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人的死因有时荒谬。
木材加工厂的老厂长退位后的第一个夙愿，是到北京去探望当年的老首长。
从一九四八年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老首长一面。
人们说到他时，还常常用这么一句话概括他这个人的特殊性：“他当年是某某同志的警卫员，还救过某某同志的命呢！”
这一点，使他一向具有直闯市一级领导甚至省一级领导办公室的资格。无论多么善于周旋的秘书都不敢挡他的大驾，无论换了哪一届领导都不曾怠慢过他。近四十年来，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风云都没有将他彻底按倒过。无论他被认为“左倾”或者“右倾”，却始终是个特殊人物。近四十年来，他凭这无与伦比的特殊性，受到上级领导的宽宥，受到同级干部的嫉妒，受到下属的敬畏。
每一年春节前，他必定亲自督办一份厚礼，派人送往北京老首长家里。受命之人不但享受特殊的出差待遇，而且感到是种特殊的荣幸。
此次是他女儿秀红陪同进京。
在省驻京办事处下榻后，他立刻往老首长家拨电话。
电话通得顺。握着听筒，他的手由于激动直抖。
“找谁？”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找老首长啊！”
“哪位老首长？”
“×××同志啊！……”
“×××同志死了。”
“我是老关啊！不……不对不对，我是小关啊！老首长当年的警卫员……”
“噢……×××同志死了。”
“我当年救过老首长的命啊！……”
“你听不清我的话吗？×××同志死了！”对方颇不耐烦。
“死了？……”
他仿佛这才明白“×××同志死了”的意思，那颗激动无比的心“咯噔”往下一沉，如同坐车过断桥时那种感觉。
“喂！你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特意到北京来看望老首长，没想到……您是……”
“儿媳妇。”
“今年春节前给老首长捎来的礼物……收到了？……”
“是您每年托人捎来的啊？收到了，谢谢。您还有话吗？”
“没……有了……”
“再见！”对方挂了电话。
第二天他便乘飞机离开了北京，两只耳朵灌满了三女儿秀红的讥言讽语。她原本是打算从从容容在北京玩几天的，结果连王府井也没逛成。
一回到家里，他就将几个曾替他送过礼物的人传了去，对他们大发雷霆。他的老首长死了，他们居然只字未曾向他汇报！
他们唯唯诺诺地解释，他们实是不知。他们说他们都没见成他的老首长，甚至连他的老首长的家人也见不成。他们认为他们将礼物送到了高墙深院的门房，告诉明白了谁谁派他们送来的，就算不辱使命了。
他骂跑了他们，又逼迫三女儿秀红去翻《人民日报》——他怀疑他的老首长并没死，而是老首长的家人不愿接待他。果真如此，他要二次进京！他救过他的老首长的命啊！有他身上的枪疤为证！
秀红翻遍厂办公室订的截至那一天的当年的《人民日报》，没发现父亲的老首长的讣告。
“到市资料馆去！到省资料馆去！翻去年的！翻前年的！翻大前年的！”不容三女儿在家里坐下扇扇风凉，他吼叫着将她赶出门。
傍晚三女儿带回了一份一九八四年的《人民日报》。他的老首长千真万确是死了，白纸黑字，还有遗照。
“老首长，老首长啊！……您病危的时候，怎么也不给我拍加急电报，让我到北京去看看您呐！您临死前，怎么也不叮嘱家人一句，给我个信儿，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您的追悼会啊！您连让我见您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我……您……您把我小关给忘了啊！……”他捧着那份报纸，哭诉不休，泪涟涟如雨。
“爸，您这么大岁数了，害臊不？您这是哭您自己。哭您自己三十来年的自作多情！参加追悼会的那都是些一般人物么？您小小一个木材加工厂厂长，芝麻官儿，您配么？哭得人心烦劲儿的！”三女儿秀红极看不惯他那种老小孩儿模样，轻蔑地挖苦他。
他操起手杖要打她，吓得她尖叫着逃入自己的房间，插上了房门。
当天他佩戴黑纱，为他的老首长的死弥补他那一份儿由衷的哀思。
看见的人无不背后议论：“这古怪老头子，犯得着嘛！他那等于是为自己戴的！”
不幸被人们言中，三天之后，他自己也死了。
在无人知无人晓的时刻，坐在他那把巨大而沉重的有轮子的黑皮大转椅里，悄没声儿地就死了。
当然要成立“治丧委员会”的。
“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局党委书记——当然也是“当然”的了。
不知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将姚守义也列入了“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中，而且是第一名。
因为老头子生前对邢副厂长“不感冒”，更因为两家由于儿女之事关系恶化，“治丧委员会”委员中当然便没有邢副厂长。
邢副厂长当然认为是被剥夺了一份荣誉，对主持操办丧事的工会主席大发脾气。
“姚守义他小子有资格当委员，我就没有资格么？他小子不过是个车间主任，而我是副厂长！这不是故意排挤我是干什么？！”邢副厂长气愤得失去了往日的矜持和涵养，又拍桌子又踢椅子。
工会主席却很矜持很有涵养地解释：“邢副厂长，别拍桌子，别踢椅子嘛！论资格，你当然是该有的。但这是‘治丧委员会’啊，不是别的什么委员会，总得民主点，尊重老头子家里人的意思吧？”
“民主？还要不要集中了！现在反对的就是绝对民主化！……”
他当即给局党委书记挂电话，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郑重指出他的威望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没想到局党委书记的回答是，在此类事情上，他赞成民主化，反对集中化。“绝对民主化”一次，没什么了不得的。
邢副厂长愤怒得想摔电话，又不敢。
姚守义也找到了工会主席，虔虔诚诚地替邢副厂长争取当个“委员”。
工会主席让他去找老头子的家属交涉。
老头子的老伴儿倒怪通情达理的，说：“可也是，那就让邢副厂长当个委员呗，既然他那么在乎是不是委员的！”
“让他当个屁！”秀红火了，“死的是我爸，不是你爸！等你爸死了，你再请他当个委员吧！”
第三车间主任灰溜溜地离开了老头子家。
他明白，他那老父亲若死了，就是三揖九叩恳求邢副厂长当个“治丧委员会”委员，邢副厂长可能也是不屑于赏脸的。
他又去向邢副厂长汇报“交涉”结果。
“谁让你替我去交涉的？我求你了么？你想当面取笑我么？你别以为你这一次可算在全厂人中出大风头了，把我的威望压倒了！告诉你姚守义，你高兴得太早！乐极生悲！比起你姚守义来，我总算是个在党的人！我不信共产党果真就会舍得把管理一个厂的大权交给一个党外的小子！”邢副厂长非但不领他的情，反而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我操你妈！”他骂了邢副厂长一句，转身便走。若不快走，他怕自己会揍邢副厂长。
市委、市总工会、局里、市“老干部俱乐部”预先派人送来了十几架花圈，通知说有头面人物要来参加追悼会。报社派来了记者采访老头子的生平和革命经历。一切表明，这是木材加工厂有史以来将要召开的最隆重的一次追悼会——因为是木材加工厂有史以来最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个人物死了。
厂里的工人们议论：
“嘿，这叫虎死不失威！再过一百年咱们木材加工厂也不会出这么一个跺跺脚惊天动地的人物啦！”
“那用说？死了，还把邢大头治得服服帖帖的！”
“倒抬举了小姚！讣告上那大名排在局党委书记后边啊！”
退了休的守义他爸和晓东他爸，认为义不容辞地应该借此时机表达对老厂长的特殊感情。两位老人主动承担了指挥布置追悼会会场的责任。
于是又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老姚也出马了！这叫‘草船借箭’，老姚那是为小姚当上厂长忙活呢！”
“小姚早就是老头子的干儿了！要不他算老几？凭啥当‘治丧委员会’委员？”
“瞧姚守义那小子装出的一副难过相儿！其实他心里保准高兴着呢！快当厂长了，不高兴骗谁？”
姚守义真是挺难过的。老厂长死了，他才愈发觉得老厂长活着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个人情味儿十足的好老头儿。尽管有些霸道，有些主观，有些说一不二。而且，他愈发意识到，老头子是把他看透了的，就像老头子把邢副厂长看透了一样。周围许多活着的人，却并不能看透到他内心里去。
他内心里没那么多狡猾，计谋，溜须拍马的肮脏企图和沽名钓誉，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念头。他本质上是个随遇而安的人。
把他看得很透的人死了，把他看得很卑鄙的许多人活着。
许多人愈来愈不相信别人和他们自己是不太一样的人了。因而人人心目中没有了好点儿的人。因而世上仿佛也便没有了好点儿的人。他更其难过于此……
“爸，你别凑这份儿热闹了。让人说闲话！”他希望老父亲也能为他这个儿子着想着想。
“凑热闹？我凑什么热闹啦？老子才不巴望你当官呢！你以为我就是聋子，一句闲话没听到哇？”
“听到了，你就回家去吧，何苦在这儿忙得一身灰一身土的啊！”
“你，你管不着老子！再多嘴老子揍你！……”正在钉挽幛的老父亲将锤子一扔，当着些小青工的面，就要揍他这个当车间主任的儿子。
晓东爸连看也不看他一眼，捡起锤子接着钉，还烧火浇油：“揍！这还不揍！凑热闹……有这么说话的么？！”
可追悼会没开成。
老厂长的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亲笔所写的一份遗嘱：“老子死后，不开追悼会。谁动这门儿心思，断子绝孙！”——遗嘱上就这么一句话。有署名，有印章，没日期。
