正功能，以呼应祖槷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中的两个难以回避和解释的关键点。
一、槷表与“德”字字形的元逻辑关系
冯时先生“祖槷”观念的核心，是将青铜方座（木）柱形器整体解读为槷表，就是圭表测量和至日用的天文仪器。从枣阳郭家庙GM17:16和44及27、长青仙人台M4出土的完整祖槷看，其原型器物作为立表是正确的——所谓立表，就是在地上垂直立一根细木杆，利用正午阳光将立表的杆影，投到平地水平放置的圭尺上，看杆影在圭尺上的长度，判定节令。立表独立使用还可以用于“正朝夕”法判定正方向。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早期王族墓地M2200即出土过一根木杆立表（图一），全长225厘米（合九陶寺尺），中期王墓IIM22出土一根漆木圭尺（图二），全长187.5厘米（合7.5陶寺尺）。陶寺圭尺和立表配合使用（图三），不仅可以判定正方向，测定地中，还可以制定历法（图四）、进行天文大地测量[9]。
图一 陶寺M2200:2彩绘木立表
图二 陶寺IIM22:45漆木圭尺
图三 陶寺圭表仪器组合复原图 （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何司阳制作）
图四 陶寺圭表测量操作复原示意图 （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何司阳制作）
图五 陶寺立表杆头阴影圭尺上场景复原 （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何司阳制作）
由于实用的立表需要将杆顶的阴影投到圭尺上（图五），因此立表的杆头不可能有任何装饰。据此足以判断郭家庙GM17与长青仙人台M4的青铜祖槷，肯定不能用于实际至日晷影测量操作，应该是立表“槷”的模型，具有象征意义，没有天文圭表测量实用功能。象征什么？冯时先生认为“恪守妇德”这一大方向是正确的。他的落脚点是“德”，笔者分析的起点也是“德”。
关于祖槷以器喻德，冯时先生的解释是，古人借取建时之槷表作为人必须坚守的诚信之德的象征，并以槷表喻指为人之准则。以槷喻德的本质在于由时间引申出诚信思想，其实这正是人们修德所奉之圭臬。以信作为臣仆所谨守的为臣之德是忠君不二的“男子之槷”，而将这一意义移用于夫妻，信又成为女子所必须恪守的夫死不嫁的忠君守节之德。故丈夫以槷赠妻，其意在以器喻德，告诫女子于夫君死后不失其节[10]。
冯时先生的上述解读，不可谓不确，但是显得有些迂回曲折。笔者拟另辟途径，从“德”字字形本身入手探，剖析“德”与槷表的显性联系。
刘源先生曾指出，西周贵族铸器作铭称颂祖考之德 ，并要“帅型祖考之德”的现象主要见于西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期，所谓的“祖考慎厥德、“秉明德”等等语句并非完全是溢美之辞，而是相对客观、理性地评价祖考的功绩，其目的既在于炫耀家族的政治势力，也在于作器者自我勉励[11]。
那么西周中晚期铭文中的“帅型祖考之德”的套话，便可与“祖槷”的自铭对上话。按照冯时先生的解读，祖槷之“祖”可理解为“法也”，他认为祖、槷同义，立法建准[12]。刘源先生则认为“帅型祖考之德”的“帅”意为“循”，“型”为效法之法[13]。结合二位大家的观点，我认为祖槷之“祖”既包含“帅循”、遵循和“型”效之意，同时也包含“祖”之本意“祖考”。剩下的“槷”便对应“德”了。
图六 金文“德”字举例
1. 《盂鼎》2.《师鼎》3.《墙盘》4.《井人钟》5.《师望鼎》6.《毛公鼎》
《虢叔旅钟》8.《秦公簋》9.《叔德簋》10.《德方鼎》
金文“德”字字型由“彳”偏旁加“直”与“心”构成（图六·1~8）。也见无“心”者（图六·9与10）。所谓的“直”，其实就是“目”上加一竖杆“丨”，竖杆上或有横杆“十”，或有圆点。“直”字象形表示的行为便是用眼睛瞄远处的竖杆，即可表现圭表测量时用眼睛瞄准立表是否垂直。也可以表现眼观远处的立表标志物即标杆。“彳”偏旁，代表着彳、亍的全形，也就是十字路口的象形。《叔德鼎》与《德方鼎》铭中的“德”字无“心”，才是“德”字的初字，象形表现人站在十字路口看路口中央竖立的槷表标杆。心向往之，有了前行的方向，所有加上“心”符。这也恰是“徝”字的元义，蕴含着奋进、正视、“用力 徙前的意思，可引申出精进、进取、敬事等西周贵族社会所肯定的价值观念，与西周金文中的德之内涵仍有着内在的联系[14]。
图A
图B
有趣的是，刘源指出，“帅型祖考之德”的“帅”字，甲骨文中的偏旁为（图A）或（图B），象形双手抓一物[15]。笔者认为若“帅”本意当“率”或“循”讲，则（图A）或（图B）便是手持标杆槷表，以便率、循。
图C
