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川县城精致漂亮，像个大花园，但一些老北川人仍时而想念老县城。两地相隔不过30公里，却是旧与新的距离，连接着北川县城的前世与今生。这背后，是老县城错过的一次次机会以及新县城的一次次努力。
记者|黄子懿
在新北川县城，每个居民能在5分钟内到达一处公共绿地
从绵阳坐汽车出发，大约50余分钟可到永昌镇。我对这趟车并不陌生，初中时我在绵阳上学，家住安昌镇，是绵阳到北川的必经之地。每逢周末放假回安昌，都会选择坐终点为北川的汽车。
印象中的北川人，质朴勤奋。同样的车程，这趟线路比直达安昌的车沿途停靠更少、速度更快，票价却更低。车一路驶出成都平原，进入龙门山区，每当车到如今永昌镇的地界时，视野里平原的地平线上就会升起几座大山，乘客就知道安昌快到了。
安昌距离老北川只有25公里，但在2008年大地震前，我从未去过北川。那时候，去北川就意味着进山。在三面环山的安昌，去往北川的路一直延伸进巍峨的山区，远远望去，显得神秘而未知。
永昌是北川历史上的第四个县城，也是首个安家平原的县城。这个名字就寄托了美好寓意的县城，外观上就和其他西部县城区别开来。搬迁到平原地带的县城开阔大气，在去往安昌的大道旁一面铺开。整个县城绿化覆盖率极高，像一个大型公园。
李晓江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程参与并主持了新北川县城规划建设工作
“我们当时的理想是要建一个小城镇的典范，希望它是能够代表未来的。”参与并主持了新北川规划工作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说，新北川规划中，用到了很多后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城市发展理念：窄马路、密路网、开放式街区和高覆盖率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
新县城的南北两边，居民楼小区建筑小而精，均不超过6层，道路密集、街区开放。中部则是羌族风格浓郁的巴拿恰商业街，意为“做买卖的地方”，建筑极为有特色。
如果不是巴拿恰东边的新生广场和抗震纪念园，拜访者可能不会看出整个县城有一丝地震的痕迹。在新生广场，10年前的抗震救灾中，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那句掷地有声的讲话——“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被做成了纪念碑，在新北川的核心地带提醒着人们，这个县城经历过怎样的伤痛。
在县城北部的白沙街西段，我随即走访了4家商户，间隔不超过100米，却发现每一家都有子女及直系亲属遇难，卖老北川特产的商人赵万友就是其中一员。在地震中，他失去了挚爱的女儿、侄儿和丈母娘，也失去了自己在老北川县城奋斗十几年的成果：10间门面、2层门市部与房产、价值百万的库存货物。
赵万友目前卖腊肉等老北川特产，但生意并不好做，白沙街人流量不高，有商户已关门——这似乎是整个新北川的一个缩影。这样一座美丽精致的县城，人气却略显冷清。县城人流车流稀少，个别路口不设红绿灯，出租车和共享单车踪迹罕见。以巴拿恰商业区为代表的羌城旅游区，虽被评为5A级景区，但游客稀少。主干道两旁的次干道，已鲜有商家营业，七匹狼、探路者等商铺，只见招牌，但大门紧锁。
“那边已经洗过好几轮牌了。”巴拿恰主干道上卖老北川特产的老板何国平2011年起就一直在此做生意，见证了这里的兴衰。他说，平日只有勉强维持，人流量在节假日等旅游旺季会比较多。餐饮和特产生意在这里会相对更好做一点，“好多卖衣服的，偷偷地关了门就走了”。
这也让北川县委书记赖俊头疼。赖俊对我坦承，新县城目前人气还不够。有中央领导来视察，告诉赖俊说这个县城目前是个“冷美人”，美但冷清，需要想法子把县城做热。按照规划，2015年新北川常住人口将达到5万人，但目前只有3万余人。相比之下，相邻的安昌镇反而更热闹些，有4万人。
废墟上的“断臂”
老北川县城，一栋楼房孤零零地立在江水中，低处楼层已被淹没
老北川县城某公司遗迹，办公楼已完全垮塌