从那张夹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中的纸看，显然是早在十几年前写的。因为那张纸的抬头印着一条“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如今还没处找到这么样的一张纸。这么样的一张纸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文物。
也显然是故意不写日期，留到真快死了的时候添上。而他又死得那么悄然，大概也早把那份遗嘱忘了。但那毕竟是他的遗嘱。谁都觉得没有任何权力任何理由不把它当成回事儿。因为不曾发现另一份遗嘱，声明那一份遗嘱作废。
于是工会主席与其家属紧急磋商，最后“统一了意志”，宣布取消追悼会。“治丧委员会”当然也就白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委员们大部分觉得扫兴。
邢副厂长得到消息，脸上的表情顿然开朗。
有几个小青工们也白买了一挂鞭炮。本是预备开追悼会的时候放的，他们认为“那老家伙”早该“给马克思喂马”去了！自从厂门上挂了那两块不怕风雨侵蚀的大木牌子之后，他们一年四季剃光头，以示对“极左”压制“自由”的无言抗议……他们非但比“治丧委员会”委员们更其扫兴，简直是觉得“妈妈的”了！
死了的老厂长最早坐“吉普”，后来坐苏联“老大哥”援助的“伏尔加”。“老大哥”变“修”后，以示对“修正主义”的轻蔑，用新“伏尔加”换了辆旧“上海”。中国之门户对国际商团大敞开后，旧“上海”更其显得破旧，服务于十一级干部未免太不成体统，便进口了一辆“丰田”坐，以示紧紧追随时代之改革潮流。老厂长活时常感慨系之地说：“妈那巴子，现如今皮包公司经理坐‘奔驰’，发了家的老农坐‘皇冠’，老子堂堂正正的十一级，却坐‘丰田’，够能保持优良传统的了！”
局领导要与姚守义和邢副厂长谈话，两人同坐那辆“丰田”去。
“瞧这车造的，积灰蒙土的。往后，你得至少每天给我刷洗一次！”邢副厂长在车里这么对司机说，“给我”两个字咬出特别强调的意味。
司机连声回答：“是，是……”仿佛那辆小车理所当然地已然是只有邢副厂长才配坐的专车了。
姚守义当即叫司机停车。
司机将车靠向人行道停了，他说：“我溜达着去。”就下了车，扬长而去。
来到局里，却见邢副厂长坐在会客室。两人互不相视，各吸各的烟。
一会儿，局党委秘书走进，客客气气地对邢副厂长说：“让您久等了，局长和局党委书记刚才在开会，请跟我来吧！”
邢副厂长掐灭烟，得意地站起，瞥着姚守义笑道：“既然先请我，我就不礼让了！”趾高气扬地跟在秘书身后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又一个人走进会客室，问他：“你是姚守义？”
他抬头看那人一眼，冷冷地回答：“对。”
“我是局长。”那人向他伸出一只手。
姚守义将头扭向一旁，不握那人的手，连站也不往起站一下。
局长笑笑，将门关上，落座后掏烟盒，又问：“换一支？”
姚守义倔头倔脑地说：“不换。”
“我的比你的好。我的是‘金键’。”
“好也不换。”
局长又笑笑，吸着了烟。
“小姚，你究竟想不想当厂长？”
“不想！”他回答得相当干脆。
“真不想当？”
“你怀疑我口是心非？”他有些火了，隐忍地瞪着局长。
局长说：“就算我怀疑你，也不是没有道理嘛，真不想当官的人可不多呀！”
“当厂长有什么好处？”姚守义吐了一口烟雾，有意摆出玩世不恭的样子。
“好处？”局长笑了，眼光迅速掠过姚守义，又弹了弹烟灰，“好处，可是多了。比如：分房子，安电话，调工资……都挺实惠的！”那眼光，又迅即从姚守义脸上扫过。
“诱以官禄？”
姚守义先是觉得这位局长大人真够庸俗的，待到抬眼望一下局长，又觉得那张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
局长表情严肃起来：“我不过直人直话，把事挑明了说。党既然给予当官的人好处，那就应该对想当官的人有个比较，有个选择。我们选择了你，这叫一厢情愿。一厢情愿不行。老百姓话说，上赶着不是买卖。比方我刚才敬你烟，你不接受，我也不硬塞给你，不然反而会被你瞧不起。木材加工厂厂长，也不是非你姚守义莫属。当然，你有你的优势，当过几年红旗车间的主任，下过乡，吃过苦，有责任感，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给你个机会。我们党如今奉行为尽量多的人创造机会的原则。你可别把事想拧了。”
“这……我是怕……辜负了领导的信赖啊！”
姚守义的傲慢劲儿被局长一番话彻底扫光了，语调顿时变得谦虚。他低下头，不好意思继续瞪着局长。他忽然觉得这位局长并非庸俗之人，很开诚布公，很随便，没架子。
“我们也怕你辜负了我们的信赖啊，所以要和你当面谈谈。”局长见他那支烟快吸尽，向他递过烟盒，他红着脸弹出一支。局长又将按着的打火机向他伸过来，他赶紧吸着烟。
“那……邢副厂长……我怕……我比他年轻，关系难处啊！”
“局里新成立了外联办公室，他这人有这方面的特长，我们把他调到局里来当主任。”
“他不愿意呢？”
“他会愿意的。韩书记正在和他单独谈话。如果他实在不愿意，可以当工人嘛！共产党人，应该能上能下嘛！”
“我……不是党员……”
“不是党员也可以当厂长嘛！我就是先当上了局长，以后入的党嘛！当局长前我是林学院教授，出版过三本林业方面的书。我认为我这个局长当得不错。当上局长后又出了一本书。”
局长笑了。
姚守义也笑了。
“可我……还……骂过共产党……”
“你指你在整党期间那些言论？不算骂共产党。有人认为那是反动言论，我看不是。在这一点上，我和韩书记的看法是一致的，态度是明确的。共产党请党外同志帮助进行整党嘛，就是真有人骂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党就那么脆弱？那么经不起骂？一骂就垮？如果党到了这种地步，还领导什么改革？嗯？被认为是在骂共产党的人中，有从内心里爱护党的同志。用老百姓话说，恨铁不成钢。像毛毛虫似的爬在党这棵大树上的人，才不骂党呢！”
姚守义不好说什么，光自低着头吸烟。
“我看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局长说着站了起来。
“我……我当！”姚守义也站了起来。
“当厂长的好处打动了你的心？”
“不！”姚守义不好意思地笑了，“局长……这么看得起我，我姚守义也不能太不识抬举啊！”
“决心定了？”
“定了！”
“那咱们还得坐下来谈谈。”
局长又坐下了。
姚守义也又坐下了。
他掏出烟盒向局长献烟。
局长说：“吸我的。有好的不吸孬的！”
于是他又吸了局长一支烟。
“怎么个当法？”
“还用问？改革！大刀阔斧！”
“怎么个改革？怎么个大刀阔斧？”
“这……”姚守义答不上来。
“我就怕你这么干。这么干你当不长，最多半年非垮台不可！我希望你当得长远点儿，半年垮台岂不等于辜负了局里领导？一个人渴了的时候，常常说一口气儿能喝光大海，那是愿望，或者叫作吹牛皮。真喝起来，恐怕一瓢他也喝不光，何况海水是咸的。今天的报上说，改革要只争朝夕，步伐越快越好，越大越好，改得越彻底越好。这完全正确，但这是愿望。所以你别说什么大刀阔斧，那是大话，是吹牛皮。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局里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也就谈不上多么有力地支持你。你要悠着劲儿干，抻着劲儿改，这是我当好局长的经验。传授给你，你得信。中央改革的火候还没烧到，你一个小小厂长迫不及待地掀锅，那馒头非夹生不可。”
姚守义洗耳恭听，越发觉得局长是个可亲的人了。
“我……我在厂里有群众基础，我想不至于……”
“不至于怎样？什么叫群众基础？别过分自信这一点，别那么幼稚！你们厂告你的信不少，四十多封。”
“什么？四十多封！……”姚守义霍地站了起来。
“坐下。你坐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有群众基础，那是群众认为你根本没可能当厂长以前。你一旦当上了，群众基础就丢了一半，有群众基础就也许会变成没群众基础了，这是如今的一条规律，还挺普遍。现在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是，谁恨谁，就四处散布，说谁谁谁要被提拔了，要被重用了，要高升了，于是有关方面准收到不少群众来信，揭发检举那个人多么坏多么坏。马克·吐温写过一篇小说《竞选州长》，主人公还没当上州长呢，便被指控犯有盗窃罪、诈骗罪、强奸罪，并且有九个肤色不同的私生子……”
姚守义不由得笑了。
“你笑什么？”
“九个，太多了！”
“是啊，太多了……不谈这些。你们木材加工厂的浪费现象很严重，每年十几万元的损失。我看你第一年内减少浪费就不错了。改革，改革，具体进行，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做。某些改革者，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烧过，倒把孙悟空自己的毫毛烧光了，不但自己遍体鱗伤，改革之火也随之熄灭。别做这样的改革者。”
“局长，您放心，减少浪费不是件难事。”
“不是件难事？要减少浪费，就得端正每一个工人的劳动态度。光靠宣传主人公精神，行吗？靠奖金？你们是个亏损厂，哪儿来那么多钱发奖金？靠劳动纪律？劳动纪律一严格起来，工人们能不骂你？我们过去总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之中蕴藏着多么多么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这是很片面的观点，不实事求是的观点，幼稚的观点。群众不就是张三李四王五姚六徐大麻子杂姓人等吗？看不到群众的惰性，涣散性，麻木性，逆反性和被动性，对改革者是危险的。改革的某些阻力，也来自群众身上积淀的消极因素。怎么比喻呢？类似一种黏糊糊的东西，能黏住改革者的手脚，甚至黏住他们的思想……”