刘源认为，西周金文的“德”字之初文，就是甲骨文中的“徝”字（图七）。“徝”从“彳”、“直”，“直”作（图C），许慎《说文》“直”训为“正见也”[16]。也就是用眼瞄远处的立表是否正垂直。加上街道十字路口“彳”，还是表达在十字路口看标杆，因此甲骨文“徝”的引申含义是“前往”、直前。李孝定等学者释此字为“循”，孙怡让和罗振玉释为“德”[17]。笔者认为，甲骨文该字虽隐含“循”意，但是释为“徝”比较贴切，引申为“德”意是说得通的，但需要做一些解读。
图七 甲骨文“徝”字举例
笔者注意到，长青仙人台M4祖槷形态最完整，盝顶上立表高38.9厘米，杆顶部饰一飞鸟，头尾分别指向正方向，立表中部穿透一飞鸟，首尾也分别指向正方向，但与杆顶部的鸟首尾指向垂直（图八）。假如M4铜祖槷顶部飞鸟首尾分别指向正东西，则杆中部的飞鸟首尾指向正南北。
图八 仙人台M4铜祖槷
由仙人台M4完整铜祖槷的方向指示功能看，铜祖槷的造型，与其说是源自至日的天文仪器立表，毋宁说是源自立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立表，方向标标识目标、指引方向。
冯时先生分析认为郭家庙M17:27四件“戟”状铜器为弋橛，悬挂垂悬（垂球）校正立表垂直之用[18]。笔者认为，郭家庙M17铜祖槷并非实用槷表，也为象征模型，槷柱铜柱首“阳鸟”下柱头上的方形穿孔分上、下两组，也呈十字形垂直叠摞样态（图九），若插入四枝铜弋橛（图十），也与仙人台M4祖槷立柱上的两只飞鸟一样，指出四正方向，而不必一定悬挂垂悬，但可以悬挂指示四个正方向的标志物，如分别标志东、西、南、北方色青、白、朱、黑的布条，给路人指明正方向。
图九 GM17:44祖槷铜杆首
图十 GM17铜祖槷全套
假设仙人台M4与郭家庙M17铜祖槷原型，竖立在十字路口中央，成为指示路人的路标、方向标，路人目视之，有了前进的方向，这便是甲骨文和金文的徝、德的字之本宜。那么“德”字符中的那根槷表就是标杆，是一个标志物，由此可以引申出“标杆”、“旌表”、“榜样”等一系列相关的含义。所谓“帅型祖考之德”的“德”，首先可以理解为遵循效法祖考的优秀卓越的功勋榜样、看齐的槷表“标杆”。
图十一 绍兴坡塘M306:9铜屋子
绍兴坡塘M306:18为祖槷方座，而同墓出土的M306:9铜屋子，也做成祖槷的基本造型，只是方座明确做成了四坡攒尖式的建筑，建筑顶尖部位树起一根铜柱，柱首也有一鸟，首尾也分别指正方向（图十一）。欧洲近现代高建筑物尖顶部，往往会插一件指示方向的铁艺，据古今一致性，大约与绍兴坡塘M306:9铜屋子尖顶铜鸟柱有异曲同工之妙。坡塘M306:9是否就是另一个完整的祖槷，冯时先生没有论及，笔者揣测恐非疏漏，实为难以遽定，因为铜柱高度与屋子（方座）的比例过小，更似屋子的附加装饰物。然而，将M306:18祖槷（方座）与M306:8铜屋子一同随葬，似乎可以暗示祖槷的方向标功能与屋顶的方向标功能也是异曲同工，惟使用的位置不同，祖槷的原型源自十字路口上的方向标杆，铜屋子顶部的方向标杆用于屋顶。
图D
图E
如果，我们从十字路口方向标杆的观看行为，来理解（图D）、（图E）“德”字造字的初衷，我们就不难理解槷表与德之引申含义的发散性关联。
十字路口上的方向标杆，在市井观者眼中，首先是观察判断判定方向功能。而天文观测仪器立表即槷表，单独使用，按照“正朝夕”法，便可判定方向。《淮南子·天文训》称：“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 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19]”这便是立表辨正方位的操作规程。陶寺文化圭表俱全，陶寺遗址的辨正方位，很可能就是利用立表正朝夕法来判定的，陶寺观象台东8号缝方位角几乎就是正东（真东），观测点至观测柱外缘几乎就是十步远距离，表明正朝夕法早于汉代就于龙山时代末期业已成熟[20]。所以，十字路口方向标杆源自天文圭表测量的立表槷，按照原思维逻辑的“互渗律”[21]，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十字路口的方向标杆除了为路人指明方向之外，还可以在晴昼，让路人根据标杆阴影的移动位置，大致判断白昼的时间段，也即粗略的“日晷”。这一功能，天文测量仪器槷表单独使用，也可以实现。据此，冯时先生提出“以槷喻德的本质在于由时间引申出诚信思想”。笔者认为，首先是依据“互渗律”，将天文仪器槷表移植到十字路口作为方向标，从槷表的空间与时间测量的功能，转移至十字路口中的时间与空间的指示标杆，这才是“德”的本宜。
所以，（图D）、（图E）“德”字创造伊始，便与“道路”、“道”有着环境背景关系，这便是后世中国人将“道德”联称的元逻辑。