新县城没有建起之前，赵万友在帐篷和板房“恍恍惚惚”度日如年，暴瘦30斤。靠着四处向亲友借钱，他在安昌镇卖老北川特产的生意得以东山再起，从最初的半个店面慢慢做大后搬来新县城，却发现此地生意不如安昌镇好做。“能维持走就算不错了。”赵万友指了指整个街区，估计至少有40%在亏损。“地震之后，只有我们这样做生意的没人管。”
对很多新北川的生意人来讲，他们时而怀念那个狭小而密集的县城。那里青山环绕、河流穿城而过，街坊邻居人情熟络，热闹而亲切。赵万友正是在当地的农贸市场卖菜起家的，后成为老北川最大的海鲜批发商之一。整条白沙街，不乏赵万友这样的老北川商户，在店名上标明“老北川”字样，提醒着行人，他们乡关何处。
有干部也在怀念。李春曾任北川图书馆馆长，震后，她带着二级残疾的身体，重建了由知名建筑师崔愷设计的新北川图书馆。她喜欢安置小区里的樱花和新县城的环境，但也常常怀念老县城的家。
那个家被她称为“联合国大楼”，集中了县委各机关的干部，大家在大院里时常串门聊天，亲切熟悉。而如今，在楼房小区，李春与邻里互不认识，这种隔离让彼此陌生。“假如时光可以重来，我仍会选择老县城的家。”
但老县城已经不复存在了。老县城在北川曲山镇，距离永昌镇不过30公里，却是死亡与新生的距离，连接着北川县城的今生与前世。与新县城的冷清相比，老县城则是寂静的，这里已是规模最大的地震灾难原貌遗址区。废墟前，一则标语写着：“亲人已经安息了，我们还忍心打扰他们吗？”
这个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的地震遗址，像是一块巨大的伤疤，贴在了龙门山山清水秀的肌肤上。从高处看，整个老县城被两山环绕，两山均可见地震中的滑坡塌方痕迹。山谷处，湔江穿城而过，划其为新老两个城区。
人置身在新城区遗址，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和末日感。平日庇护人的建筑与房屋，在无形的力量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地震冲击波好像一只上帝之手，将所有坚固的钢筋水泥扭曲、摧毁乃至揉碎。遗址入口约200米处，有一处名为“景家山崩”的遗迹，巨大的石头从山体滚落至此，直接覆灭了山脚下的北川中学茅坝校区，只剩一个国旗杆在风中摇曳。
而在湔江对岸，老城区受灾更重，更像是遭到来自大自然的毁灭性打击。大面积滑坡的山体，夹杂着钢筋水泥，冲毁了5条街道、20余家单位，房屋被推挤出200～300米远，形成数十米高的废墟。
“天一下子全黑了。”地震时，赵万友带着老母亲，在这堆废墟的一个巷道里侥幸躲过劫难，“死不死全靠运气”。山体垮塌冲垮的建筑扬起漫天灰尘，赵万友一度呼吸困难，“差一点就没呼出来气”。待到灰尘渐渐散去后，他爬上高处一看，才知道老县城已完全覆灭。
那场浩劫中，北川有三最：遇难失踪人数最多、灾害损失最重、受灾面积最广，整个北川县城“城毁人亡”，以至于时任绵阳市委书记谭力一度不相信北川的灾情，让前来报信的北川干部再回去弄清楚，此时整个北川城只有孤城自救。“当时不晓得北川会那么严重。”赖俊说。
赵万友说，今日的北川老县城，已不是当时震后的原貌。经过唐家山堰塞湖、若干次洪流等次生灾害的洗礼，整个老县城的河床都被抬高了近10米，诸多遗迹已被淹没。湔江之上，曾经连接北川新老城区的大桥桥墩已被砂石淹没，只剩桥架露出地面，任凭江水流过而无动于衷，似乎是要缅怀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
“历史的错误”2008年8月，当北川新县城选址举棋不定时，李晓江回北京给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汇报异地重建选址方案，希望征得这位学界泰斗的理解和支持。
吴良镛有个非常好的习惯：在交流时，老先生总是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但那天，当李晓江详细地讲着选址的地质条件、地理位置和安全等理由时，吴良镛听着听着低下了头，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他抬起头，目光凝重地对李晓江说：“晓江，这么大的灾难，不要光相信所谓的科学，要研究历史！”
这句话好似醍醐灌顶，让李晓江猛醒。他想起5月25日那天，他和同事第二次进入已防疫封城的北川老县城时，同事看到如此惨重的灾害，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这是个历史的错误啊！”