当局长送姚守义时，他仿佛觉得自己变聪明了些，又似乎变得更糊涂了。他仿佛觉得自己信心十足，又仿佛完全没有信心了。但他当厂长的意念却更坚定了。他喜欢担点风险。那样，一个人活着才不无趣味。
邢副厂长已经坐在小车里了，满脸失宠者的沮丧表情。
局长和蔼地问邢副厂长：“想通了？”
“想通了。”邢副厂长本不愿笑，又习惯了对上级笑，那种笑就非常之勉强，非常之苦涩。
“想通了好，想不通不好。”
局长同姚守义握过手之后，又对邢副厂长说：“你要认真负责地向小姚交代厂里的工作。”
小汽车开走，姚守义和邢副厂长，一个将脸转向左边，一个将脸转向右边，各自望街景。
忽然邢副厂长吼道：“停车！”
司机如同没听见，继续开。
“聋啦？我叫你停车！”
司机扭回头看他一眼，并未停车。
“我不回厂！到医院拔牙去！”
司机将车开过红绿灯，正缓缓靠向路边。
姚守义语气平和地说：“先送邢副厂长到医院！”
“好嘞。”司机开走了车……
姚守义在厂长办公室从上班到下班连续坐了三天，耐心地等待有人来向他请示工作或者汇报工作。然而没人来向他请示，也没人来向他汇报，三天中连他办公桌上的电话也没响过一次。二十七八岁的女秘书坐他对面，翻了杂志，又翻报纸。
今天她看的是一本《法制文学》。
上午明媚的阳光照在她身上，也照在他身上。她看得出神入化，他若有所思地吸烟。
“你别吸了行不行？”她说，没抬头。
“行，行……”他立刻将烟掐灭。觉得她的语气太冲，问：“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你想我怎么跟你说话？”她仍不抬头，只是撩起单眼皮儿，向他射出两束桀骜不驯的目光。
“跟厂长说话不能客气点吗？”
她撇撇嘴，口中发出两个鼻腔音——“哼嗤”，将身子一转，脸朝墙了。
“以后上班时间不许看杂志。”
“……”
她翻过一页，接着看。
“讨厌！”
“说谁呢？”
“苍蝇！”
一只大麻蝇在窗子上嗡嗡乱撞。
他站起来，想用什么东西打死它，可没有应手的东西用来打苍蝇，只好推开窗，将那只大麻蝇放飞了。
“有意思吗？”搭讪着问。
“有！”
“写的什么？”
“一个新上任的厂长，开除了一个工人，结果被那个工人用菜刀砍死了！”
“瞎编的。”
“报告文学，真人真事儿！”
“那……太惨啦……”
“哼，有不好惹的！”
“你放下！”他猛地一拍桌子。
她吓一跳，将《法制文学》往桌上一抛，又倏地一站，叫道：“你耍什么官僚态度？你让我干什么？！”
“我……我……”他一时没什么可吩咐她干的，憋了半天，憋红了脸，才憋出一句话，“你去给我看天气预报！”
“阴转多云！有暴雨！二到三级东南风！转东北风，北偏西北！”
“你胡说八道！”
“你才胡说八道呢！昨晚电视里这么预告的！”
“你别发火，你别发火……”
“你先发的火！”
“咱俩都别发火……你听明白了，我知道你是邢副厂长的人。可你要不给我好好当秘书，我开除你！我才不怕你用菜刀砍我呢！”
“开除我？就你？……开除我？小样儿！……”她柳眉倒竖，轻蔑他像轻蔑一个卖狗皮膏药的。
他明知她是不至于用菜刀砍他的，因为他首先就开除不了她。因为她爸是市“改革办公室”主任。
他先自软了下来，缓和语气道：“小王啊，别误会。我的意思是……首先支持我开展工作的应该是你啊！”
“少来这套！”她一扭身走了。
一会儿，隔壁办公室一阵男女的笑声，接着一阵哭声。接着邢副厂长的夫人过来了，以一种极端公正的语调批评道：“厂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从始到终就是你的不对嘛！你把人家气哭了，还不赶快去赔个礼，道个歉，认个错？”
他用手一指那女人，愤愤地说：“你出去！”
“哟，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啊？”
“出去！”
“哟，厂长你还想动手打人啊？”那娘们儿故意嚷得让隔壁听得见，笑盈盈地站在他面前，并不想出去。
他自己出去了。
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全不见个工人的影儿。电锯停着，一根巨大的圆木夹在锯上，有些车床却在转着。
他好生纳闷儿。顺着厂路走，走近厂后门，许多工人在那里排起了大队，正买什么东西。
卖主站在手推车旁，一边称，一边吆喝：“大家别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这位您看秤星儿，四斤高高的！……”
他的工人们排得很有秩序，也都排得很有耐性。在厂卫生所给工人们注射免疫针的时候，他才见过工人们的这种秩序和这种耐性。
他走至跟前一看，手推车上，四只大柳条筐，两筐装的是木耳，另外两筐空了，显然已经卖光，只筐底剩些细碎木耳屑。
新厂长胸中的火气别提有多大了！他不便立即发作，强按压住恼怒，抓起一把看了看，不动声色地问：“什么价？”
卖木耳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小精明的汉子，一巴掌打落他抓起的木耳：“别乱抓，要买后边排队去！”
一个工人替那汉子回答：“七元五一斤，十四元两斤！够便宜的小姚，你也来两斤吧！”
排在后边的一些工人却嚷：
“嘿，那是哪个小子，后边排着去！”
“想加塞儿怎么着啊？”
“谁也不许加塞儿，把他拖一边去！”
姚守义只装没听见，对那汉子说：“我是厂长……”
那汉子压根儿不理他：“厂长也这个价儿！”将一秤盘子木耳，倒入一个工人双手撑开的塑料袋里。
待那汉子再欲给下一个工人称，姚守义抓住了他的秤杆子：“你从哪儿进来的？”
“后门儿进来的。”
新厂长背后的几个工人笑了，觉着那汉子的话挺有意味儿。
“谁让你进来的？”
“也没谁不让我进来啊？”那汉子不耐烦。
姚守义见他车上还有不少木料，放开他的秤杆儿，拿起一根二寸截面的方子问：“这是什么？”
“这是方子啊！”
姚守义放下二寸的，又拿起一根四寸的问：“这是什么？”
“这也是方子啊！”
“这是什么？”
“这是木板呗！”
“你的？”
“你的？”
“我看是我们厂里的。”
“不错，是你们厂里的。”
“那怎么在你车上？”
“这可不是我自己拿的啊，你厂里一个工人买了我的木耳，钱不够，差三元多，他就不知从哪儿抱来这些木料，说‘顶了吧’。我当时还不乐意呢！你问问你们的工人，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新厂长身后的几个工人也不耐烦了，七言八语起来：
“是这么回事儿，我做证！”
“我也做证！”
“不就这些木料嘛，找什么茬儿呀！”
“守义，你不想买办公室待着去，你耽误的可是生产时间！”
排在后边的工人中有人吼：“哪个小子在前边捣蛋呢？滚！”
于是一个工人将他往一旁推：“守义，去去去，别惹大伙儿不高兴！”
姚守义被推开了。他眼见着买卖继续进行，不知如何制止才不至于引起众怒。他忽然觉得，他似乎还一点儿权力都没有呢！在群众看来，似乎他姚守义当厂长，和这个一千四五百人的厂没有厂长是差不多的事儿。
卖木耳的汉子边卖边喊：“大家别急，别急，还按秩序排好。‘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哎，别急，急中有错。咱们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那卖木耳的汉子的吆喝，对他的群众的情绪还真起奇妙的作用。
邢副厂长推着自行车出现，见这场面，仿佛内心被可喜的景象所鼓舞，红光满面的脸上现出兴高采烈的模样，大声说：“嗬，买卖兴隆啊！小李子，给我带两斤，送我家去！”推着自行车从姚守义身旁走过时，又说：“姚厂长，拔牙不？拔牙找我，合同医院牙科咱们有熟人！”说罢，骗身上车，一路不停按着清脆的铃声骑走了。
姚守义盯着他的背影，恨得紧咬下唇。
他又凑近手推车，趁那汉子不注意，抓了一把木耳，躲开细看。
那汉子正卖得顺心之至，姚守义在他肩上拍了拍。
“你又找什么别扭啊！”
“你来，我跟你说几句话。”姚守义不管那汉子愿不愿意，扯着那汉子的衣袖，将那汉子扯到了远处。
“守义，你小子今天成心扫大家伙的兴是不是？”
“小姚，你就这么当官吧，没你好！”
“哼，什么东西！他那是在这儿找当厂长的感觉哪！”
工人们纷纷喊叫。
也不知姚守义究竟跟那汉子说了些什么话，那汉子一走回来，就从车上将那些木料扔下，口中连连说：“不卖啦，不卖啦！……”推车便走。
“嗨，别走，别走！别听那小子吓唬你！”
“老子白排这么半天队啦？不许走！”
工人们不放那汉子走。
“买卖自由，买卖自由，诸位行个方便！……”那汉子又是抱拳，又是作揖，硬是推车从后门走了。
群众愤怒地瞪着姚守义。他从他们的目光中，感到了一种曾有所领教的敌意，这使他联想起当年给厂里提意见，反对用木料换大米的事。然而却并不像当年似的，觉得他们有多么可怕。倒觉得他们更像些被大人宠惯坏了的孩子，错误地认为大人软弱可欺，有点不识好歹。
他对他们说：“上班时间，你们居然擅离职守，在厂里排起大队买木耳，老厂长在位，你们敢吗？”
他们沉默着，轻蔑地瞪视着他。
有几个嘴里嘟嘟哝哝地欲走。
“都别走！谁走扣谁这个月的奖金！姓姚的敢说敢作，不怕你们哪个拎把菜刀砍我！较起真儿来谁砍了谁还不一定呢！”
欲走那几个不走了，抱起了膀子。那架式是，姚守义你小子有什么威风尽管抖抖看吧！
然而毕竟有人畏惧了，毕竟有人惭愧了，毕竟有人向别人背后闪了。
他扫视着他们，目光落在一个有把握支使得动的人身上，抬手一指：“你，找个盆，端半盆水来！”
那人一声不响地就去了。
众人却不知他究竟想干什么，他们眼中蔑视的敌意的目光，有了几分迷惑。
一会儿，那人端了半盆水来，放在他脚旁。
他将手中那把木耳撒在了盆里。
不迷惑的也迷惑了，迷惑的更迷惑了。
几人走到盆边，蹲下围看。看片刻，仰视姚守义。
姚守义不动声色，观天而已。便吸引更多人走到盆边，或蹲或立，也伸长脖子看盆，仿佛盆中有只金龟。
