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平生当过最大的“官”是蒙城漆园吏，相当于国营农场代理场长，尽管可能是他弟子撰写的《庄子.外篇.秋水》中说，庄子钓于濮水，楚威王派两名大夫去请他“愿以境内累”（委以政事，大约意思是任命他为楚国最高官职令尹），而他前往魏国时魏国国相惠子又因听到庄子可能接替他出任国相的传闻“大索于境”（搜捕庄子），但这些都是战国诸子辩论时常用的比喻手法，并非实事，楚国直到亡国，令尹几乎都由王族或世袭贵族担任，庶族、外人出任令尹极为罕见、主要在最末期且下场几乎都不好（如吴起，他是否是令尹还有争议），而魏国当时是好大喜功的梁惠王在位，任命的都是以富国强兵和扩张变法为己任的实干派，以啥都不做、就算说话也等人说完了再说为原则的庄子，又怎能入得梁惠王法眼？
庄子当不了大官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他的主张是无为，而且这个无为不止于老子的修身，而是要扩大为整个社会的准则，既反对儒家以礼法治国，也反对法家以法律治国——他的主张是根本不需要治国，甚至未必需要国家，试问哪一个脑筋正常的国家或君主，会悍然重用这样一位“贤才”？
在阐述自己志向、主张方面，庄子无疑拥有“如此才气”，但时逢战国初叶，各国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稍走错一步就可能亡国灭族，即便不能分辨哪一种治国、富国、强国的药方更好，但一种明确表示不治国、无需富国、没必要强国，最好不要有国的药方，显然没有犯神经病的国家和君主都知道是绝对要不得的，庄子的主张完全不合时宜，不合战国君王和国家的需要及胃口，这方面才气越好，其不受“雇主”欢迎的主张就越容易被大家看懂——然后这样一位人才，岂不是才气越出众、当官概率越低？
这就好比我的才气主要集中在给猫起名上，但在骑自行车方面是特短，您大惑不解地问“中国自行车队咋不请您这位给猫起名专家当主教练呢，您在专业领域不是很有名望么”，看，再有名望倘货不对板，别说中国自行车队，就算猫国自行车队也不会请我去当教练，哪怕那些队员的名字都是我给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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