“北川经常摇”——在北川采访，无论干部和群众都会提到这一点。北川的干部圈子，都提到某个县政府秘书的案例：地震当天，当这位秘书意识到严重性，从三楼一口气往下跑时，他的诸位同事还在嘲笑他大惊小怪。嘲笑他的同事最后都没能及时跑出来。
北川老县城位于龙门山断裂构造带中，是其主中央断裂带北川—映秀断裂带（长约320公里）的起始点。地震带穿整个县城而过，历来小震不断。曾经，这里发生过的最大地震是1958年的6.2级强震，当地人对“小摇”都习以为常。
但悲剧不仅由此而生。整个老县城位于“V”字形中低山峡谷的河谷平坝，四周山体陡峭，用地狭窄，建筑密布。地震发生时，两侧山体或滑坡或垮塌，县城被“包饺子”。老城区一侧的王家岩山体滑坡，掩埋了老城区的大部分；湔江对岸的新城区发生景家山石崩，巨石滚落而下，将北川中学茅坝校区覆灭将尽。
城毁人亡的老县城曲山镇，过往很长时间内都不是北川县城。1952年，北川县委县政府从现禹里镇迁到了曲山镇办公。此前，禹里曾作为北川县城长达1374年之久，古名“治城”，其禹里村正是北川人引以为豪的大禹故里所在。
“北川一不小心就搬了。”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北川县志主编赵兴武说。他曾就此请教过当年亲历的老干部，老干部答曰：“为了交通方便。”
禹里镇老街，仍有人家囤积木材生火煮饭
2018年，一群少年儿童在汶川青少年活动中心前玩耍
1952年，共和国政权初立、百废待兴，禹里作为县城新增大批干部，还驻扎着300余人的地方武装，单是每
时任北川县委书记是一位山西籍干部，他由此决定将县城从禹里临时迁至曲山，一个当时仅有百户200余人的小场镇。赵兴武将这段历史写入县志，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写：“赵大爷你乱说，一个书记说搬就能搬？”赵兴武说自己是实事求是。一个佐证是，当时北川县长是本地人，在外出差回来才发现县城搬了。
县城迁到曲山后，当地就有曲山要被“包饺子”的传闻。1958年2月，北川发生里氏6.2级强震，“5·12”之前的最大地震。次年，诸多干部提出迁回禹里的动议，甚至一度修好了县委县政府和北川中学的楼房，但却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最终未能成行。北川失去了第一次机会。
“那时候修房子，就是用泥巴裹着石灰筑墙，北川中学修了两层高，有7～8米。”震后，禹里这栋50年代为北川中学所修的建筑没有倒塌，只是成了危房。赵兴武带人过来想把房子推倒，“硬是推不倒啊，墙摇过来摇过去，就是不倒，怪得很”。后来，房子一度被当地农民利用成了住房，直到重建时挖掘机开来。
今日，从曲山往禹里走，路程仅有半小时。震后，政府修好了曲山到禹里的公路，沿途一路上山经过唐家山堰塞湖，再穿过5～6个隧道，便能到达禹里镇。相较于曲山，禹里更属山区，但地势相对平缓，两河在此交汇，形成一片高地，两边山坡缓缓倾斜。
镇区面积不大，盖满了房子，老街上不乏清末年间的木质老房。禹里镇党委副书记吴加伦说，房子多为震后所修。禹里受地震影响不大，仅死亡几十人，只是唐家山堰塞湖此后淹没全镇，所幸灾民及时撤离。
整个上世纪60～70年代，北川再未发生过6级以上的地震。恰逢县政府财力增加，在曲山镇的各单位房子越修越多、越来越大，便无人再提及迁回禹里的动议。曲山用地面积仅0.35平方公里，故80年代，随着用地愈发紧张，北川开始考虑从曲山往河对岸的茅坝发展。
茅坝，即老北川新城区，因湔江在此做了一个180°转向，历史上称回龙场。1679年，回龙场后景家山突然崩塌，飞石如雨而下，山下场镇乱石林立、被埋大半，故名乱石窖。几百年后，北川中学茅坝校区在此山脚建立，在大地震中再次被乱石埋没，跑出来的师生寥寥无几。
今日茅坝校区的遗迹，也被叫作“景家山崩”。它的一边，是地震遗址中的遇难者公墓，无数人长眠于此，到访者可买上15元一朵的菊花献给遇难者。赵兴武说，公墓也是原乱石窖旧址，震前被人买下盖房。“挖地基时一看，下面全是石头，已毁灭过一次了。”赵兴武说，那次毁灭后，场镇迁往对岸曲山，哪知最后县城又再次朝这边发展。