姚守义估计木耳在水中泡开了些，这才望向众人嘲道：“木耳哪儿的最好？北大荒的！我在北大荒生活了整整十一年，木耳的成色如何，仔细一看便知！那人卖的木耳，起码掺了三分之一的假。假木耳叫地耳子。就像假海参叫‘海茄子’！而且他还掺了沙子！木耳泡开，席上铺层大粒沙子，暴日一晒，木耳就把沙子裹起来了！一斤木耳起码裹二两沙子！”说罢，他俯身从水中捞尽木耳。众人但见水底一片沉沙，个个顿足，大叫“上当”。有些人气不过，欲追那卖木耳的汉子。
姚守义厉声喝道：“哪个敢出厂门一步，今天我就拿他做个典型！贪便宜没好货，活该你们这么许多人上当受骗！都立刻给我回车间去！”
工人们众怒化作羞臊，纷纷离去。
邢副厂长的夫人和秘书小王，率领科室一帮女性，疾奔而至。
姚守义往当路一站，板着脸道：“你们来迟一步，好事没赶上！”
她们垂头丧气向后转。
新厂长一肚子的怒气，终于觉得平息了些许。想起局长的“群众观点”，内心对局长肃然起敬。认为那是很正确的观点。同时因为行使职权，小心地整治了他的基本“群众”一次，心中不无领导者的畅快。这原本是怪不得他的事儿，谁叫他们太目中无人，拿他不当成个厂长看待？
望着女人们，他忽然笑了，又觉着自己的做法未免太孩子气，有点儿失了自己的身份。
吃罢午饭，姚守义决定下达自己的第一道命令：将厂后门用砖砌死。
他抓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拨了几下。
“要哪儿？！”一个怒冲冲的男人的声音。
“维修队。”
“找谁？！”那声音震他耳膜，他不由得将话筒离远了耳朵。
“找队长……”
“我就是！你哪儿？……”
“调主！再调！甩啦！操，又抠你们底！……”一句句兴奋之至的吆喝夹杂着手掌拍击桌面的声音传人话筒，显然正玩扑克。
“往外掏票子吧！”
“输急眼了怎么的？不就是一张‘大团结’嘛！还没赢你老婆孩子哪！”
“给你！接着玩！不玩不行！老子得捞回来……”
分明还是带赌的。
姚守义瞅瞅话筒，听得发愣。
对方却把电话放了。
他接着又拨。这一次好久才有人接，仍是同一个男人。
“我找你们队长！”
“我就是！”
“带上你的人，把厂后门用砖砌死，现在就去！”
“你谁？”对方语气压低了些。
“我……”他想说“我是厂长”，但很不习惯这么说，犹豫片刻，说的是“姚守义”。
“姚守义？姚守义是谁？”
对方这么一问，“厂长”二字，他是更有点难于出口了，半天才说：“前几天讣告上，名字排在治丧委员中第一位那个姚守义。”
“噢，听说过。你当管理科长了？”对方似乎奇怪于居然不知道他当“管理科长”了。
而他更奇怪于对方居然不知道他当厂长了：“三天前的全厂大会你们都没参加？”
“三年前的全厂大会我们维修队都没参加！我们才不参加厂里的什么会。姚科长，今天干不成了，改天再说吧！”
“今天怎么干不成了？”他索性便以科长的身份质问。
“今天嘛，人手不够。”
“人手不够？好，好，是个借口……”姚守义缓缓放下了电话。
秘书小王坐在他对面将一根手指担在桌上，用小刀刮指甲上褪了色的指甲油。
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抓起电话又拨号码。
“喂，找谁？”一个女人的声音。他听出了对方是徐淑芳，却不愿说出自己是姚守义。
“麻烦让曲秀娟接电话。”
“你是守义吧？”
“是啊……”
“听秀娟说你当厂长了？怎么样？如今当官也不太容易吧？”
“正领教着呢！……”他叹了口气。
“好，你等会儿，我这就去找秀娟！”
不多时，曲秀娟接了电话：“什么事儿？”
“秀娟，我这儿，正开展工作呢……”
“有话直说，别绕弯子！”
“想……请你……给我们车间里那帮小兄弟挂个电话，告诉他们，我需要劳他们大驾。”
“有给我打电话这工夫，你不是自己就找到他们了！”
“我……不知为什么他们有点冷落我了，你的情面不是比我大嘛！”
“你的事儿，往后别找我！能当下去你就当，当不了趁早别当！我不管！”
“喂，秀娟，秀娟……”电话断了。他放下听筒，坐在那里瞧着电话发呆。
小王抬头看他，四目相对，她扑哧笑了，他亦苦笑。
“厂长，上午……我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没往心里去。”
“你这厂长当得也真够难为的了！”
“难为倒不难为，就是缺少吹喇叭抬轿子的。”
“还不难为？都开始向老婆求助了！”
“小王啊，你过去给邢副厂长办事，往后给我办事吧！厂长连秘书都吩咐不动，不是让全厂看我姚守义的笑话吗？再说，你爸是‘市改革办公室’的头儿，你尤其应该支持我开展工作啊！”他这一番话，说得怪动听的，不无恳求成分。
小王“嗯”一声，红了脸，受了些微感动，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将织针毛线收入袋中。
“你爸，平时跟你谈点改革的事儿不？”
她复抬起头说：“我听我爸讲，改革最大的艰难在于，官僚主义者们训练了一大批只习惯于听官僚主义者话的人。我爸还讲这样的人好比马戏团的跑马，主人可以骑在它身上拿大顶，耍把戏，换了个人骑，它就尥蹶子！”
姚守义频频点头。
“我爸认为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一个成龙配套的问题。真心想改革的人和真心拥护改革的群众成龙配套。改革者得有一批自己的群众。厂长，要不哪天我请我爸到厂里来做一次演说，给你撑撑腰，刹一刹邪气？”
“不用不用！……”姚守义连忙摆手。他预想到那后果将必定是她爸前脚一走，他成了群众的公敌。
电话响了。曲秀娟打来的。她只说一句话：“你去找他们吧，他们向我保证听你吩咐！”
姚守义精神为之一振……
三车间的“哥们儿”，聚集车间门口，望着新厂长大踏步走来。其中一个高声问：“厂长，咱们干什么去？”
他一挥手：“都跟我来！”
维修队工房里，一场赌博正进行在将亮底牌的节骨眼上，姚守义率人撞门闯入，赌徒们一时愣住。
“哪个是队长？”姚守义忽然感到权力使人威严。
“我是，我是……你……科长？”赌徒中的一个，放下牌，趁机抓起钱，慌慌地往兜里揣。
“科长？姚厂长姚守义！”三车间的一位“哥们儿”厉声纠正。
“厂长？我还不认识。”维修队长嗫嚅着。
其他赌徒面面相觑，也不由得一个个放下牌，边抓钱往兜里揣边站起来。
“厂长不认识你情有可原，你不认识厂长是错误的！”车间的另一位“哥们儿”对其大加训斥。
“一回生，二回熟，这不就认识了……厂长您请坐……”
工房内又脏又乱，乌烟瘴气。维修队长拖过一把椅子，用工作服袖子擦了擦椅面儿上的灰，殷勤之至地请姚守义坐。
姚守义不坐。
他说：“从现在起，你被罢免了。”
维修队长顿时懵了。
“罢免你懂不懂？”
“懂，懂……但我是厂部任命的……”
“我代表它。”
“这……厂长，我看不合适吧……”
新厂长冷冷一笑：“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好了！把你们进行赌博的钱都掏出来，给我乖乖放桌上。”
车间的“哥们儿”们齐声发吼：“听见没有！”
赌徒们面面相觑，一个个将刚揣人兜里的钱掏出，驯服地放在桌上。如果厂长单独而来，他们未必肯。但新厂长带了一批护驾的来，使他们觉得这位新厂长很惹不得。也许他发一句话，那批护驾的就会一哄而上，将他们扭送到派出所去。赌博无论在家里在厂里，都是法律禁止的。这点常识他们还知道。派出所对赌徒比新厂长更威严，这一点他们当然也想象得到。
姚守义将钱全部拿起，点点，交给一个“哥们儿”道：“不少呢，二百多！给工会，做工会的活动经费了。”
赌徒们敢怒而不敢言。
“都给我到后门干活去！”
赌徒们不情愿地拿起工具。
新厂长又对他的“哥们儿”说：“他们干，你们看着他们干，不许他们偷懒。从砌第一块砖开始，不许任何人再通过！”
“走吧，走吧！”
“厂长不处分你们，对你们够开恩的啦！”
他的“哥们儿”催促着赌徒们。
顷刻，都走了出去，工房里只剩下姚守义和维修队长。
“你还愣什么？也干活去！”
维修队长哼一声，一脚踹开门，恨恨而去。
“妈的！”新厂长突然一脚将赌桌踢翻。
姚守义回到厂长办公室，坐下定了定神，见笔筒里有毛笔，桌上有墨盒，便打开墨盒，取笔在手。这找那找，找不到一张白纸，秘书小王又不在，他不得不站在走廊叫邢副厂长夫人。
“厂长，什么事儿？”那女人光探出一颗头。
“请你立刻找一张大白纸，一瓶糨糊送过来。”
一会儿，那女人送来了纸和糨糊。
姚守义铺开纸便写，那女人站在他对面瞧着。
通知
为整肃厂纪，兹决定将厂后门封堵……
刚写一行字，那女人开口道：“厂长，当初开这后门可是老厂长和我们老邢决定的，是为了方便工人上下班什么的，你刚上任就给堵了，怕不合适吧？再说全厂工人也不会答应。”
他一听，住了笔，抬头看着她说：“是吗？我倒觉得没什么不合适的。老厂长在时订的制度现在还行得通的我就坚持，行不通的，我有权更改，这也是我当厂长的职责。堵后门是为了厂里的安全保卫，也为了严格劳动纪律，工人们会理解的！你说呢？”
那女人讪讪一笑，说：“我倒没什么，我是替你着想。既然你厂长有权，也用不着我多管闲事，哼……”说完，她悻悻然地走了。
姚守义望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沉思了片刻，挥笔将通告写完。之后他亲自将通告贴在了厂门前的告示板上。
老门卫从传达室小窗口伸出头，望着“通告”对年轻的新厂长说：“行，你还想着替我干件好事儿。就凭这件事儿，赶明个你被撵下台了，我不冷落你。要不，我才是个多余的摆设呢！上月一天夜里，公安局的忽然来大搜捕，从咱们木材仓库逮走好几个小流氓，那儿都成了小流氓的免费招待所啦，全厂却没谁发现过！”
姚守义自信地说：“能把我撵下台的人，还没长大呢！”
他回到办公室，刚坐定，厂前门来了邢副厂长。
邢副厂长扶着自行车，看着那“通告”，冷笑着说：“这是堵广大群众的方便之门嘛！”说罢，就要跨上自行车往厂后门骑。
老门卫踱出传达室客客气气地跟他打招呼：“邢副厂长……”
“别再叫我邢副厂长，我是局里的外联办主任了！”
“噢，那是高升了呀！下班这么早？”
“没上班，到医院咬牙印去了！”
“回家？”
“不回家回哪儿？”
“回家绕厂外吧，后门儿正在堵呢！”
“正堵呢不是还没堵死吗？还没堵死我今天就还从后门过！”他没好气地回答，骑上了自行车……