虽然迄今我们没有在商代遗物中发现祖槷实物，也未在商代都邑遗址中发现十字路口上的方向标杆遗存，但是殷墟宫庙区乙一基址，位于宫殿区的中轴线上，是一座正方形近磁北正方向的独立夯土基址，其特殊功能虽有宗庙、祭坛、测影台、臬台、方位台诸多说法，然据杜金鹏先生分析，乙一基址为殷墟宫殿区规划建筑设计用的“奠居正位”的“方位台”[22]，可能更为贴切。不过，测影台、臬台、方位台都与天文测量定位有关，都会用到圭尺和槷表。假设在乙一台基上竖立一根高大的立表，或者在台基的殿堂顶部，竖立如坡塘M306:9铜屋子顶部的方向标杆（图九），也可以实现甲骨文“徝”或“德”（图F）的行为。
图F
笔者曾经论证过，西周之前，将圭尺称为“中”，甲骨文中“立中”一词的行为，就是圭表测量，确定地中与判定历法节气中二分二至四季“中点”[23]。《尚书·仲虺之诰》云：“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以裕后昆。”注曰：“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义奉礼，垂优足之道示后世。”宋人蔡沈《书经集传》在此句后注云：“王勉明大德，立中道与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则民不能以自中而礼义者，所以建中者也。……以礼制心，则心得其正。内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诸后世者，亦绰乎有余裕矣。[24]”
笔者认为，《仲虺之诰》虽号称为“商书”，但是很可能是两周时期儒生们口传的追述，里面保留了部分商代关于“德”与“建中”的商人观念真实素地，也包含了两周儒生们的当代理解，而注解则是汉儒与宋儒们的进一步理解。如果结合刘源先生对于甲骨文“德”的分析，以及殷墟卜辞“立中”为圭表测量行为[25]，再辅以汉儒和宋儒的相关解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王懋昭大德”，的确是商王自己力图表率的大德，将其物化表现，建立于天下之中即都城的大道十字路口中央，此“建中”行为，从卜辞“王立中”圭表测量行为衍生出来，将槷表作为大德的标杆，树立在路口中央，让天下的黎民百姓都能共睹，由此，从物化的中道，内化到民心当中的“中道”。
足见。《仲虺之诰》所谓的“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表明在商代，商王确实曾亲自将槷表作为大德的标杆，为民树立在都城路口的中央，使天下人都向大德看齐，内外合德，心得其正。
明白了“德”字本宜是观察十字路口方向标杆，该标杆源自天文观测仪器槷表，再进一步剖析“以物喻德”或“以槷喻德”，十字路口槷表标杆物引申上升到伦理世界与是西周王朝政治思想与天命观含义的发生逻辑。
二、“德”字的引申含义与槷表的内在关联
金文套话“帅型祖考之德”的“帅”字，甲骨文中的偏旁为（图A）或（图B）其实就是手持槷表，以为表率，执槷表者就是帅即表率，率领众人；众人则目聚帅即表率而“影从”。准此，树立在十字路口的槷表标杆，有了表率、效仿标杆的目标、榜样、楷模的引申含义。加入“心”符，表达“心向往之”、“甘心影从”。
刘源先生分析甲骨文“徝”（图D）字卜辞案例，结论认为晚商甲骨文中的徝字，虽然是德的初文，但未赋予政治和道德内涵，均有其他实意，如出行、征伐、献祭等等，还很难看作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过，徝字蕴含着奋进、正视、“用力徙前”的意思，可引申出精进、进取、敬事等西周贵族社会所肯定的价值观念，与西周金文中的德之内涵仍有着内在的联系[26]。笔者认为，刘源先生的上述观点基本正确，但是，若结合甲骨文“徝”即“德”字形的本宜引申含义，便有槷表“表率”的隐喻，则“德”在殷墟卜辞语境中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解读为“王躬率先垂范，率领臣鬲出行、征伐或献祭”。至于卜辞中王“其徝”与“不徝”，均为问卜王亲率执行此行为吉凶与否，辞义便可明矣。
刘源先生通过西周青铜器铭文分析认为，西周贵族社会观念中的德，主要指政治品行与作为。从政之贵族可通过自我努力，明慎其德。具体而言，德即指贵族辅助周王（天子）的品行和作为，其品行有美恶，其作为亦有大小；所谓大德、美德主要指政治上表现突出，能勤勤恳恳地引导、辅助周王，受到天子的信赖与重用，为王朝统治建立功勋[27]。
显然，“德”字在西周时期，引申含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与提升，从殷商“徝”的槷表“表率”隐喻，发展为贵族政治品行与行为的理想“标杆”与“楷模”，尤其是要“帅型祖考之德”，以祖考的政治美德为效法的“标杆”，辅佐周天子，继续受到天子的恩德，为王朝建功立业，赓续本族的荣光。