实际上，就在老北川县城决定往茅坝扩张时，北川县城原本有一次改变命运的契机。80年代末，曲山王家岩山出现裂缝，面对忧心忡忡的“包饺子”传闻，北川多次向省委省政府打报告，提出搬迁动议，并请来绵阳市地质学会专家考察。但由于一些专家坚持“无大危险论”，北川再次失去了机会。
这段历史，经吴良镛老先生提点，李晓江后来做规划时也做了详细了解。早在拜访吴良镛前，他就在灾区多次听到包括北川在内的多个山区县城历史上迁址、选址的不同看法或争论。
1992年，茅坝新区建设的工作正式展开，县城搬迁提议遂渐息。那一年，也正是赵兴武开始写县志的一年。此前，他从禹里的北川民族中学调到县城，看到老北川县城奇怪的地质地形，一度心悬不已，担心“包饺子”的传闻成真。
“对这个县城反正大家一直心梗梗的，不想在那里。”刚到老县城工作时，赵兴武住5楼，晚上睡觉时习惯把啤酒瓶倒杵在地上，衣裤放在顺手处，以便地震时能以最快速度跑出去。“咋会没在断裂带上呢？两边岩石都不一样，肯定在断裂带上。”他至今保留着当年专家论证北川不在地震断裂带上的录音。
家在哪里李春在废墟中被埋75小时后获救。由于被压时间太长，李春被救出时，左手左脚已毫无知觉、臀部肌肉坏死。此后半年里，她一直在外地进行各种手术及康复训练，先后经历过4次大手术和6次清创手术。
她会哭、会痛，每天都在担心中度过。“怕高烧不退，怕伤口感染，怕上了手术台就没有命了。”但真正让她感到绝望的，是半年后她从外地回到四川，让家人带着自己去看一看老县城。“我的家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虽有准备，李春仍止不住地号啕大哭。半年前她被抬出时，眼睛被救援人员蒙住后直接送往医院，没有亲眼见到老县城的惨状，只是有所听闻。她在县委机关大院的家，被垮塌的山体埋没，未能幸免。
在李春痛哭家园遭难之时，北川的规划和重建工作启动。受命支援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下称“中规院”）判断，北川老县城中，老城区80%的房屋、新城区60%的房屋倒塌或被掩埋，同时多种伴生、次生灾害频发，震后可能用地条件几乎不存在。李晓江说，当中规院5月18日刚到绵阳、还未进入县城考察时，绵阳规划局已得出无法原址重建的结论，可见受灾之重。
“城镇异地重建确实必须慎之又慎，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为。”李晓江说。此前，共和国历史上仅有新疆乌恰县因地震而异地重建，而乌恰县城地处的戈壁荒漠地区，历史上人类聚落就多有迁移而不稳定。相比之下，北川重建的难度则更大。
不仅是因为北川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县城人口比乌恰数量多、密度大、居住更稳定，新县城在选址过程中，还涉及行政区划的改变。李晓江团队对5个地点进行了考察评估，综合评定安昌镇东南为最佳选址地点。但安昌及其东南，都属于邻县安县的范围。
5月28日，最初选址报告即完成，但整个选址过程耗时将近7个月。方案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审查和讨论，其中包括专家学者，绵阳、四川乃至国务院部委领导。因事关重大，涉及行政区划调整，所有人慎之又慎、反复论证。其间，民政部门的干部曾向中规院表示，跨行政区的选址重建从没发生过，暗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中规院从专业角度考虑，一直坚持认为安昌东南是最适合的选址。
这段时间里，赵万友整个一家人，只有在绵阳的河坝旁搭起帐篷度日。“简直不晓得怎么过来的。”女儿遇难，让210斤的他一度瘦到180斤，此后一直未恢复。妻子在地震时已有3个月身孕，却流离失所，没有一个稳定住所，赵万友只有泪目，“家不成家、县不成县”。
2018年4月，北川县安昌镇，一对再生育的双胞胎儿子在扳手腕
新北川县城的尔玛小区与禹龙小区，这里是老北川人的主要聚居地
10月，李晓江出差去海南，在飞机上看到《南方周末》一篇反映北川灾后重建选址未定，百姓心理焦虑、干部不堪压力而自杀的报道。当他读到北川百姓哀叹“家不成家、县不成县”，不禁泪如雨下。下飞机后，他立马给同事打电话：“我们5个月来都干了些什么？”此后，中规院和北川商定，不再等待选址批复而率先开始进行规划。