老门卫独自摇摇头，走入传达室，给姚守义打电话：“厂长，有个人，我拦不住。”
“谁？”
“邢大头啊，他说是堵了广大群众的方便之门。”
“随他去吧！”
这时，邢副厂长到了后门。堵后门的砖已经砌了一米多高。
他下了车，用命令的口吻吩咐一个工人：“把我车弄过去！”
他命令的正是三车间的一个工人，姚守义的小“哥们儿”。后者二话不说，举起他的车，放到一米多高的砖墙那边去了。
“我一把，帮我过去！”
“您也过去？姚厂长说了，从砌第一块砖开始，任何人不许通过。”
“我不是任何人！”
“那也就是说，您不是人喽？”
“你！……岂有此理！”
“还八有此外呢！一边去，一边去，别妨碍干活！”
“今天我偏从这儿过去不可！”
“今天您肯定是不能从这儿过去啦！”
一丢眼色，三车间的四个“哥们儿”，站在了那堵砖墙前，肩并着肩，一个个抱着膀子，睥睨着他。
“那……那是你把我自行车弄过去的吧！”
“是您请我弄过去的呀！”
“你小子再给我弄过来！”
“我那么好支使呀？说一百句好听的，我也不给您弄过来了。”
他们都瞧着他笑……
他满脸怒气，走回到前门。
老门卫一见他那表情，心中明白八九分，又踱出传达室，奚落地问：“邢主任，后门不那么好通过吧？车呢？”
他恨恨地说：“老杨头，你听着，早晚我还是要回来当厂长的！不为别的，就为争口气！”
老门卫继续调笑：“您今年已经满五十七了吧？三年内回不来，您该被‘切’啦！”
“哼！”他望着那“通告”，涨紫了一张大脸，直想一把扯下它。
堵了群众的“方便之门”，群众愤怒了！
一九八六年，群众很容易便愤怒起来。愤怒了的群众的愤怒方式是骂娘。骂新厂长姚守义的娘，捎带着骂共产党的娘，尽管这件“妈妈的”事和共产党毫无干系，甚至和这个厂的党委也毫无干系（正书记“给马克思喂马”去了，副书记当外联办主任去了，它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姚守义并不在党。
除了骂娘，另一种宣泄方式便是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时敲盘子敲碗。或者一看见新厂长，都拿眼往死里瞪他。或者偷走新厂长的自行车铃盖、牌照。往新厂长的自行车座上抹沥青，扎新厂长的自行车轮胎。最厉害的一着，也不过就是怂恿他们的家属，孤立新厂长一家人。像要拿眼瞪死新厂长似的，见了新厂长的老父亲老母亲，孩子老婆，也同样个瞪法。就这些方式而已。没敢罢工。没敢示威游行。也许有领头的，就敢了。但没有领头的。
新厂长对群众的愤怒十分惊异。他想他不过就是下令堵上了厂里的后门。群众不过就是上班下班来来往往多绕那么一小段路哇！就算因此而骂我姚守义的娘不无道理罢，因此而骂共产党的娘却明摆着说不出个什么道理！他也只是惊异，并不害怕。不就是骂娘么？由你们骂去。不就是瞪眼么？由你们瞪去！那反正是瞪不死我的。一旦当了官，总是难免被人所瞪的。你都当了官了，你还不许别人瞪你么？那才真是官僚主义呢！
我们的姚守义很明事理。
“厂长，我和你找别扭，那是做给别人看的。要是你一当上厂长，我就围着你转，别人该骂我溜须拍马了，那我今后就不好做人了！”秘书小王满怀难言之隐地对他表白。
他说：“我懂，我懂。”
她又献计献策：“厂长你若有什么指示，你别亲自出面。那倒显得你太掉价了！由我传达好。你越扎起厂长的架子，群众到头来越得买你的账。俯首甘为孺子牛？千万别信那个。你真像头牛，群众往你背上爬，还要给你穿上鼻环，牵着你走！群众就这德性，软的欺负硬的怕！”
她仿佛早已把中国的“群众”研究得透了，如同夏律师的儿子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得透透的了。
“我懂。我懂。你的见解很有意思。小王，我这里正好有几份生产通知单，请你分送给有关科室、车间去。”
“行！”小王接过生产通知单，痛痛快快地走了。
于是几道生产指示，概由小王传达到各科室、各车间。这果然高明。倘厂长亲自传达，可能会有人跳出来表现个人勇气，当面抗旨。厂长并不露面，也就没给那种人以表现的机会，而指示就是指示。
厂长秘书不软不硬地说：“我不过传达，不落实，责任可不在我，在你们！”
却也没谁敢当真不落实。
三车间那帮“哥们儿”，愈发成了死心塌地追随厂长的人。因为他们感到群众在骂新厂长，捎带着骂共产党时，分明也是指桑骂槐地侮辱他们的。他们也是群众，群众才不怕群众呢！他们反倒在厂里睥睨一切，以眼还眼，以骂还骂。
“骂谁？说清楚！你们骂谁哪？！”
“蹦跶什么？你们蹦跶什么？！告诉你们说，姚厂长是老厂长活着时定下的接班人！是局长着力培养的新干部！是你们能撵下台的么？那叫痴心妄想！看准形势，如今是改革的年头！”
有了对立情绪的存在，他们很是兴奋，觉得有了种刺激存在。来劲！
倒是新厂长的老母亲老父亲忍受不了孤立，劝儿子将厂后门重新开放，以平众怒。
当儿子的回答：“我才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万里长城不倒，后门不开！”
老父亲老母亲觉得儿子从此是管不了，无可奈何。
严晓东的父亲，却大老远地跑到厂里来，给老哥们儿的儿子撑腰眼，到各科室各车间叫号，要跟反对新厂长的那些个兔崽子们“较量较量”。
“怎么着？老厂长死了，就再没人治得了这个厂了么？要‘反教’？谁想‘反教’谁给老子站出来！文来文对！武来武挡！堵了个厂后门你们就骂新厂长？还骂共产党？今天我老严头就是来骂你们的，看谁敢还口？……”
没人敢较量。文的不敢，“武”的也不敢。因为他浑不论，是老朽了的“拼命三郎”，并非虚张声势。
姚守义得知后，派秘书小王坐自己的专车将晓东他爸送回家去。
他临下车说：“告诉守义那小子，别怕事儿！隔三差五的，我就会去厂里骂一回！”
新厂长对所谓群众的理解，由局长所教导的感性认识，一跃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崭新水平。一精至斯。他内心里反倒踏实了。也相应地更加深思熟虑，“守备綦谨”不给心怀敌意的人们进一步张扬宣泄的机会。
局长亲自打来电话：“小姚，你那儿怎么了？”
“没怎么啊？我不过就堵上了厂后门啊。”
“我可是又接到了不少告你的信呀！”
“没揭发我有九个肤色不同的私生子吧？”
“暂时没有，需要我亲自去坐坐镇不？”
“别来，别来，我这淡化处理呢。”
“淡化处理好。是门学问，努力实践，努力掌握……”
一个星期后，骂娘的不骂娘了。似乎要拿眼把新厂长瞪死的，见了新厂长也不做金刚状了。甚至当时最愤怒的那些个人们，见了新厂长也开始点头微笑，打招呼说几句话了。人们绕着工厂围墙上班下班来来往往，也就习惯了。
群众的情绪都转移到物价方面去了，厂后门被堵死的事也没人提了。
各科室、各车间的头儿们，开始向新厂长汇报工作，请示什么什么的了。有些工作，有些事情，到头来他们还是自己不敢做主，非得汇报非得请示不可的。不管厂长是新的是旧的是年轻的是年老的是姓姚的还是姓其他的……
他想：我战胜了……群众。是的，在第一个小小的回合，我——厂长——战胜了他们！这是值得高高兴兴的。群众并非永远是英雄，更非从来是英雄。某些时候，必须战胜他们，首先必须战胜他们的惰性。绝不让步，绝不妥协。其次才是领导他们，才是管理他们，才是和他们打成一片……
耳边，电锯声响刺耳。
噪音。正是在这种刺耳的噪音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转变为生产价值，也将重新集聚和形成着莫名的愤怒。它将在何时，又以何种方式宣泄呢？他无法预知。
“国际旅游俱乐部”是A市的第一座四星级饭店。它外观宏伟，内部设施富丽堂皇。
陈先生在这里包下了三间客房：一间自己住，一间二十二三岁的女秘书住，一间作为洽谈业务的临时办公室。
徐淑芳在这里已经与陈先生会晤过多次了，每次都有副厂长曲秀娟在座陪同。相应地，陈先生的秘书自然也每次都在座陪同。昨天，双方终于签订了一份合同——由陈先生向百花玩具厂投资外汇三百万美元，二十年后偿还。并且在今后五年内包销百花玩具厂的出口产品。作为互惠条件，陈先生索取百分之十利润。同时签订了一份双方长期合作的“意向书”。
今天，陈先生亲自给徐淑芳打电话，希望“单独会晤”一次。她答应了。
他的秘书陈小姐在铺紫红地毯的高高的大理石台阶上迎候她。宽阔的前大厅寥寥数人分散而坐。水池中，石雕鲤鱼口喷清泉。陈小姐挽着她的手臂，引她走到水池旁一张仿古陶瓷桌旁，两人分别坐在两只鼓形凳上。
身材修长，容貌清丽的陈小姐低问：“要可可，还是要咖啡？”
她说：“要咖啡。”
于是陈小姐以优雅的手势召来穿蓝色西服衣裙头扎雪白A字巾的妙龄女侍礼貌地说：“请小姐送两杯咖啡。”
她默默掏出钱包放在桌上。
“我付钱。”陈小姐莞尔一笑。
她觉得对方那一笑并不轻松，隐隐地预感到此次“单独会晤”，将可能有什么出乎自己意料的结果，她的心理本能地处于外交周旋的机警状态。
“接受您的雅意。”她也一笑，将钱包收了起来。
片刻，女侍送来两杯咖啡，翩然离去。
陈小姐双手叠放在光滑的仿古陶瓷桌面上，注视着她的眼睛，语调缓慢而庄重地说：“徐厂长，家父邀请您来，却又没有勇气会晤您了，所以，此次与您倾心一谈的机会，就荣幸地落在我身上了。”
“家父？……”徐淑芳不禁一怔。
“我并非陈先生的秘书，而是他的女儿。”
徐淑芳满腹狐疑。
“难道，我们都姓陈这一点，丝毫也没引起您的什么猜测吗？”
徐淑芳只有摇头而已。
“您也从没注意过，我们的容貌是多么相像吗？”
徐淑芳仍摇头。
“看来您是个不习惯于对别人进行猜测的女性。”陈小姐又莞尔一笑。显然，她努力想使谈话轻松，但却分明并不能胜任愉快。
“我不认为那是文明的习惯。”徐淑芳也又一笑。她那种亦庄亦谐的语调告诉了对方，她们的努力是完全一致的。
“猜测之心使人类丢掉了许多文明。”陈小姐掏出烟，敬给徐淑芳一支。于是她们都吸烟，都仿佛欣赏地望着喷泉。
陈小姐诚挚地说：“家父特别嘱托我，请徐厂长原谅。”
徐淑芳将目光收回，望着对方笑道：“我想，在国外女儿以秘书的身份随同父亲，是不足为怪的事。”
她心中暗暗猜测对方与自己进行这次“单独会晤”的最终目的。
“家父此行，其意不在商务。”
“……”
“也不是为了寻根。”
“……”