刘源先生还指出，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宗法社会已经瓦解，士人兴起，官僚社会逐渐形成，个人的品质、能力愈来愈受到社会的认可与重视，“德”的内涵也有多元化的发展和析分，其中部分转化为个体的道德[28]。
笔者认为，“德”的内涵多元化与个人品质化现象，大约从春秋早期便开始了。西周时期贵族社会“德”的主流内涵是贵族阶层对周天子的效忠。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对天下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效忠于周天子的“德”思想核心内涵，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解读也呈现出多元化。
从此，“德”包含了大约五类内涵：①品德，②恩德，③感德，④事物的属性，⑤指具体事物从“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29]。老子《道德经》言“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其中的“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世人的德性、品行、王道[30]。只有将道德结合，才将“德（图D）（图E）原字形中十字路口“彳亍”形旁真正“利用”起来，升华到哲学“道”的层面。
《荀子·劝学篇》曰：“《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31]”君子学习礼，听在耳，记在心，表现在威仪的举止与符合礼仪的行动上，一举一动，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他人，如此则也算是品德高尚之楷模或道德的最高境界了。道德就是个体自觉意识到人们共同生活的自然与社会的规律准则，而通过自愿的行为追求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的过程[32]。足见，东周时期，道德联称，依然以“高尚品格的楷模与行为准则”为核心内涵，以标杆槷表物化隐喻，仍然有效。因此，东周贵族墓葬随葬的祖槷，确实是贵族个性化的“喻德”之物，二者之间显性关系水落石出。
三、青铜祖槷考古发现的两大关键特点解读
前文已指出，祖槷的考古发现一是数量极少，二是主要用于贵族夫人。如果说东周时期，道德的个人化至善楷模与准则的观念大流行，那么青铜祖槷的使用与随葬应该是普遍的、男女通用，甚至是男性“君子”道德标榜物即“男子之槷”应当出土更多。因此，仅“以槷喻德”的角度，难以解释青铜祖槷实际发现的两个关键难题。
笔者认为，“以槷喻德”解读的大方向是对的，惟适用的人群是贵族夫人当中的极少数被当时社会的人们视为“妇德楷模”人物。她们随葬的青铜祖槷，很可能不是惟彰显其祖考之德，更多地示旌表墓主夫人的“妇道懿德”。于是铜祖槷就是旌表墓主“妇德楷模”的标志物——标杆，自铭“祖槷”之“祖”便是“效法”之意。如此看来，东周时期的铜祖槷，就是后世“贞节烈女牌坊”的前身。换句话说，只有得到社会承认的极少数“妇德楷模”（她们往往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贵族夫人）巾帼人物，才有资格用使用青铜祖槷并死后随葬。如此，青铜祖槷实际考古发现的两个关键难题便迎刃而解了。
诚然，随葬铜祖槷的贵族夫人为“妇德楷模”巾帼“标杆”的推测，很难得到确证，因为迄今为止随葬铜祖槷的贵族夫人均史无记载，随葬的其他器物也难以辅证判定为“妇德楷模”。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对随葬铜祖槷墓主身份的分析，或可能找出一些草蛇灰线。
1.黄君孟夫人
徐少华先生对黄君孟夫妇墓的分析，非常有趣。他指出，黄君孟夫妇墓同圹同穴，两椁室南北并列，但是墓坑的设计上，夫人墓坑东壁有墓道，给人感觉夫人墓为主墓，黄君孟的墓室为附加。更有甚者，从椁室规模、棺椁层数和大小、随葬品的多寡来看，黄夫人墓葬规格等级要高于黄君孟。黄君孟自做用器铭文中皆称“黄君”，是对黄国内部的自称，符合其国君地位。而黄君为夫人做器，铭文中一律称“黄子”，这是黄君孟对于姬周王室而言，为“子爵”，乃以子爵臣的身份出现。这些奇特的现象，不知是黄国内部尊奉女权（即内君，亦称“小君”），还是黄夫人为姬姓女子的缘故[33]。