作为一个安昌人，我对北川人“家不成家、县不成县”的悲叹感同身受。中学同学中有一位北川人，小时原名“出川”，寓意“走出北川”；他成绩优异，考到绵阳后，母亲为他改名“丰源”，希望他报答家乡。震后，家乡荡然无存，虽然他一家三口都在地震中幸存，但一大家子亲戚都得挤在绵阳的姥爷家生活。
当年秋天，我们一起升入高三。震后一年的紧张备考里，同学每次回家“简直没有一个可以供他读书的地方”。有一次，他不禁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家？”母亲一听，就忍不住哭了——这次采访，我拜访了同学的母亲。这位母亲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都非常热情乐观，能坦然地讲出震后踏着死人堆逃生出城的经历，谈及新北川生活也很感恩珍惜，但说到这里，还是忍不住掉了眼泪。
2008年11月，国务院原则上同意安昌东南作为选址。次年2月，国家民政部批准了北川、安县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把安县的永安、安昌两镇和黄土镇的6个村庄划归北川。
震后重建中，北川县委县政府一直暂驻安昌办公。安昌镇原本是邻县安县百年县城所在，但在2002年，时任安县县委书记林新决定将县城搬到地处平原、更靠近绵阳的花荄镇。这次搬迁，也为震后的北川腾出了一个暂栖之地。因为县城搬走后人气一度下降，安昌当地人对北川入驻多表示欢迎。
安县县委一位干部回忆，当时安县搬县城的主要原因是书记认为安县三面环山，城镇用地紧张，外扩发展成本极大，“安昌修一条路，花荄可以修三条”。在当年的县委大会上，书记脱稿舌战群儒，不论层级身份，所有人都可以发表意见跟他辩论。“这在今天很难得，这次搬迁也是极富远见的。”这位干部说。地震中，花荄受灾较轻。2017年，安县撤县改区，是为安州区，成为绵阳城的一部分。
“安县真的对得起我们啊。”赵兴武感慨，“假如安县当初不搬县城，那北川地震后真不知该怎么办。”据他介绍，历史上北川县域原本很小，从300年前开始一块块地划过来，算上震后从安县划过来的200余平方公里，如今县域面积已是绵阳第二大。
2009年3月，中规院完成了北川新县城总体规划编制并获批。当年5月12日纪念日，北川中学新校址作为首个项目动工，县城重建工程正式启动。北川新县城重建有218个项目，总投资110亿元，其中山东援建约50亿元，社会捐建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绵阳北川自建项目总投资60亿元。
从老北川迁移过来的居民，被安置在北部的尔玛小区与禹龙小区。2011年2月1日新县城开城之际，李春和赵万友都搬进了尔玛小区。“尔玛”一名为赵兴武所取，在羌语中意为“本地人”。
新北川何往在永昌镇，真正的“本地人”并不在尔玛小区及其周边，而被安置在南部的若干小区：新丰苑、新盛苑、新安苑等等。
新北川迁入之初，北部老北川居民1.4万人，南部原住民有1.2万人，相差无几。南北相隔约有2公里，社区融合成了大问题。赖俊说，过往南北两边的居民夜里散步，都是走到中心附近巴拿恰就打道回府了。
老北川人觉得人气冷清、生意难做，正与这种分散居住形式有关。对此，李晓江解释，这是规划前做社会调查时双方居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而原本团队打算是将两个社群放在中心区融合居住。
“当时感到两难，因为这必然带来中心城区的空心化。”李晓江团队最终还是决定尊重双方居民意愿做分散居住。他们对此也很理解，“老北川居民的社会关系在北边，而原住民的社会关系在南边”。
但他担心的问题的确发生了，新北川县城中心城区出现一定程度的空心化，目前空地面积达1平方公里。最显眼的是巴拿恰商业街南北两边，有两块巨大的空地闲置，而按照常规逻辑，这些地皮理应非常抢手。空余地皮一度被新北川居民利用起来，种蔬菜种粮食——很多原住民以及来自北川山区的居民还不适应目前城里的生活与消费方式。
赖俊觉得不太美观，让人给空地抹上水泥，分小块用作停车场，其余面积种植了牡丹花等鲜花绿草。对这些空出来的地皮，他解释道，这些地皮都是北川重建负债后当作资产抵押出去的。
虽然有山东援建和各界帮助，但震后北川重建负债依然很高，一度达120亿元。在上级部门的关心下，这些债务通过省级和市级的城投公司偿还了大部分，城区主要土地、商业门面以及新北川宾馆等优质资产都抵押给了省市级城投公司。