“更非为了满足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心理。”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陈小姐是否在向我暗示，我们与令尊昨天签署的合同，隔夜之间，变成了白纸一张？这便是令尊今天邀请我来‘单独会晤’届时又没勇气见我的原因么？”百花玩具厂厂长的表情严肃了起来。而果真如此，她准备立即告辞，并且永远不想再见到那位彬彬有礼的美籍华人陈先生，尽管这陈氏父女给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不能容忍被愚弄。
“不，徐厂长的判断大错特错了。家父在商务方面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尊重合同像尊重法律一样，是家父数十年坚持的原则。那份合同永远不会是白纸一张。”对方信誓旦旦。
徐淑芳内心踏实，随即一笑，亲切地说：“我与令尊坚持的是同一原则。”她缓缓擎起杯子，小饮一口后，放下杯子问，“那么令尊驻留本市，究竟为了什么呢？”
“徐厂长，如果我请求您的话，您有耐心听完一位美籍华人家族的简要家史吗？”陈小姐也缓缓擎起杯子，啜饮一口，目光期待地望着徐淑芳。
“十分高兴。”徐淑芳轻轻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双手托腮，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谢谢。”陈小姐放下杯子，娓娓地说，“我曾祖父是华工，在美国西部铺过铁路。我曾祖母是一位美国参议员家的中国女仆，她是追随我曾祖父到西部去的。她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我祖父。我曾祖父后来死于美国西部暴徒枪下。我曾祖母便带着我祖父，经历千辛万苦，又回到了城市，做洗衣妇。我的祖父长大后，当了面包店的伙计。他的最大愿望是自己开个小小的面包店，然而直到他死时也没能实现这个野心。但是他唯一的儿子却在艰难时日读完了大学法律系，并且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那便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曾梦想成为华人大律师，甚至梦想当诗人，还出版过一本无人问津的诗集。博士学位并不能使一位中国洗衣妇的儿子在美国前程似锦。那正是美国的商业恐龙爬行无忌的时代，恰如中国目前所处的特殊时代一样。您赞同我的看法吗？……”
“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她机智地引用这句不知在哪本书中读过的话作为回答。
“那一时期的美国社会给予家父的最成功的教育，是使他懂得了面对现实，使他懂得了物质的富有是必要的。因为穷人不能自给，也不能助人。那一时期的美国，世人莫不争做生意，这一点也像目前的中国一样。科学和艺术尽管受人尊重，科学家和艺术家却有陷于穷困潦倒境况的忧虑，倘他们的发明和艺术创作不被商人们所认可的话。于是我的父亲便彻底丢掉了成为华人大律师和当诗人的梦想，而做了一名出色的推销员。父亲的推销才干渐渐受到上司的赏识，好运气从那时才开始向他招手。而当他有了一点点积蓄后，便实现我祖父的遗愿，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面包铺。那就是一位美籍华人商业之路的真正起点，一个美籍华人家族的新纪元。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虽然我的父亲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但是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却是劳苦大众，在西方，被称为‘指甲黑乎乎的人’。也就是说，我和家父都是‘指甲黑乎乎’的人的后代。我已将我们的家族史原本托出，徐厂长，希望你理解我的父亲。”
“我对令尊深表敬佩，也感激陈小姐向我讲述这些，我认为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没有比友情更好的馈赠了！您不这么认为么？”徐淑芳向陈小姐举起了杯子。
“谢谢！家父嘱我，这些是务必要告知您的。为了您对友情的理解，我替家父再向您说一句谢谢！”
她们相视而笑，象征性地碰了一下杯，各自又饮一口，同时放下。
“现在，我应该坦白回答您刚才所提的问题了。家父此行，是希望在国内幸遇一位理想女性，结为伉俪。家母在十年前去世之后，家父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孤独男人的生活，这在家父，抵御的是社会对男人的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
“我完全没有想到。”徐淑芳有些狐疑了。
陈小姐接着说：“您一定会很奇怪，家父何以万里迢迢，回到中国寻找晚年伴侣吧？连我和我的两位哥哥当初也很奇怪。可是后来我们理解父亲了。因为我的两位哥哥都早已成立了家庭，各自有了自己所爱的职业，对继承父亲的商务事业毫无兴趣。而我本人正在大学攻读文科，准备研究中国文学。在美国，一位年逾五十，并且有了三个成年子女的男人，要寻找到一位能使他再度燃起年轻人那般的生活热情，而同时又能与他的成年子女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加强他与子女们的亲情，而不是削弱这种亲情的女性，却并非那么机遇遍地。更主要的是，父亲还希望那一女性必得成为他事业上的同道。美国女性的独立精神可做世界女性，更可做中国女性的良好榜样。她们的普遍的独立意识，是连美国男子的心理如今也日益受到严重挑战的。家父对于同一双美国女性的手配合无间，弹奏出后半生的美好乐章没有信心。而在美国的华人女性中，好妻子和好参谋双任兼能，品貌称心的女性，他至今仍无幸接触到。商人传统地位的安全，如今在美国是越来越不足依恃了。对许多人而言，险象丛生。即使对比较成功如家父的人而言，竞争也使他们的个人处境变成为不安全的，孤立的，焦虑的了。《美国一日》报道，每天有近百名富翁诞生，有近百名富翁破产。新市场瞬息万变的结构，好比追射到旋转舞台之上的灯光。它照耀着谁，似乎带有命定说的意趣。而它将谁冷落在黑暗之中，并不照顾到谁昨天是不是一个好角色。我的父亲其实已竭尽全力，其实已很疲惫，不像当年那么锐气万千了……我怜悯父亲……”
百花玩具厂厂长从这最后一句话中，品味出了莫大的忧伤，她被感动了。
她不由得想：人注定是不幸的动物么？包括那些看来仿佛万事如意踌躇满志的人？也许是的吧？因为每个人总想使自己活得更好，生活便在这种永无休止的追索中变得愈加苦涩了么？
陈小姐端起了杯子。
“别喝，”她制止道，“已经凉了。”
对方像个听话的乖孩子似的，温顺地笑着放下了杯子。这时一位女侍正好从她们桌旁走过，徐淑芳叫住她说：“请换两杯咖啡。”之后凝视着对方，又说，“这两杯我付钱，好么？”
陈小姐悱然首肯。
她们喝热咖啡时，大厅里响起了优美的音乐。
陈小姐问：“是莫扎特吧？”
徐淑芳回答：“我对音乐所知甚少，几年前我还是个‘指甲黑乎乎’的女人，几乎与音乐绝缘。”
“是的，是莫扎特。”
“看来令尊的理想中人，选择甚慎，我能尽什么微弱之力么？”
“目前还只能说寻找到了而已。那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女性。对家父她富有特殊的魅力。对我她是第三次接触。她使我确信，美国女性的独立精神和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相结合，女人会和男人一道，将这个世界设计得更加美好。徐厂长，您想认识那位可亲可敬的女性吗？”陈小姐不无神秘地凝视着她。
“当然！”在陈小姐的凝视下，她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慌乱情绪。
“其实您比我和家父都更熟悉她。”
“噢？……”
“她就是您！”
“我？……”徐淑芳的身体缓缓离开了桌子，一时坐得端端正正，愣愣地瞧着陈小姐。
“家父向我谈到了第一次见到您的情形，就在这个地方，在门外，台阶下。您当时吸引他的原因，是您那么像我的母亲。真的，太像了。我刚才凝视着您时，内心里在怀念着我的母亲。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我是在努力抑制着对您亲爱的感情。”陈小姐从挎包里取出记事本，翻开来，展现一张四寸彩照，连同记事本从桌面上推向她。
照片上，一位三十余岁的容貌端庄娴雅看去面善心慈的妇人，沉静地向她微笑着，如同她自己在向她微笑。
她低声重复着说：“这太荒唐了，这太荒唐了……”差不多是用一种畏惧的目光瞧着那张照片，一副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您认为五十岁的独身男人爱上一位三十五岁的独身女性是荒唐的事么？”陈小姐凝眸注视着她问，表情和语气是同样的庄严。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你们……你和你的父亲……并不了解我……我不是任何男人的理想中人。”她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家父并非理想主义者，”陈小姐的表情和语气依然那么庄严地说，“我刚才已经讲过，美国对家父的最成功的教育之一，乃是以面对现实的冷静眼光看待人和人生。家父所谓的理想中人，不过是传统而不愚昧，贤良而又独立的女性罢了。如果连这样的一位女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世界上的男人岂不太绝望了？并且，我和家父对你的了解并没有被接触与交谈的古老方式所局限……”说着，再次拉开小巧的蛇皮挎包，取出一卷经过装订的活页纸递给徐淑芳。