笔者认为，黄君孟的地位低于夫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仅因为夫人为姬姓，从黄君孟对本国内称君，对姬姓夫人则谦称“子”，可以推定黄君孟的夫人，来自姬周王室，而非泛泛的姬姓姻亲。黄君孟想在楚、齐大国之间求生存，巴结姬周王室企图利用姬周王室正统旗号即“社会政治辈分”自保，有意抬高夫人孟姬的地位，这是极有可能的。于是，黄君孟为夫人孟姬做祖槷，铭曰：“黄子作黄甫（夫）人孟姬器，则永。[]”其中“则永”二字，说得很直白，就是黄夫人孟姬的“妇德楷模”标杆，作为世间妇人效法的准则圭臬，永续存在。这间接暗示，黄君孟生前，便很可能把来自姬周王室的夫人孟姬，在黄国内打造成“妇德楷模”，亲自做旌表“妇德楷模”的铜祖槷，授予夫人，以此巴结夫人孟姬的娘家姬周王室。
2.郭家庙M17曾国夫人
枣阳郭家庙M17墓主身份大致为曾侯夫人[35]。该墓曾经被盗，残余的列鼎（原应为五鼎）两件，铭文相同。张昌平先生释为：“曾亘嫚非录为妳行器，妳永祜福。[]”他推测M17墓主名为“妳”。然从铜鼎铭文照片看，“妳”仅为“爾”，未见“女”旁，释为“妳”恐未当。
方勤等先生将该两件鼎铭释为：“曾亘嫚非录为尔行器，尔永祜福。”他们认为M17墓主为嫚姓邓国女嫁到曾国为侯夫人，随夫君之谥为亘读为桓。“非录”是死亡的讳称，“尔”代指曾亘嫚。说明这两件鼎是他人为死者曾亘嫚做器[37]。从通篇铭文分析看，方勤等先生的释读比较妥当。
从M17曾亘嫚列鼎铭文信息，可以判定墓主是来自邓国的曾侯夫人。曾亘嫚是如何获得“妇德楷模”标杆地位与称号的，无从知晓。笔者试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稍作分析。
郭家庙M17青铜礼器时代风格大约在两周之际，当时曾国比较繁盛[38]。而邓国在西周时期便与姬周王室及姬姓集团姻亲关系密切，地位特殊。铜器铭文显示，邓国在西周初封时即称“邓伯”，邓国宗室爵位比曾侯高一级。至迟到西周中期邓国国君一律称“邓公”。邓国的青铜礼制文化与姬周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周边列国文化中少见的[39]。足见，在周王朝封国体制内，邓国的地位高于曾国。而郭家庙M17:11龙纹铜杯，似簋无盖无圈足且单耳（图十二），造型极为罕见[40]，同类铜杯仅见于陕西沣西张家坡墓地，也暗示墓主曾亘嫚（邓国女）与姬周王室（丰镐京）的某些特殊关系。
图十二 GM17:11铜单耳杯
前有黄君孟夫妇墓打版，笔者推测郭家庙M17墓主曾亘嫚或可能因其娘家邓国特殊“社会政治辈分”，被当时曾侯夫君所抬举，打造为曾国的“妇德楷模”，特制祖槷以旌表，实为曾侯攀附邓国政治势力的势利之举。
3.下寺M1楚令尹夫人
关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墓主分析，张剑先生有精到的分析。他分析认为，下寺楚墓第三组的主墓是M2，墓主为王子午死后第二年任楚令尹的蒍子冯。M1是M2令尹蒍子冯的夫人之一孟滕姬之墓，墓主是从姬姓滕国嫁来的。
淅川下寺墓地，是楚国宗室蒍氏家族春秋时期的后四代人墓地。蒍氏先祖出自楚蚡冒一枝，该家枝除了一个名人楚孙叔敖之外，没有出过十分显赫人物。蒍子冯官至楚令尹，算是比较成功者[41]。查《史记·楚世家》相关记载，楚王蚡冒熊眴继位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此后蚡冒一支家族与楚国王权再无关联。《史记·楚世家》仅提到，楚庄王“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于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
而《史记·循吏列传》则明言：“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於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两条史料均出自司马迁《史记》，若敖氏与孙叔敖是否为一人，司马迁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结合这两条史料，笔者大致推测孙叔敖出身时仅为乡间布衣处士，以贤能得楚庄王赏识拜楚相，深得民心，后因遭谗言被族灭。
淅川下寺楚墓蒍氏家族墓地，当然不是孙叔敖这一枝的家族墓地，因为很可能被族灭，下寺M2蒍子冯的祖父蒍贾生了孙叔敖和蒍艾猎，蒍子冯之父即蒍艾猎，即下寺楚墓第二组M36墓主[42]。总之，淅川下寺楚墓墓地蒍氏家族地位最高就是M2楚令尹蒍子冯，曾拜楚相的孙叔敖即蒍子冯的叔父还被灭族，蒍氏一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不比郭家庙曾侯与黄国君孟高。