赖俊说，等这些地皮开发出来后，北川中心城区的繁荣程度会好很多。为此，双方已有所对接，巴拿恰南北的两块地皮，未来可能会以大型综合商贸中心加商业住宅的形式开发。“等这两块做起来了，巴拿恰会好很多。”
赵万友的店面位于河边，傍晚已可见很多人从南部走过巴拿恰散步，曾经的社区分隔问题正逐渐消解。对于一些老北川人来说，更现实的焦虑还是生计问题。赵万友有两个邻居商户，曾想去附近的工业园给企业干活打工，“哪晓得全是要垮杆（倒闭）的企业”。
震后的新北川，原本设想了两条产业主线，一条旅游，一条工业。工业这条线依附于规划的绵阳—安县—北川大走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工业这块没有做起来。”李晓江说。
据2015年的调查，占用园区工业用地51%的13家企业停止生产，有16家当时尚在运营，但土地产出效益能高于绵阳的仅占园区的10.7%。工业园原本设想能提供1万～1.5万个就业岗位，但最后只吸纳了1500人。
相比之下，每年北川外出务工人员有5.2万人以上。北川中学和永昌小学的相关负责人都告诉我，这几年，学校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了。
赖俊对此也很无奈，北川山清水秀，大部分县域都是山，属于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无法引进大型工业项目。为此，想要发展经济和聚集人气，只能从教育和轻工业等方面入手。北川引进了北川通用航空产业园，目前已在建设中，预计整个项目完成后将为北川新增城市人口近3万人，提供就业岗位6000余个。李晓江对此项目较为看好。
从数据上看，另一条经济主线旅游业情况更好。据统计，北川2017年接待国内游客635万人次，接近九寨沟前两年的数据，旅游业成为主导产业。
不过，更多的来访者，是去往阿坝等地的过客，路过北川县域内暂歇。何国平说，巴拿恰的主要顾客集中于去北川山区旅游的顾客，“路过这里时会刹一脚”，此后进入山区，游玩避暑。
“北川暂时还没有做成旅游目的地。”赖俊坦承。他提醒我，虽然新县城很漂亮，但北川仍然是一个西部贫困县，位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县域内多是大山。
那些山区也正是北川最吸引人的地方。赵兴武常往山里跑，研究羌族历史，他觉得山里的北川才是真正的北川。而山里，也是赵万友所售老北川特产的主要货源地。他觉得巴拿恰多是外地人在卖老北川特产，不正宗也有水分，为了区别，他特意给店名带上“山里货”三字。
他不再做海鲜批发生意，说新县城靠县域边境，不能辐射到县域里面的商户，还有安昌等地的竞争。过去，他是老北川县城最大的海鲜批发商之一，来自北川县域的商户会定期从他这里进货、结款，一年收入好几十万。那时，大部分的北川食材、百货商户都集中在曲山镇杨家河坝的农贸市场。湔江从市场前流过，上千商户的地摊聚集在此，热闹不已，“茅坝那边买菜的都是过来买”。
得益于这些人气，从1988年起，赵万友依靠勤奋和精明，在老县城先后攒下10个门面，价值上百万。震前40天，他刚从畜牧局手中买下其中最后一个门面，连房产证都还没有办下来，就突然间山崩地裂。一夜之间，所有固定资产、库存全部化为乌有。此后，这些资产都被要求无偿捐赠给地震遗址。
“对我们经商的中年人来说，打击太大了。”10年后，他才46岁，头发却几近花白，“都是怄的”。今日的北川老县城，已看不到赵万友所在的农贸市场。多次洪流的冲刷和洗礼，甚至让人分不清那些如今在地层表面的建筑，昨日到底是二楼还是三楼。
赵万友还记得，地震前几年的某一天，农贸市场附近突然来了一辆辆大卡车，拉着大钢筋，工人们背着工具、抬着这些钢筋往背后的王家岩山上去。
“听说王家岩上面出现裂缝了。”当时，人们议论几句便不放在心上了，看着拉来治理裂缝的大钢筋，继续安心工作，直到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的到来。
（感谢李晓江先生、邓红女士在此文采写过程中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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