徐淑芳接在手中，缓缓展开一看，竟是关于自己的一份“档案”。显然是电脑打印的。她惊讶地望了陈小姐一眼，对方含笑不语。
详看时，籍贯、出生年月日、简历、家庭背景、个人爱好、生活方式、社交风格、工作能力、健康状况、甚至包括属相和色彩偏爱……方方面面，俱列其上。却又不能不使她承认，是准确无误的。便是自己填表，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简直是联邦调査局的方式！”她用抗议的口吻说，有些生气了，将“档案”放在桌上，不满地看着陈小姐。
“您千万别生气。绝不是联邦调査局的方式，是走‘群众路线’的收获。我和家父在这座城市上上下下接触已比较广泛，其中很有些认识您或同您打过交道的人啊！还有，报上不是也介绍过您这位创业型改革型的厂长吗？这与家父无关，完全是我这位女儿出于对父亲的爱心，替父亲一点一滴收集整理的。您理应被我感动才对呀！”陈小姐言之婉婉，毫无窘色。
倒是徐淑芳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宽宏地笑了，一笑之中包含深厚理解。“可是……”
“可是什么？”
“总需要……”
“总需要互相考验么？按照中国的程序进行？第一年相互交往，第二年作为朋友，第三年公开关系，第四年结成夫妻？难道您真的相信，爱慕之心非经三四年压抑才顺理成章？”
“这……不……我倒并不这样认为。”徐淑芳在陈小姐的步步紧逼之下，一时语塞，不禁又笑了起来，但随即变得愈加庄重严肃。
“徐厂长，您大概不会不明白，那份合同，对于家父的事业，几乎等于无利可图。”
话题一谈到合同，徐淑芳的心理，马上由女人的立场转变到女厂长的立场上去了。
“今天我们之间的单独会晤，意味着是一个后决条件吗？”她敏感地反问，语气也变得强硬了，“不错，我十分明白您所指出的那一点。我方曾力主将在国外销售利润的百分之四十提取给予令尊，那在利益方面才更公正。是令尊一压再压，我们违心同意。陈小姐不是也在场的么？对此我们将力图后报。但如果我本人竟成为了一个决定性的砝码，那请转告令尊，合同可以作废。”只要对方的回答稍有逼迫性的潜词，她将当即起身离去。
“您误解了！”陈小姐摇摇头，叹了口气，“家父从不强人所难的。否则，为什么我们这次单独交谈，在合同签订之后而不是之前呢？我仅想使您进一步明白，家父对您本人所怀的爱慕之心同对您的事业的热忱关注是一致的，同样真诚的。”
徐淑芳由于自己的误解而惭愧了，她躲避开对方那诚挚的目光，望向喷泉，掩饰地伸出一只手承接喷到池外的水珠。
“如果我的话，居然不慎冒犯了您，请您原谅我。”对方仍盯着她。
“不，应该请求原谅的是我……”她内疚地望向对方，一抹愧笑浮现于唇角。
陈小姐也回报她宽宏的一笑：“徐厂长，家父很为您目前的个人处境担忧。”
“替我的个人处境担忧？”她表示出大大的诧异。
“徐厂长，您和我们之间不必相瞒了。我们从可靠人士那里获知，有关方面……”陈小姐犹豫着是否应该直言不讳，终于含蓄地说了出来，“对您这位创业型加改革型的厂长，不很信任了吧？”她的表情告诉徐淑芳，她知道的要比说出的严重得多。
徐淑芳望着对方，又是一阵发愣。她知道自己目前正受到有关方面暗中进行的审查。今天以前，仅仅是某些细微的感觉告诉她的。她甚至还没有向曲秀娟流露过。她极不愿使别人认为自己神经过敏，疑心重重。现在，陈小姐的话证实了这一点。看来她的种种的细微感觉并未欺骗她。有关方面？哪些方面？她却不甚了然了。她矢口否认地笑道：“毫无根据！”
“不是我和家父毫无根据，也许是那些人捕风捉影吧？”
“……”
“家父以他几十年所积累的辨别人的宝贵经验判断，您绝不会是那种损公肥私、受贿贪赃之人。家父嘱我转告您，他对您的品格是非常信赖的。”
徐淑芳不由垂下目光，沉默经久，口中才低低吐出两个字：“谢谢。”
她也只有“谢谢”而已。
“我们对于中国所谓改革者们的普遍命运有所了解。你们骑的是无鞍无缰驽马，局势稍有动荡，许多人便可能纷纷落马，甚至身败名裂。您……不至于认为家父替您的担忧，也是荒唐的吧？”
“谢谢。”她也只有再说“谢谢”而已。但她望着对方的那种目光，却是相当坦荡相当镇定的。她固守着她的尊严。
“这份徐淑芳女士的粗略的资料，留给您做个纪念吧！与其说它是慎重的证明，莫如说是美国式的幽默。家母的照片，也请求您哪怕暂时收下……我们已经预订了五天后的机票，如果家父枉自多情了，我们希望它五天内物归原主。不必当面送还，请寄我就是。在我们今后的来往中，家父将绝不重提这件事。家父在商业方面是铮铮硬汉，在人际方面实乃谦谦君子。您看我这当女儿的，尽说自己父亲的好话了。”陈小姐站起，收走记事本，只将照片留在桌上，矜持地向她伸出手时，瞧着照片又说，“如果五天内它没有物归原主，我和家父将会高兴无比地推迟归期。”
徐淑芳表情沉静，却心中紊乱，竟忘了礼节，没有站起，也没有回答一字，只是默默将一只手伸给了对方。陈小姐轻轻握了她的手一下，转身便走。她这才站起，一直望着陈小姐的背影，直至那个苗条身影消失在楼梯口……
她缓缓坐下，目光一落在照片上，立刻又下意识地站了起来。仿佛对于照片上那个女人太像自己，或者反过来说自己太像照片上那个女人这一事实心怀忐忑。
她一路思绪纷杂地回到了厂里。
曲秀娟一见劈头便问：“淑芳，你究竟干了些什么？！”这话问得咄咄逼人而又唐突，她不知秀娟是从何谈起，一时愣住了。
“审计局来人找我调查你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正在问你哪！他们问我何时调入厂里的？谁把我调入厂里的？谁任命我当副厂长的？工资多少？有多大权？我和你的关系如何？我们是怎样分配权力的？是以什么原则发奖金的？对你在行使职权方面或经济来源方面有没有过什么疑点？等等，等等！还要求我向你保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为什么？……为什么？”她只有自言自语的份儿。
突然她叫嚷起来：“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概不知道！不知道是谁，抓住了我什么把柄！不知道首先是哪些方面，以什么名义暗中审査我！不知道哪些人，到底要把我怎么样！也不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不知道！不知道！”她连连拍了几下桌子。
笔筒中，那只爬到竿顶的小乌龟受到震动，倏地顺着控制线绳滑落，被笔筒一口吞了。
曲秀娟一时呆住了，怔怔地望了她许久，缓缓走至她跟前，将双手轻搭在她肩头，凝视着她说：“淑芳，别生气……我才不信他们会从你身上搞出什么名堂，只不过把我弄糊涂了。”
她低下头，发出一声呜咽。然而并未哭，眼中亦无泪。她猛地扬起头说：“吃饭去！”
……
那天夜里，守门的老赵头发现一个人影在厂内徘徊，这儿站站，那儿站站，姗姗走向车间，如同幽灵。
他起了疑心，披件衣服跟踪着，接近了猛喝一声：“谁！”举起手电，一道光束射将过去。徐淑芳被光束射得以臂掩目。
“原来是厂长啊，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散散步……”她搪塞着。
“咱们这厂，如今是越来越体面啦！满院的花儿，满院的香气，我可不真成了老秋翁么！你看这夜来香偷偷地开得多娇美！厂长，我替你掐一把拿屋里插着？”老头儿说着就欲掐花。
“别，掐了多可惜！”她赶忙加以制止。
这一时刻，她内心里充满了爱，不唯是对那偷偷地开得娇美无比、馨香四溢的夜来香，而是对整个厂的情感。
她觉得她自己早已是它的一部分，而它之对于自己同样重要。
“我不走……”她喃喃地对自己说，然而那听来是动摇着的固执。
“那你就在这儿闻吧，别凉着。”老赵头儿嘟哝着离开了。
夜来香似乎将整个夜都熏香了，月光将她变了形的长长的身影投在地上。
事情势态发展得急剧而严峻，超出她的料想。
第二天上午，她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领头的是一位年近五十的精瘦女人，另外一位，是显得很结实的青年人。
“徐厂长在吗？”精瘦女人的眼光停在徐淑芳脸上。
“我就是。你们是……”
“我们是市审计局派来的，这是我们的介绍信。”说完从提包里拿出介绍信交到徐淑芳手中。
徐淑芳一边看介绍信，一边思忖，脸上很平静：“好，请坐。”看罢，为他们沏茶。“哟，还是龙井茶。我们不喝。”精瘦女人的嘴角漾起一丝冷笑。
“我自己喝。”徐淑芳点燃一支香烟，用睥睨的目光望着蜷坐在长沙发中的两个男女。
精瘦女人从提包里拿出小本，迎着徐淑芳的目光说：“徐厂长，我们审计局最近收到一些反映你问题的群众来信，有的是由报社转来的。这些问题写得都很具体，领导上让我们来和你核实一下，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不是早就洗耳恭听了吗？有什么话直说吧！”
精瘦女人和那位男青年交换了一下目光，年轻男人摊开本子准备记录。
精瘦女人干咳了一下说：“第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成为党员的？”
“怎么？审计局也过问党组织的事吗？”徐淑芳确实有些惊讶不解了。
“不，这个问题和我们下面要问的有关，请回答好了！”
“个人申请、党员介绍、支部通过、上级批准。我就这么成为党员的。”
“介绍人是谁？”
“我厂原先的会计，周德启。”
“他现在何处？”
“被判刑了。”
“什么罪？”
“贪污。”
“噢……”精瘦女人又和那位年轻人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目光，年轻人随即又往记录本上写。
“据反映，会计被捕前几天你还把他留在厂里好酒好肉款待，有这事吗？”
“实有其事。”
“为什么？”
“我已发现了他的问题，怕他自杀。”
“他贪污了那么多钱，你身为厂长说包庇重了点，但你一直把他视为亲信，起码是纵容犯罪。”