再看蒍子冯的夫人M1墓主孟滕姬，娘家是山东的滕国。稽考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大致知道滕国是周文王之子、武王异母弟错叔秀所封之国，是西周早期武王克商、周公东征之后楔在山东南部的一颗重要的钉子。经考古勘查，山东滕州市姜屯镇滕国故城遗址，小城始建于春秋，大城始建于战国。但是，位于滕国故城西北1.5公里处的庄里西墓地，被考古确定为西周至战国时期滕国贵族墓地。
78STM3出土一件西周早期铜鬲铭为“吾乍滕公宝尊彝”。1982年3月该墓地清理一座铜器墓，其中方鼎铭曰“滕侯乍宝尊彝”，铜簋铭为“滕侯乍滕公宝尊彝”[43]。足见，滕国虽非强国，但是在西周宗法分封体制中，“社会政治辈分”不低，滕国始祖竟是周文王之庶子，滕国君非公即侯。蒍子冯即使官至楚国令尹，他也不是国君公侯，所以能娶到滕国宗室之女，就是高攀了。由此推知，蒍子冯也和黄君孟、郭家庙M17之夫君曾侯一样，为了攀附夫人娘家“社会政治辈分”，很可能有意标榜夫人为“妇德楷模”，特制祖槷以旌表。
四、结语
本文在冯时先生关于《祖槷考》与刘源先生关于“德”字含义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了，从天文测量仪器槷表移植到十字路口方向标杆后，“德”（徝）字从“正观也”的行为，引申为殷商“表率”含义，到西周上升为贵族政治品格与成就的标杆、楷模与垂范，再到东周时期“德”成为个人道德至善修为的楷模、规范、标准。随着时代变迁，“德”的内容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不变的是槷表“以物喻德”外在形式。
而东周时期，贵族社会中出现的极少数贵族夫人拥有和随葬铜祖槷现象，表面上是对贵族夫人“妇德楷模”的旌表之物，背后却隐藏着她们的夫君攀附夫人娘家在宗法分封体制内的“社会政治辈分”的图谋。这种行为，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终归是出于夫君国力或政治地位低下之无奈，但毕竟为世人所不齿，所以抬高夫人地位、打造夫人“妇德楷模”、特制祖槷旌表的行为，始终属于个例，并未在东周列国中形成风尚，以致考古发现铜祖槷数量极少，更未能成为青铜礼器组合的标配。而可以判定墓主者，拥有祖槷的贵族妇女都与姬周王室有着各种特殊的联系。
（原文发表于《华夏文明》2022年7月下旬刊总第592期）
参考文献
[1] 冯时：《祖槷考》，《考古》2014年8期。81~96页。
[2] 高崇文.楚“镇墓兽”为“祖重”解[J].文物,2008(09).
[3] 宋华强.淅川和尚岭“镇墓兽座”铭文小考.[J].出土文献,2014(00).
[4] 赵平安.河南淅川和尚岭所出镇墓兽铭文和秦汉简中的“宛奇”[J].中国历史文物,2007(2).
[5] 裘锡圭.再谈古文献以“聉”表“设”[A].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2-3.
[6] 方辉.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448-449.
方辉.东周时期的埶、(石至)与首饰挂架[J].东方考古,2012(00):309-315。
[7] 刘蕾：《楚式镇墓兽镇祖功能研究》，2022年西北大学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78页。
[8] 刘蕾：《楚式镇墓兽镇祖功能研究》，2022年西北大学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73页。
[9]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122~142页。
[10] 冯时：《祖槷考》，《考古》2014年8期。92页。
[11] 刘源. 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J]. 南方文物，2017(04):144-150 155.
[12] 冯时：《祖槷考》，《考古》2014年8期。84页。
[13] 刘源. 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J]. 南方文物，2017(04):146.
[14] 刘源. 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J]. 南方文物，2017(04):145.
[15] 刘源. 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J]. 南方文物，2017(04):146.
[16] 刘源. 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J]. 南方文物，2017(04):144-145.
[17]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二卷，（台北）“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年。563~569页。
[18] 冯时：《祖槷考》，《考古》2014年8期。87页。
[19] [汉]刘安著，张广宝白话编译：《淮南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94页。
[20]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148~150页。
[21]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62~98页。
[22] 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99~117页。
[23]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122~142页。
[24] [宋]蔡沈：《书经集传》，中国书店，2018年。177~178页。
[25] 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影》，《科学史文集》第10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27~44页。
[26] 刘源. 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J]. 南方文物，2017(04):145.
[27] 刘源. 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J]. 南方文物，2017(04):149.
[28] 刘源. 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J]. 南方文物，2017(04):149.
[29] 刘淑萍：《伦理世界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6~17页。
[30] 刘淑萍：《伦理世界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7页。
[31] [清]李宝洤编纂：《诸子文萃》，岳麓书社，1991年。46页。
[32] 刘淑萍：《伦理世界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7~18页。
[33]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97页。
[34]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4期。
[35] 张昌平：《曾国青铜器及其反映的地域问题》，《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11页。
[3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93页。
[37] 方勤，吴宏堂主编：《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5年。40页。
[38] 张昌平：《曾国青铜器及其反映的地域问题》，《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11页。
[39]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7~18页。
[40] 方勤，吴宏堂主编：《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5年。52~53页。
[41] 张剑：《淅川下寺楚墓的时代及墓主》，《中原文物》1992年2期。
[42] 张剑：《淅川下寺楚墓的时代及墓主》，《中原文物》1992年2期。
[43] 张东峰，聂瑞安：《浅谈滕州商周方国与出土青铜器》，《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72~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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