徐淑芳掐灭烟蒂，有些恼火地说：“的确，身为厂长我没能及时发现他贪污，给厂里带来经济损失，我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我多次在党内外作过检查，并引以为深刻教训，这是失察，却不是纵容，你们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现在请你回答第二个问题。你指使会计，就是这个会计吧？从本厂资金中支付给一位姓马的两万元钱？”
“对。您所说的姓马的是我厂原副厂长。这件事与会计无关，是我的决定。”
“为什么要支付给她那么大数目一笔钱？”
“不是支付给她，是支付给她的家属。这个厂是用她和我本人当年转卖自己城市户口的钱为基金办起来的。”
“多少钱？”
“她一万，我一万。”
“那为什么要支付给她的家属两万？”
“包括利息。”
对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显然心中暗暗计算，猝不及防地说：“利息没那么多吧？连五千都不到。”
她镇定地回答：“我认为对于这一笔钱理应偿还高利。”
“你代她的家属签的收据？”
“您掌握的情况很准确。”
“她的家属为何不签收据？”
“那么一大笔钱，不敢签。”
“而你敢。”
“对。我是厂长嘛！”
“照你刚才的说法，这个厂还欠着你一万元呢？”
“当然。”
“不想要了？”
“暂时不想，工资够花。”
“你工资多少？”
“二百五十元。”
“这相当于一个局级干部的工资了！”
“没横向比较过。”
“你的工人们平均工资多少？”
“各种福利费、奖金加在一起，平均每人一百六七十元。”
“你也没和他们比较过？”
“比较过，觉得我拿的工资实在不算高。”
“你这么认为？”
“我对这个厂的贡献不是我的任何一位工人所能相比的。”
“有什么根据，或者有什么人能够证明，你本人和原先那位马副厂长当年转卖自己城市户口的两万元，是全部作为建厂基金了呢？”
“我证明她，她证明我。”
“到哪儿去找她核实？”
“她死了。”
“死了？……”
“死了。”
“没有什么当年的账目可做参考吗？”
“当年创业只我们两个人，我们一商量，便决定了钱怎么花，立账是以后的事。当年我们是两个什么都不太懂，凭着股热忱干起来再说的女人。”
“那，这件事……等于没有证据、没有证人了？”
“怀疑者是会这么认为的。”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两个人同时瞪着徐淑芳。精瘦女人极为不满地说：“徐厂长，我们来是为了核实情况，你不要有抵触情绪，这无助于澄清事实解决问题嘛！”
徐淑芳微微一笑，说：“谈不上什么抵触情绪，事实即是这样！”
“这个问题我们还会调查的。下面再问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利用职权之便搞了一些不正之风？”
“什么不正之风？请讲具体点！”徐淑芳不由得激动了起来。
精瘦女人翻了翻手中的本子，说：“据群众揭发，你搞请客送礼，笼络人心；巧立名目，滥发奖金；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排除异己，打击有高等学历的技术人员，栽培亲信，任用无专业技能的人把持设计科。你是不是把一位设计科长赶走了？”
“行了！”徐淑芳从这后句话里听出点端倪来，在他们向她提问中，她心里就琢磨这个“群众”是谁？现在她明白了，这个“群众”果然是被她送瘟神般送走的原设计科长，他被轰走时，不是恶狠狠地瞪着她说“你会后悔的”吗？他果然向她身上泼污水了。
“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写材料的‘群众’是谁？”
“这个嘛，你没有必要知道。我们要保护写揭发材料的群众的权益。”
“我敢肯定，他是被我赶走的原设计科长！”徐淑芳言语颇为自信，不容欺瞒。
两位调查人面面相觑，既不否认也不肯定。
徐淑芳平缓了一下语气说：“你们为什么不调查一下这位‘群众’的情况？如果愿意你们可找厂里任何人询问。”
“我们会了解的。现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和美籍华人陈先生是什么关系？”精瘦女人单刀直入，摆出一副审判者的神情。
此言突兀，徐淑芳为之一怒，她克制地说：“怎么，对此你们也有兴趣吗？”
“不是兴趣。是工作。是职责。”
尚方宝剑在手的语气。
“请问你们究竟代表什么？”
“上边。”
对方竖起一根枯瘦的手指，往上指了指。
“我还是不明白，‘上边’是什么意思？”
“应该让你明白，我们自然会让你明白的。不需要你明白的，你没有必要明白。改革很混乱，一定得整顿。我们奉命行事，一个一个地整。先整这一类……”竖起小手指，“后整这一类……”竖起大拇指，“整个一清二楚，不整是不行的！”
对方口吻相当威严，听来非常自信。好像有了他们的存在，世事从此界线分明，朗朗乾坤，澄清万里似的。
“也包括我和陈先生的关系么？”
“当然。”
“那么让我悄悄告诉您……”她朝门口看一眼，故意装出一副门外有谁在偷听的样子，诡秘地隔着桌子向对方俯过身去。
对方也不由得向她俯过身来。
她的嘴几乎贴着对方的耳朵说：“我想和陈先生睡觉！”
对方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倏地躲避开她，意识到受了捉弄，脸气得煞白。
她表情烂漫地望着对方。
对方猛地站了起来：“今天就谈到这里！”
“欢迎再来！”
她坐着不动。只撩起目光，嘲笑地瞧着对方的脸。
此刻，她的抵触情绪已达到了挑战的地步。
那一男一女转身便走。
“我们厂里花开得正好，要不要折一束？”
“不——要！——”
门砰地关上了。
徐淑芳怔怔地望着眼前烟灰缸中被水浸湿，渐渐变黄的烟蒂，心中亦如被一股腥黄的污水浸渍。
忽然，她伏在桌上，脸掩埋臂中。
门轻轻开了。
曲秀娟同情地望着她——她双肩耸动，在无声哭泣。
“淑芳……”
“……”
曲秀娟犹豫地站在那里，几经踟蹰，退了出去……
第二天，她被通告停职反省。
曲秀娟像母亲寻找走失了的孩子，找遍全厂，各处打电话，找不到她。问司机小李，小李也不知她的去向。
“你为什么不知道她在哪儿？”曲副厂长大发脾气。
“你又没让我看着她！”司机小李同样大发脾气，他也正为此事着急。
全厂乱了套，没谁还能安心工作。
姑娘们八个一帮、十个一伙，叽叽喳喳，都说厂长如果有个好歹，非把来调查的人挠成条不可！
“老秋翁”寸步不离曲秀娟，喋喋不休：“找哇！副厂长你下令找哇！全厂人都派出去！找遍全市！”
相比之下，曲秀娟倒显得异常冷静。她相信，徐淑芳既不会去死，也不至于发疯。如此这般的不公正如果压在她自己身上，她也是完全承受得了的。不就是停职反省么？小菜儿一盘！咽得下去！她不过是想在徐淑芳需要安慰的时候，给予一些安慰罢了！倘徐淑芳真的被撤职了，副厂长她也不当了。仍去经营个体修鞋铺，当个自由民！这年头，会赚钱的自由民比当个小厂的厂长日子过得潇洒多了。
她欺骗姑娘们，说厂长已经找到了，是被陈先生父女请去了。
全厂人这才安心。但姑娘们仍替厂长愤愤不平，一边干活一边计议，有的说罢工，有的说去游行，还有的说去审计局闹去，就像上次去报社一样，七言八语，计议到下班，也没个结果。大家都窝着一口气。
那一天下午，在公园里，在碰碰车场，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使玩碰碰车和看玩碰碰车的人们都好生奇怪。她表情愀然地坐在一辆碰碰车上，却似乎根本无心加以控制，被撞来撞去，不惊不慌，不叫不笑，任而由之……
人们以为她神经不正常，或者在家受了丈夫的气，到碰碰车场上来以独特的方式宣泄。
隔日，徐淑芳出现在陈氏父女面前。
她郑重地对他们说：“我十分感激你们送给我那张珍贵的照片，我愿意永远保存它！”
那父女二人惊喜异常地相互望了一眼。
陈先生冲动地向她张开了双臂，然而扑入他怀中的并不是被停职反省的百花玩具厂厂长，是他自己的女儿。
女儿对父亲说：“爸爸，我真替你高兴！”
随后，陈小姐拥抱着徐淑芳说：“按照西方的习惯，从今往后，‘您’对于我们就是‘你’了！可能我和我的两位哥哥都将不习惯叫你母亲，但我们都会特别尊敬你，并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亲爱你！”
陈先生幸福得落泪了，连连说：“退机票！退机票……”
徐淑芳也落泪了。她内心里大受感动，却并不怎样激动。她的眼泪与陈先生的眼泪所表达的很不相同。
晚上，她来到了她的小叔子也是妹夫家中。当年的大院已不复存在，全院人家都住上了楼房。
那一天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
那一天是她的小伟的生日。
他说：“姐，你来得正巧，帮我们包饺子吧！”
有时他随着妻子叫她姐，有时妻子随着他叫她嫂子。那本是怎么叫都有理的。
于是她就洗了手，帮他们包饺子。
他们的儿子躺在床上睡着，家里很安静。
她细致地包好了几个饺子，低声说：“我要结婚了。”
他们都停了手，有些不相信，以为她在开玩笑。
“真的。”
他问：“跟什么人？”
她低下头，拿起一个饺子皮儿，一边抹馅一边说：“跟那个美籍华人陈先生，一星期后。”双手使劲一捏，捏成一个工艺品似的饺子。
一阵沉默。
妹妹问：“那，我和立伟能参加你的婚礼吗？”
她说：“当然。谁比你们更有资格？”目光却望着她的小叔子。
而他说：“我去看看水开了没有。”走出屋去了。
一会儿，他进来后，仍一言不发地擀饺子皮儿，一个饺子皮儿快被擀透明了，还擀。
“立伟，你怎么不说话？”
“我有点怕……”
“怕什么？”
“怕再也见不到嫂子了……”
“放心，嫂子还是你嫂子。我只想做陈先生的妻子，不想做美籍华人。”
他笑了。
她也笑了。
她包的饺子个个像工艺品，没有一个煮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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